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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这两个正在交战的国家是相似的，至少在令自己人恐惧这一点上。
透过一位审问犯人的纳粹党官之口，格罗斯曼对苏联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做出了一个最大不讳的宏观判断。原来正邪如此分明的战事，骨子里居然是两个极权体制之间的斗争。那个很懂得心战技巧的纳粹，不断逼着被俘的资深苏共党员承认，他俩其实是镜面的两端：两边都有伟大的领袖，两边都宣称自己拥占了至高无上的真理，两边都把无数人的牺牲当成实现真理的代价，两边都为此培养出了一大批最忠诚最具党性的信徒——例如坐在审讯桌两端的这两个人。
若是如此，这场仗又还有什么意义呢？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然刍狗般的士兵却不能接受自己的生命无谓，他们必须相信自己站在正义的那一边，相信自己的死亡背后别有高远的价值。所以，经历过不自由生活的军人会认为自己正在为即将到来的自由而战，只要打败眼前的德军，不只国土和民族会得到保存，甚至就连苏联也都可能会变成一个更加美好的国度。既然这是一场关乎自由及解放的战争，所以在作战交火的这一刻，他们就得亲身践行自由。所以在描写战场的章节里，格罗斯曼时时将视角沉降到沙土飞扬的地面，在一阵阵爆炸声响之间，在一串串从头上掠过的子弹丛中，使读者看见一个个士兵如何在最接近死亡的那一刹那裸呈出人的根本。
尤其是书中那有名的“6-1号楼”，红军留在斯大林格勒德占区中的最后一个据点，就好比淞沪会战当中的四行仓库，一小队战士勇敢地守住了这个残破的建筑，拼死抵挡德军火网包围。这一段故事大可谱成一曲最典型的壮烈史诗。然而格罗斯曼毕竟是格罗斯曼，他的重点不是脸谱化的英雄，而是一组各有偏好各有性格的活人。例如原本从事建筑工程的工兵队队长，他的任务从过去的修盖房子变成了拆毁敌阵当中的建筑，于是“很需要思考思考这种不寻常的转变”。步兵指挥官战前则在音乐学院学声乐，“有时他在夜里悄悄走到德国人盘踞的楼房跟前唱起来，有时唱《春天的气息，不要把我惊醒》，有时唱一段连斯基咏叹调”。这组人会在开枪和躲子弹的空当咒骂食物的贫乏，争论选择女子的关键（“我认为姑娘的胸脯是最要紧的”），乃至于“外星世界有没有苏维埃政权”等各式各样的古怪话题。说着说着，他们还会讲出一些后方“和平”世界连想都不敢想的话：“不能把人当绵羊来领导。列宁那样聪明，就连他也不懂得这一点。所以要革命，为的就是不要任何人领导人。”这座楼是前线中的前线，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看到第二天的日出，所以它反而也是全书最自由、最有生命力的世界。难怪苏军战线指挥部特地派来的政委（他们担心这个阵地的政治思想会走偏，所以命令一个政委冒着弹雨偷偷潜进指导），能在这里头发现危险的气息。曾在那座楼里和这些不正常的正常人并肩作战过的幸存士兵，则会事后慨叹：如果不认识这些人，生活还“能算是生活吗”？
不要以为格罗斯曼的战争与和平就是美化战争，挖苦和平。不，没有几个作家会比他更了解战争的无情。色彩这么丰富的“6-1号楼”竟然转眼就在地平线上消失了，没有临终遗言，也没有英雄面向镜头的最后笑容，十来二十个鲜明人物就此消失在几行不到的文字里头。这是格罗斯曼杀死他大部分角色的办法，说走就走。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那可全是行进中的漂亮生命呀？且再引一次琳达·格兰特（Linda Grant）的评语：“那是因为生命本来如此。”又或者木心先生更漂亮的一句名言：“我所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
和平也好，战争也好，在《生活与命运》里头皆是人类生存的严苛背景。斯大林与希特勒治下的和平扭曲了人性，两个体制之间的战争却变态地解放了人性，这岂不荒谬？是的，格罗斯曼的二十世纪就是这样荒谬，托尔斯泰式的“正能量”几乎没有一点存在的机会。
世界如此冷酷。一个私底下对国家政策有很多怨言的宣传人员，会在报纸评论上头指出，集体化政策之所以出现饥饿状况，是因为部分富农故意藏起粮食把自己饿死，好恶毒地抹黑国家。一个才瞎了双眼没多久的伤兵，退到后方医院，他在公共汽车站前请人帮忙登车，那些平时可能很懂得爱国爱军的平民百姓，却在车来的时刻自顾自地推挤拥上，不只不理会他，而且还把他撞倒在地上。他“用鸟叫般的声音叫喊起来。他的帽子歪到了一边，无可奈何地摇晃着棍子，他那一双瞎眼，大概也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窘境”。盲人拿棍子敲打着空中，站在那里又哭又叫。一个瞎子，就这样被大家留在这片雪地。而伤兵医院里边，一个母亲终于找到了儿子，她对着尸体小声说话，怕他着凉还替他盖好被子。所有人都对她的平静感到惊讶，却不知道这“就好像老猫找到已死的小猫，又高兴，又拿舌头舔”。一个热心善良的德国老太太在俄国住了一辈子，这时却被当做敌方间谍带走，向当局诬陷她的其实就是她的邻居，可能是为了趁机霸占她的屋子。她的邻居不只不替她说话，而且还有意无意地用开水烫伤老奶奶留下来的猫，不久之后它也死了。一个一心向上的领导最喜欢关怀工人和农民的伙食，老在他们面前严词批评工厂厂长和地方干部，指责他们不真心为民服务。他的言语通俗“接地气”，甚至偶尔带点粗话，老百姓没有不喜欢的。可是一回到办公室，他却只谈数字和指标，要求下属削减群众的生活开支，提高工厂与农场的生产力。经过无数这样的细节之后，我还用得着说集中营里的惨况吗？就提一点好了，几个纳粹高官视察刚刚落成的毒气室，顺便在那四堵白墙之间举办晚宴。桌布上是浪漫的烛火与盛着红酒的玻璃杯，他们对着美食举杯祝贺最后方案的成功，似乎后来死在里头的几百万人真是破坏世界卫生的害虫。这是一个令人喘不过气的世界，在苏式社会现实主义背景下练笔长成的格罗斯曼，冷冷地一字字刻写，犹如照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