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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物行为学者，好比得了诺贝尔奖的尼古拉斯·廷贝亨<a id="note3" href="#note3n">[3]</a>，他曾在波罗的海岸边研究鸟类迁徙；或者说我像写了《迷雾中的大猩猩》的戴安·弗西<a id="note4" href="#note4n">[4]</a>，她在卢旺达山林中观察灵长类动物。我的研究跟他们的差不多，只不过我观察的不是大猩猩，而是您商场的顾客群，您明白了吧？”
“搞环境保护的？好比尼古拉·于洛<a id="note2" href="#note2n">[2]</a>？”
他静静地盯了我一会儿。
“呃……是，也不完全是。他们是数学家、物理学家，我是动物行为学者。”
“走吧走吧，收拾您的家伙，该去哪儿去哪儿。我们这里可不是非洲，不是您游猎的地方。”
“您的观测目标呢，先生？来抢打折货的顾客？”他先是大笑，随即皱起眉头，“您到底是谁？像博达诺夫兄弟<a id="note1" href="#note1n">[1]</a>那样的大科学家？”
我又恨又恼，却不得不收起器材，离开我的“猎物”，筹划着等一会儿到地铁里去继续跟踪它。我不记得这是第几次费尽唇舌解释我的专业了，说到底保安也没错，我到底算什么人？生物学家？物理学家？心理学家？都不完全对。问题是，一个以大众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到底应该叫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