第十七章 天人合一的迷思与理念 (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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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老鼠巢又立了大功。虽然中东没有北美洲那种林鼠，但是有岩狸（hyraxes）——有兔子那么大，可是像土拨鼠，令人惊讶的是，它不是啮齿类，它最亲近的亲戚是象。岩狸也会建造林鼠的那种巢。三位亚利桑那大学的科学家，在约旦先前湮没的古城佩特拉研究岩狸遗留的巢。佩特拉是古代西方文明之谜的典型。读者要是看过“印第安那·琼斯”电影系列的第三集《圣战奇兵》（1989年），应该记得肖恩·康纳利（饰演父亲）与印第安那·琼斯（哈里森·福特饰演），在佩特拉城壮观的岩墓与神殿里搜寻圣杯。任何看过佩特拉城那些镜头的人，必然会怀疑：这么一个富裕的城，怎么可能在那么荒凉的土地上建立起来？它怎么生存的？事实上，佩特拉城附近，公元前7000年就有一个新石器时代的村落，不久农耕与畜牧就出现了。纳巴泰人（Nabataean）建立的王国以佩特拉城为首都，从此佩特拉成为商业中心，控制欧洲、阿拉伯半岛与东方的贸易。这个城在罗马、拜占庭控制下，成长得更大，更富庶。但是后来这个城被放弃了，完全被世人遗忘了——到1812年才“重新发现”它的废墟。佩特拉是怎么衰落的？

佩特拉城中，每个岩狸巢里都能找到植物标本，有的高达100种：巢里发现的花粉比例，与现代栖境中的比较，就能推算岩狸活着的时候，主要的栖境特色。从岩狸巢得到的资料，佩特拉的环境退化过程，可以重现如下：

佩特拉位于干燥的地中海气候区，与洛杉矶的疏林山区并无不同。最初的植被是疏林，橡树与开心果树是主要树种。到了罗马、拜占庭时代，大部分的树都砍光了，四周环境已经退化成开阔的草原，岩狸巢里的花粉是见证：18%是树，其余的来自低矮的植物。（在现代地中海森林中，树的花粉占40%到85%；森林草原地带是18%。）到了公元900年，剩下的树有2/3消失了，那时拜占庭不再控制佩特拉一带的地区，已有几个世纪。甚至灌木、草本植物都减少了，环境转变成今天我们见到的沙漠。现在还健在的树，较低的枝叶都被山羊吃了，或者散布在羊不会接近的悬崖上，或者在山羊不能进入的小树林里。

将这些岩狸巢里找到的资料，与考古发现、文献资料合并起来，产生了下面的解释。从新石器时代起到罗马、拜占庭时代，砍伐森林的目的在于：取得农地、开辟羊的牧场、取得柴火、建材。即使新石器时代的房屋，不仅需要木材搭建，每间房屋还需要13吨柴火，制造灰泥涂敷墙壁与地板。国家兴起后，人口爆炸，加速了破坏森林、过度啃食牧场的速度。为了应付土地与城市对于水的需求，还精心设计了沟渠、管道与储水池系统，收集并储水。

拜占庭政权垮台后，农地给放弃了，人口急速下降，但是仍然居住在当地的人，必须密集放牧才能维生，因此土地继续退化。永不满足的山羊，开始侵入所有它们找得到的植被，灌木丛也好，草地也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奥斯曼土耳其政府为了建筑铁路，大量毁灭了残存的疏林带。我与许多电影迷一样，看到彩色大银幕上阿拉伯的劳伦斯（彼得·奥图饰演）率领游击队炸掉铁路的那一场戏，都非常激动。殊不知：我们目睹的，是摧毁佩特拉森林的最后一击。

今天，佩特拉荒废的土地，象征着西方文明摇篮其他地区的命运。佩特拉当年控制了世界贸易的主要路线，可是它的现代环境，不再能够供养那么一个城市。就像当年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今伊朗西南部）是超级强权波斯帝国的首都，大流士还曾与希腊争霸，而今安在哉？那些城市的废墟，以及雅典与罗马，都可供我们凭吊那些摧毁自己生存凭借的国家。地中海文明不是惟一搞生态自杀的有文字社会，中美洲的古典玛雅文明、印度河谷中的哈拉帕文明，是另外两个明显的搞出生态灾难——扩张的人口超过环境的负荷——的“候选人”。虽然文明史的发展，往往因为特定的帝王与蛮族入侵事件，走上不同轨道。可是总体来说，砍伐森林与土壤冲蚀也许是更重要的塑造人类历史的力量。

环保人士假定过去有过一个“黄金时代”，以上就是最近的发现，使那个“黄金时代”越发显得神秘。现在，让我们回到本章开头我提出的重大议题。第一，人类自古就会破坏环境的证据，是否与环保人士乐道的现代例子互相冲突？许多还未进入“工业社会”的现代族群，有“进步的”环保意识或环保措施，经常是媒体报道的焦点。当然，并不是所有物种都给消灭了，也不是所有栖境都给破坏了，所以“黄金时代”不见得一团漆黑。

我对这个怪诞问题的答案如下。没错，小规模的平权社会，只要长长久久，往往有机会演化出环保措施，因为他们有时间认识环境，明白自己的利益在哪里。另一方面，最可能破坏环境的族群，往往是移居新环境的族群（例如最早的毛利人、最初登陆复活节岛的波利尼西亚人）；或者一直在“边疆”开拓意识的族群——他们有恃无恐，把一个地方搞砸了，就“越界”探索新环境（例如最初进入新大陆的印第安人）。此外，新发明的技术，由于事先对它的潜力难以全盘掌握，也可能在人们觉悟之前导致破坏环境的后果（例如现代的新几内亚人，以霰弹枪摧毁了当地的鸽子族群）。在中央集权的国家，财富掌握在少数统治精英的手中，他们对环境、土地没有感性的知识，可能会做出破坏环境的决策。而且，有些栖境与物种特别容易受伤害，例如从来没有见过人类的陆栖鸟（如恐鸟与象鸟），或者干燥、脆弱、过于敏感的环境，例如地中海文明与美国西南的“古人”文明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兴起。

第二，我们从这些最近的考古发现，能学到什么实用的教训吗？考古学往往被当作没有社会价值的学科，所以一旦预算吃紧，就成为第一波开刀的对象。事实上，考古学研究是政府计划官员最好的顾问，物美价廉。走遍全世界，可以发现到处都在进行开发、建设，有的可能对环境造成不可挽回的冲击，过去的社会也那么干过，只不过规模较小而已。用实验的方式，确定哪一种开发方案对环境的冲击最小，我们负担得起。雇佣考古学家，评估古代社会的方案，以古证今，确保我们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到头来，也许是最省钱的做法。

我举一个例子。美国西南有一片疏林带，美国人砍伐那里的树木当柴火。美国森林管理署想要控制那里的伐木量，让森林有机会休养生息。但是。他们手边几乎没有什么资料可供准确地评估。然而，“古人”已经实验过了——可是他们误算了，结果查科峡谷的林地，过了800年还没能复原。雇佣考古学家重现，“古人”的柴火消耗量，比起重蹈覆辙、毁掉将近2600万公顷的土地，划算多了。

最后，我们要面对最困难的问题。今天，环保人士认为灭绝生物、毁坏栖境的族群犯的是道德罪过。工业社会诋毁还未进入工业时代的族群，见缝插针，不遗余力，目的在于掩饰杀害他们、谋夺土地的罪行。那么，有关恐鸟与查科峡谷植被的新发现，会不会只是以科学术语包装的种族偏见？其实我们真正想说的是：毛利人（新西兰土著）与印第安人（美洲土著）不值得我们公平对待，因为他们都是坏人——环境杀手。是吗？

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很难找到利用环境的“中庸之道”——持续利用生物资源，不造成竭泽而渔的后果。资源数量剧烈的下滑，与正常的年度动态变化，究竟如何分辨？可能不容易。更难评估的是：我们生产新资源的速率。等到衰落迹象明确了之后，即使对于应变方案众议咸同，也可能因为丧失先机，难以回天。因此，还未进入工业时代的族群，无法持续经营自己的生活环境，不能视为道德罪过，而是面对一个非常困难的生态问题，没有提出适当的解决方案——他们失败了。那些失败都是悲剧，因为他们的失败使他们的生活形态崩溃了——族群的生命丧失了。

明知故犯造成的悲剧性失败，才是道德罪过。在那一方面，我们美国人与当年的“古人”有两个重大的不同：科学知识与运用文字的能力。我们知道如何估算资源利用速率、资源恢复速率与人口数量的关系，他们不知道。我们能够阅读有关过去的生态灾难的报告，“古人”不能。不过，我们这一代继续捕猎鲸鱼，砍伐热带雨林，好像没有人读过毛利人与“古人”的往事。过去，仍然是“黄金时代”，特色是“无知”；现在是“铁器时代”，一厢情愿地视而不见。

根据这个观点，现代社会有更多的人，掌握了力量空前的破坏工具，要是重复过去自杀式的生态经营手段，是完全不能理解的。那就好像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重复放映过那一个特定的段子，对无可避免的结果，也从不知道。

雪莱的十四行诗《奥兹曼斯迪亚斯》让人同时回想起波斯波利斯、蒂卡尔、复活节岛；或许某一天它将让其他人回想起我们自己文明的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