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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们就失礼了。”
“请。这位太太也穿着外套进来吧。”
男人走在前面，女人跟随其后，一起进了我丈夫那间六块榻榻米大的房间。开始霉变的榻榻米、残破不堪的纸窗、斑驳的墙壁、纸面脱落露出骨架的推拉门、角落里摆着书桌和书橱，而书橱空空如也。见到如此惨淡的光景，两位客人也不禁倒抽一口冷气。
我将破旧得露出棉絮的坐垫推给他们：“榻榻米太脏了，请两位屈就一下，坐这上面吧。”随后我再次寒暄，“初次见面。我丈夫一直以来似乎给两位添了很多麻烦，而且今晚也不知何故，竟做出如此骇人之事，我真不知该如何致歉才好。无论如何，像他那样喜怒无常的人……”话到一半，一时语塞，落下泪来。
“夫人，请恕我冒昧相问，您今年贵庚？”男人毫不介意坐垫的残旧，大大咧咧地盘腿坐在上面，手肘抵住膝盖，拳头撑着下巴，向前倾着上身，对我问道。
“请问，您是指我吗？”
“是的。您丈夫应该是三十岁吧？”
“是，我……比他小四岁。”
“那也就是，二十六岁。他可真是太过分了。您还这么年轻啊。不过，想来也是，丈夫三十岁的话，确实也理应如此。只是，您实在是令人吃惊。”
“我先前也是。”女人从男人身后探出头来，“太不可思议了。有这样一位贤淑的太太相伴，何以大谷先生会如此不堪呢，是吧？”
“病了，一定是病了。以前还没那么过分，可是近来情况却越来越糟。”男人说完，深深地叹了口气。
“是这样的，夫人。”他一改语气，步入正题。
“我们夫妻俩在中野站附近经营着一家小餐馆，我们都是上州出身。您别看我现在是个正正经经的生意人，以前却是相当的不务正业，也不屑在乡下跟农民做些锱铢必较的小买卖。”
“大约二十年前，我带着老婆来了东京。最初我们在浅草的一家餐馆里做伙计，同所有人一样几经辗转辛劳，渐渐有了点积蓄。昭和十一年，我们在中野站附近租了现在的那间小房子，只有六块榻榻米大，外带一小块泥地，不瞒您说真是个狭窄邋遢的小地方。虽然餐馆开业了，但招待的都是些每顿只肯花一两元的客人，我们心里实在是没底。尽管如此，我们夫妻俩仍想着勤俭节约，踏踏实实地开好这家店。靠着勤俭节约，我们得以有余钱进到较多的烧酒和杜松子酒。那之后酒类供应开始短缺，其他的餐馆都被迫转行或是停业，但是我们家好歹把这生意坚持了下来。当然，熟客们也十分仗义，甚至有人通过关系，将某位军官的酒肴分了少许给我们。”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空袭越渐频繁。我们既没有孩子拖累，也不愿回乡避难，于是打算经营到房子被烧毁为止，一直坚守着这摊生意，最后总算是平安无事地挨到战争结束，大家都松了口气。现在我们公开地从黑市进酒来卖。总之，我们就这样挨了过来。我这般长话短说，兴许会让您觉得我们并未遭遇大风大浪，反而一路颇有些运气吧。但事实上，人生如地狱，正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当真就是这个理。每迎来一件好事，便会有成倍的坏事降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无忧无虑的日子能有一天，啊不，半天的话，那就算走运了。”
“您的丈夫大谷先生第一次来我们店里，是昭和十九年的春天。那个时候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形势还没那么严峻，不，也许那时便已经走向败局了吧。反正我们对这些事情的所谓实质或真相一概不知，都以为只要再坚持两三年，至少能跟同盟国以平等的身份议和。大谷先生初次来店里时，我记得应该是穿着久留米织造的便装，披着斗篷。不过，不只是大谷先生，那时候即便是东京街上也很少有穿防空服的人，大部分人仍是穿着平时的装束放心外出。所以，我们也没有觉得他的着装不整或是别的不妥。当时，大谷先生并非独自一人，虽然是当着夫人的面，罢了，我还是不再隐瞒，实话跟您说吧，您丈夫是由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人领着从后门悄悄进来的。”
“那段时期，临街的正门都是关闭的，用当时的流行语说叫闭门营业，只有极少数的熟客懂得从后门悄悄进来。他们也不会坐在泥地的椅子上喝酒，而是在铺着榻榻米的房间里，不开灯也不喧哗，静静地喝到醉。这是那个时期的规矩。说起那个女人，她先前在新宿的酒吧里做女招待，总是带一些大方的客人来我们店里喝酒，那些客人慢慢成为店里的熟客，这就是所谓的各行有各道，算是互惠互利吧。那女人的公寓就在附近，新宿的酒馆关闭之后她不再做女招待，但仍时常带相识的男人过来。那时候我们店里的存货也日益减少，即便是再爽快的客人，增加一个酒客对我们来说可不是件高兴事，反而是件麻烦事。只是，那之前的四五年间，她带了许多出手阔绰的客人来光顾，算是于我们有恩，对她介绍来的客人，我们都尽量好好招待。”
“所以您丈夫那时候被小秋带着从后门悄悄进来，哦，小秋就是那个女人，我们也毫不奇怪，依旧把他们请进里面的房间，奉上烧酒。那晚，大谷先生规矩地喝酒，账是小秋付的，最后两人又一同从后门离去。不知为何，那晚大谷先生沉静文雅的举止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魔鬼初次现身，会表现得那般纯真而安详吗？从那晚开始，我们的小店就被大谷先生盯上了。”
“十天后，大谷先生独自从后门进来，一下掏出一张百元纸币。哎呀，那个时候一百元可是笔大数目，比现在的两三千元还值钱。他将钱硬塞到我手里，说拜托我了，然后怯懦地笑笑。当时，我看他的样子已经喝了不少，想必夫人您也该知晓，他的酒量真是无人能及。有时我们以为他醉了，可他又突然一本正经地说出条理清晰的话来。而且他即使喝得再多，也从未醉得走路摇晃。虽说三十岁左右正值血气方刚，正是能喝酒的时候，可是酒量好到他那个程度的着实少见。那晚也是，尽管已在别处喝了不少，他仍在我们店里接连喝了十杯烧酒，自始至终都沉默寡言，我们夫妻俩与他攀谈，他也只是腼腆浅笑，或含糊不清地附和两声。突然间，他站起身来询问时间，我忙将剩下的零钱找给他，他却答称不用。我加重语气说道：‘您这样让我们很为难。’他这才笑道，那就预存在这里，他下次再来。说完就离开了。”
“夫人，自始至终，我们从他手里拿到钱真是仅此一次。从那之后，他就想尽办法骗吃骗喝。三年时间里，他一分钱都没付过，我们的酒却几乎全叫他一人喝光了，太荒谬了！”
听到这里，我竟不自觉地笑了出来。没来由地忽然间觉得可笑。我慌忙掩嘴，望向老板娘，只见她也低头笑着。随后，老板也露出一丝无可奈何的苦笑。
“唉，真是的，明明不是什么好笑的事情，可确实太过离谱，自己也忍不住想笑。说实在的，他若是能把这般厉害的能力用到正途上，当个大臣或是博士，都不在话下。不单是我们夫妻俩，据说被那人缠上骗光家财，在这冰天雪地里哭的人可不少。就说小秋吧，和大谷先生结识后不久，她原先那个不错的靠山也跑了，她自己的钱与和服也不见了，眼下正住在大杂院的一间脏屋子里过着乞丐般的生活。小秋刚认识大谷先生的时候，简直近乎无耻地向我们胡乱吹嘘。她说大谷先生的身份尊贵，是四国某位大名的分支，大谷男爵的次子，因为品行不端被赶出了家门，不过一旦他的男爵父亲去世，他就能与兄长平分家产。其次，大谷先生本身智商极高，堪称天才，二十一岁的时候就写了书，比石川啄木那位大天才写得还要出色，之后陆续又写了十余本书，年纪轻轻俨然已是日本第一大诗人。此外，他还是位大学者，从学习院高等科进入了第一高等学校，再升入帝国大学，既会德语又会法语还会什么的，哎呀，总之被小秋吹得天花乱坠，恍若神人。她所说的，倒也并非全无根据。我们向旁人打听过，也都说大谷先生是男爵的次子，是有名的诗人。这下可好，就连我家这老婆子，都一把年纪了，也跟小秋争起风来，说什么出身名门就是不同，一脸期盼大谷先生驾临的狼狈相，真叫人难以忍受。”
“现在说起那些名门望族，和平民百姓也没什么区别。可直到战争结束前，提到追求女人的手段，不外乎就是扮演被逐出家门的豪门少爷。奇怪的是，女人还就吃这一套。这还真是，用现在流行的那个词说，就是叫作奴性的东西吧。当着夫人的面这么说可能有些失礼，像我这种人，大家都会说什么老奸巨猾，而这位堪堪称得上望族的所谓四国大名的分支，还是次子，与我等又有什么地位上的差别呢？我断不会去做那种谄媚逢迎之事。可话虽如此，不知为何我就是拿那位老师没办法。每次下定决心无论他如何哀求也绝不再让他蹭酒，然而每次见到他好像被人追命一样突然而至，到了我们店里就一副安心的模样，刚下定的决心便再次动摇，忍不住又拿酒给他。其实他喝醉了也从不胡闹，若是能如期清账的话，还真是一位好客人。他从不吹嘘自己身份高贵，也不以天才之类的无聊身份自居，每次小秋那家伙在老师身旁向我们鼓吹他的伟大，他就突然岔开话题，说他只是想要钱，想要结清这里的账，一句话就冷了她的场。”
“大谷先生虽从未付过欠我们的酒钱，不过小秋却时常代付。除此之外，还有一位似乎不好让小秋知道的神秘女人，那女人似是哪家的夫人，跟大谷先生来过几次，也曾帮大谷先生付过不菲的金额。我们说到底也是商人，若非有人垫付，不管是大谷先生还是王公贵族，也没有让他一直白吃白喝的道理。尽管时不时地有人替他付钱，然而毕竟长贫难顾，我们已经蚀了大本。后来听说老师家在小金井，并且已有妻室，就想登门拜访商谈一下账款之事。我们曾向大谷先生委婉地打听府上地址，岂料他立时察觉，反而说‘我没钱就是没钱，何苦如此计较呢，闹翻脸吃亏的是你们……’诸如此类难听的话。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想至少要找到老师的家在哪里吧，于是跟踪过他两三次，不过每次都被他巧妙地摆脱了。”
“那之后，东京开始频繁遭受大空袭，有次大谷先生竟然戴着军帽闯进来，自顾自地从橱柜中取出白兰地之类的酒，站着大口喝完后，又一阵风似的离开。别说付钱了，连句话都没有。终于熬到战争结束，我们便公开从黑市进了酒肴，又在店门口挂出新的招牌布帘，顶着困难把门面做足，为了招揽顾客还雇用了一名年轻女孩。那位魔鬼老师也再次现身，但并非带着女人，而是每次都跟两三名报刊记者一同前来。用那些记者的话来说，就是军人的时代注定要过去，反倒是以前挨穷的诗人将更受追捧。大谷先生跟那些记者高谈阔论，尽说洋人名字，又讲英语，又谈哲学，全是些莫名其妙的内容。记者们正一头雾水，他便忽然起身离开，再不复返。记者们等得兴味索然，嘟囔着‘那家伙到底去哪了，我们也差不多该回去了吧’，便开始准备离开。我忙说：‘诸位请稍等，老师总是以这招遁逃，所以账还得由你们来结。’有时候那些人会老老实实地凑了钱结账离开，也有时，他们会怒气冲冲地说：‘找大谷付钱去，我们可就靠着五百元过活。’这时候我也只能答道：‘话虽如此，您知道大谷先生至今为止赊了多少账吗，若是诸位能从大谷先生手里讨回债款，不论多少，我都将其中的一半送与诸位。’记者们闻言都一脸惊愕：‘什么啊，没想到大谷竟然是这么卑劣的家伙，今后再也不同他喝酒了，我们今晚带的钱还不足百元，明天再给送过来吧，先将这个押在这里吧。’随后豪爽地脱下外套或是取出别的东西。”
“世人都说记者品行低劣，可与大谷先生比起来，却不知正直坦率了多少。大谷先生若是男爵的次子，那记者们便称得上是公爵统领了。战争结束后，大谷先生的酒量见长，面貌也渐趋凶恶，还会随口说出一些以前从来不说的下流笑话，有时甚至会突然出手殴打与他同来的记者，然后双方扭打成一团。就连我们店里雇来的那个还不到二十岁的女孩子，也不知什么时候给他骗到了手，真是把我们吓得半死，愁得手足无措，可无奈米已成炊，我们也只好忍气吞声，苦心劝说那女孩与他断绝联系，悄悄将她送回亲戚身边。”
“我向大谷先生请求，前事既往不咎，只求您以后别再来了。他竟语带威胁地说：‘你这种赚黑心钱的人也配这么说话？你们的事我可什么都知道。’翌日晚，他照旧若无其事地光临本店。想来是因为我们在战时还暗地里做着买卖，作为惩罚，我们才不得不忍受这个魔鬼。然而他今晚竟然犯下这种恶行，不管他是诗人也好老师也罢，他如今只是盗贼，他可偷走了我们五千元钱哪。平日我们进货需要钱，店里充其量只有五百、一千元的现金，不瞒您说，我们右手收进来的营业款，左手马上就拿去进货。今晚我们店里之所以会有五千元这么大一笔钱，是因为眼看年关已近，我便去几个老主顾家里收账，好容易才收到这个数目。这笔钱相当重要，若不能即时用来进货，到明年正月我们的生意就做不下去了。我老婆在里间点算清楚之后，就将这笔钱放进柜子抽屉里。那人原本独自在泥地的椅子上喝酒，似是看到了这一幕，忽然起身冲进里间，一言不发地推开我老婆，拉开抽屉，一把抓起那叠五千元钞票塞进斗篷口袋里，我们还没回过神来，他就飞快地冲出店外逃走了。我一边高喊，一边和老婆在后追赶。我也曾想，既然事已至此，不如高呼抓小偷，引来行人一同制伏他。可转念一想，大谷先生怎么说也算是熟人，那样做未免也太不留情面。于是我们决定今晚无论如何一定要跟紧大谷先生，找到他的落脚点，和他好好谈谈，请他退还那笔钱。我们只是做生意的一般人，夫妻合力才总算找到贵府，强忍怒火，好声好气地请他归还钱财，未承想，他竟然掏出刀子扬言要动武，真是岂有此理。”
不知为何，我再次感到强烈的笑意，终于忍不住笑出声来。老板娘也红着面浅笑着。我抑制不住一直笑着，虽自知对老板很是失礼，却仍是觉得莫名地可笑，笑得无法停止，直至流下眼泪。我忽然想到，丈夫在诗中所写的“文明的结果是滑稽”，说的也许就是这种心情吧。
二
无论如何，此事并非仅凭大笑便能解决。我稍加思索后，向那两位说道：“这件事我会尽力给你们一个交代，至于报警的事恳请再推后一日，明日我会亲自上门拜访。”我询问了他们家店铺在中野的详细位置，勉强征得两位的同意后，请他们暂且先回去。随后，我独自坐在房间里苦思解决办法，却没有丝毫头绪。我起身脱掉外套，钻进孩子的被窝，轻轻抚摸孩子的额头，真希望永远停留在这一刻，黎明永远不要到来。
我的父亲以前在浅草公园的葫芦池畔摆一个关东煮小摊。母亲过世得早，我与父亲相依为命住在大杂院里，小摊也是两人一起照看。那时，我现在的丈夫时不时会来光顾，后来我便瞒着父亲与他私会，直到有了身孕才被迫公开。几番吵闹折腾过后，我总算成了他名义上的妻子，当然既没有登记也没有仪式，孩子也成了私生子。他每次一出门就是三四天不回家，有时候甚至整月不归，不知他究竟在哪做了何事，每次回家都是酩酊烂醉，面色惨白，状似艰难地喘着粗气，一言不发地看着我的脸，随后竟扑簌落泪。有时会突然钻进我的被窝，身体瑟瑟发抖，紧紧抱住我说：“啊，我不行了。我好怕，我好怕啊。太可怕了！救救我！”即使睡着，他也总是说梦话、呻吟。次日清晨，他整个人如同失魂落魄一般，精神恍惚。可一转眼，他便又不见踪影，随后照例数日不归。丈夫有两三位相识已久的出版社的朋友，承蒙他们体恤，不时接济一二，我和儿子才不至于饿死。
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再一睁眼时，清晨的阳光已透过木板套窗斜射进来。我起身将一切打点妥当，然后背着儿子出门。我实在无法再默不作声地待在家里了。
我漫无目的地向车站走去，在站前的露天摊买了块糖果给儿子吃，之后心念一动，我便买了一张到吉祥寺的票，上了电车。我抓着吊环，漫不经心地看着电车天花板上垂下来的海报，忽然发现了丈夫的名字。那是某杂志的广告，丈夫在那本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弗朗索瓦·维庸》的长篇论文。我注视着弗朗索瓦·维庸这个标题和丈夫的名字，不知为何，心酸的泪水夺眶而出，那海报也模糊在氤氲泪眼中。
在吉祥寺下车之后，我背着儿子去了井之头公园。时隔多年再次故地重游，池边的杉树已被砍伐殆尽，只剩一片等待施工的空地，看似颇为悲凉。记忆中的光景已全然改变。
我把儿子从背上放下，两人在池边一张破旧的长椅上并排坐了下来，我拿出从家里带来的山芋喂给儿子吃。
“儿子，你看多漂亮的池塘呀。以前啊，这个池塘里有好多好多的小鲤鱼和小金鱼呢，可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真无趣啊。”
儿子不知在想些什么，小嘴里含满了山芋还未咽下，就兀自咯咯地笑了起来。虽是自己的孩子，可我仍觉得儿子是否太过愚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