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起义都是正义的吗？ ——秦末之乱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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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并不是只有“某朝末年”才有百姓造反，也不是只有“民不聊生”的时候才会有英雄出世。百姓造反什么时候都有，什么结果都有。

因为所谓的“民不聊生”“民心思变”都是史学家的事后之言，是站在后人的角度先看到王朝灭亡的事实，再倒推出“民不聊生”的结论。身处历史之中的民间英雄们，他们可不知道自己正值可以大展宏图的“王朝末年”，还是国力尚足的“太平年间”。他们也顾不上考虑这件事，情势逼人，反了也就反了，能反出什么结果来，不试试谁也不知道。

绝大多数的结果，都是悲剧。

大多数“好汉”，不过是占了一个县城，杀了几个差役，东奔西跑在山里躲了些日子，就被官兵剿灭了。这样的人在历史上根本留不下名字，顶多在地方志或者朝廷的文件里留下一个“王二麻子”“李大胆”之类的外号，具体的来龙去脉史学家们根本不屑于记录。

少数“英雄”幸运一点儿，纠集了上千上万号弟兄，打下一两个州府，扯出了自己的旗号，甚至大言不惭地称了回皇帝，没高兴两个月也身死梦破了。这样的人或许能在史书中留下一笔，但也仅仅是一笔，如果不去读史书原文，你也不会接触到他们。

还有极少数更厉害的角色，打下半壁江山，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在群雄中笑傲过，在中原上驰骋过，但最终还是功亏一篑，成为了帝国镇压部队的功绩，或者是其他英雄的垫脚石。这样的人历史书上也不是全都能提到，只能挑其中最有名的几位提一提罢了。

为什么陈胜、吴广能掀起反秦的大旗，能席卷大秦的半壁江山？他们有什么过人之处吗？

不能说一点儿过人之处都没有，他们肯定要比一般的百姓更有领导能力，更善于鼓动百姓，要不然大泽乡好几百人，也不能让他们来当领袖。但是，他们的能力并没有超过历史上那些只占了几个县城就被剿灭的流寇。

在陈胜、吴广之前，也有很多类似的起义者，但是因为时机不对，刚冒头就被地方军镇压了。在陈胜、吴广之后，也有很多类似的起义者，同样是因为时机不对，只能投奔已有的起义军，给陈胜、吴广这样的人当将领。

陈胜、吴广能够在历史上留下名字，是因为他们起事的时候正好赶上秦政权崩溃的临界点。假如他们没有赶上，也会有其他什么张三、李四之流的赶上。到那个时候，被歌颂的人民大英雄就是张三或李四了。

所以，是历史创造了陈胜、吴广，而不是他们创造了历史。

对于陈胜、吴广的成就，常见的解释是：“得民心者得天下”。

这个话题可以详细聊一下。

我们知道有一句话叫“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儒家的史学观，认为人间万物的根本大道是“仁”，君王施仁政就可以“得民心”，得民心就得天下。君王施暴政则会“失民心”，失民心就会失天下。

这句话后半句没有问题，前面以秦帝国的崩溃为例子讲过了。

但是前半句有问题。

问题的关键，就在刚刚说过的一句话里：广大百姓的生活方式是“趋乐避苦”。在老百姓被逼到绝路的时候，“民心”的作用非常明显，决定了百姓们支持哪个政权。可是在尚有一丝活路的情况下，你再“得民心”，也很少有人愿意冒着被杀的风险放弃家园去跟你造反。百姓不在乎哪一方更正义，百姓只想苟活而已。

我们可能会有一种错误印象：以为大众总代表着进步，以为老百姓都是公正的道德审判员，自觉的站在道德水平高的统治者一边。

事实恐怕不全是这样。

否则，怎么会有鲁迅笔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麻木的中国人？

事实是，大部分百姓未必有多高的道德觉悟，只有“趋乐避苦”的人性本能（想想一开始说的那个自私的基因），正义的口号喊一喊可以；要我去牺牲？对不起，您去吧，我的命就一条，我可不去，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