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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托在心里说：“很明显，这种神话般的作风，这种没有官僚主义的作风，恰恰是官僚作风。为国家主要目的服务的事情，干起来就像开特别快车。官僚主义的力量有两个相反的方面：它既能阻止任何运动，又能加给运动非同寻常的速度，甚至可以飞出地球引力范围之外。”
但是他现在不再常常想起在喀山的小屋里晚间的闲谈了，就是想起来心里也泰然，他觉得马季亚罗夫也不是多么出众、多么聪明的人了。现在他不再老是担心马季亚罗夫的命运，不再老是想到卡里莫夫害怕马季亚罗夫，马季亚罗夫害怕卡里莫夫了。
一切事情不知不觉似乎变成很自然的，合情合理的。维克托过的日子成为常规。维克托渐渐习惯了这种日子。以前过的日子似乎成了例外。维克托对以前那种日子渐渐生疏了。阿尔捷列夫的看法未必对吧？
以前他一走进人事处，看到杜宾科夫看他的目光，就要生气，就要发急。可是杜宾科夫现在却成了一个又热心又和善的人。
他打电话给维克托，常说：
“我是杜宾科夫，想麻烦您。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打扰您了吧？”
他本来觉得科甫琴科是一个两面三刀、心狠手辣、见到谁害谁的阴谋家，是奉行秘密的不成文规则、丝毫不顾工作真正实质的官僚。谁知，科甫琴科也有一些完全不同的特点。他每天都要上维克托的实验室里走一走，十分平易近人，很有一副民主作风，常常和安娜·纳乌莫芙娜开开玩笑，见了人都要握手问好，有时和钳工、机械师们聊一聊，说他年轻时候就在车间里做过旋工。
维克托多年来一直不喜欢希沙科夫。有一次他应邀上希沙科夫家吃饭，希沙科夫却原来是一个十分热情好客的人，还是一个美食家，又会说俏皮话和笑话，又有上等白兰地，还是一位版画收藏家。更主要的，原来他还是维克托的理论的崇拜者。
“我胜利了。”维克托在心里说。但是他当然也明白，他取得的不是最高的胜利，跟他有关系的人改变了对他的态度，不再阻碍他，而是帮助起他来，这决不是因为他的聪明、天才或者别的什么本领征服了他们。
不过他总归是高兴的。他胜利了！
几乎每天晚上广播电台都要播送“最新消息”。苏军攻势不断扩展。维克托现在觉得，把自己生活的必然变化同战争的必然进程，同人民、军队、国家的胜利联系在一起，是很简单、很容易的了。
但是他明白，不是那么简单的，不能简单地嘲笑自己一心只想看到“这儿是斯大林，那儿也是斯大林，斯大林万岁”这种简单明了的情形。
本来他认为，行政领导人和党的活动家们就是在自己家里天天谈的也是干部的纯洁问题，天天用红笔批文件，对自己的老婆朗读《联共党史简明教程》，连做梦也要梦到暂行条例和必守法令。
维克托却一下子又看到这些人带有人情味的另一面。
党委书记拉姆斯科夫原来是一个喜欢钓鱼的人，战前他常常和妻子、儿子一起坐小船在乌拉尔的一些河上游玩。
“嘿，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他说，“黎明时候上河边去，露水亮晶晶的，河边的沙子凉丝丝的，把钓丝抖搂开来，河水还是郁郁的，毫无声息，等着你垂钓……真是人生莫大的乐事。等战争结束了，我吸收你参加钓鱼协会。”
科甫琴科有一次和维克托谈起儿科疾病。使维克托吃惊的是，他知道许多治疗佝偻病和咽峡炎的方法。原来，他除了有两个亲生的儿子以外，还收养了一个西班牙孩子。西班牙孩子常常生病，他常常自己给孩子治病。
甚至没有什么人情味的斯维琴也对维克托说起他搜集的一些仙人掌，甚至在寒冷的一九四一年冬天都没有冻死。
维克托心想：“啊，这些人实在不是多么坏。每个人都有人情味儿。”
当然维克托在内心深处也明白这些变化是怎么一回事儿，知道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变化。他不是糊涂虫，他不是犬儒主义者，他会思考。
在这些日子里他想起克雷莫夫说的他的老同志巴格良诺夫的事。巴格良诺夫原是军事检察院的侦讯长，一九三七年被捕，在一九三九年短短的别里耶夫自由化时期从劳改营里放出来，回到莫斯科。
克雷莫夫说了说巴格良诺夫那天夜里怎样从车站径直来，到他家，穿着破衬衣、破裤子，口袋里装着劳改营的释放证。那天夜里他说了不少热爱自由的话，同情所有劳改营里的人，准备今后做一个养蜂人和园林工作者。
但是，他的生活渐渐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他的腔调也渐渐变了。
克雷莫夫笑着说了说巴格良诺夫的思想怎样渐渐地、一步一步地变化。不久，他的军装发还给他了，这个时期他的想法还是符合自由主义观点的，不过他已经不像丹东那样义正词严地揭露残酷的事了。
可是终于他的劳改营释放证换成了莫斯科的居民身份证。马上就可以感觉出他想踏上黑格尔的立场：“一切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后来还了他住房，他说起话来就完全不同了，他说，在劳改营里有不少判刑的人是犯了叛国罪。后来发还了他的勋章。后来恢复了他的党籍和党龄。
恰好在这时候，克雷莫夫在党内遇到不快的事。巴格良诺夫就再也不给他打电话了。有一天克雷莫夫在外面碰到他。他从停在苏联检察院门前的一辆小汽车里走出来，军装领子上添了两个菱形的领章。那天夜里他穿着破烂衣衫、揣着释放证坐在克雷莫夫家里，说许多人无辜被判刑，说使用暴力十分荒唐，这时候才过了八个月。
“那天夜里我听了他的话，还以为他永远不再进检察院的大门了呢。”克雷莫夫冷笑说。
当然，维克托想起这件事，并且对娜佳和柳德米拉说了说，不是无缘无故的。
他对死于一九三七年的人的态度丝毫没有变。他依然害怕斯大林的残酷。
一个维克托成为成功的弃儿还是幸运儿，人们的生活不会变化；死于集体化时期的人、一九三七年被枪毙的人，不会因为某一个维克托得不得勋章和奖章，不会因为马林科夫召见他或者没有把他列入希沙科夫的邀请名单而复活。
这一切维克托十分理解，也牢牢记着。不过在这种理解和记忆中也出现了新东西……他常常对妻子说：
“有多少没出息的人呀！许多人多么怕挺起腰来做正直的人，多么容易屈服，多么容易妥协，多么卑鄙可怜。”
他有一次甚至带着责备的心情想到契贝任：
“他过分热衷于旅游和爬山运动，正是他下意识地害怕生活的复杂性；他离开研究所，则是他有意识地害怕面对我们生活中的主要问题。”
当然，他还是有所变化的，他感觉出这一点，但却不明白，究竟变化的是什么。
五十四
维克托恢复上班之后，没有在实验室里碰到过索科洛夫。在维克托来上班之前两天，索科洛夫害了肺炎。
维克托听说，索科洛夫在害病之前和希沙科夫谈妥了自己的工作问题。索科洛夫被任命为一个新组建的实验室的主任。总之，索科洛夫还是一帆风顺的。
至于索科洛夫为什么要求所领导把他调出维克托的实验室，就连无所不知的马尔科夫也不知道真正的原因。维克托听说索科洛夫要离开，也不觉得难过和惋惜。倒是一想到和他见面，和他一起工作，就觉得沉重。如果见了面，他有什么眼神，索科洛夫看不到呀。当然，他无权像以前那样老是想着朋友的妻子。他无权思恋她。他无权和她秘密约会。
如果有人向他说起类似的事，他会感到十分愤慨。因为这是欺骗妻子！欺骗朋友！可是他还在思念她，盼望和她会面。
柳德米拉已经和玛利亚恢复了来往。她们先在电话里表白了很长时间，后来见了面，又哭又各自检讨，说自己太糊涂，不应该怀疑和不信任朋友。
天啊，生活多么复杂，多么难以理解呀！玛利亚，真诚而纯洁的玛利亚却没有以真情对待柳德米拉，昧了良心！不过她这样做是为了她对他的爱情！
现在维克托很少见到玛利亚了。他所知道的有关她的事，差不多都是柳德米拉对他说的。
他听说，索科洛夫因为在战前发表的著作，被推荐为斯大林奖金备选人。他听说，索科洛夫收到英国年轻的物理学家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他听说，索科洛夫将在不久就要举行的科学院选举中被选为通讯院士。这一点是玛利亚对柳德米拉说的。他自己有时和玛利亚短时间见面，现在不谈索科洛夫了。
工作上的操心、会议、出差都不能消除他经常的苦闷，他时时盼望和她见面。柳德米拉对他说过好几次：
“我真不懂，索科洛夫为什么对你这样反感。就连玛利亚也对我解释不清楚。”
要解释是很简单的，不过玛利亚当然不能认真地向柳德米拉解释。她对丈夫说了自己对维克托的感情，已经够受的了。
这种表白永远破坏了维克托与索科洛夫的关系。她已经向丈夫保证不再跟维克托相会。玛利亚哪怕对柳德米拉露出一句，他将会很长时间对她的什么情况都不知道，不知道她在哪儿，她怎么样了。要知道，他们过去会面太少了，而且每次会面又是那样短暂！每次会面他们很少说话，只是手挽着手在街上走走，或者一声不响地在街心公园的凳子上坐坐。
在他遭遇挫折和倒霉的时候，她以特别敏锐的感情理解他所遭遇的一切。她能猜出他的思想，能猜出他的行动，甚至好像她事先能够知道他将遇到的一切。他心里越是痛苦，想见到她的愿望就越是强烈，越是迫切。他觉得，他今天的幸福就在于这种完全与充分的理解。似乎，有玛利亚和他在一起，他就很容易战胜自己的一切痛苦。他和她在一起就是幸福的。
在喀山有一天夜里他们说过话儿，在莫斯科他们在逍遥公园溜达过一次，有一次还在卡卢加大街的街心公园的凳子上坐了几分钟——说实在的，不过就是这些。而且这都是在过去。就算加上现在的事：他们通过几次电话，有几次他们在街上遇见，再加上这几次短时间的见面，他都没有对柳德米拉说。
但是他明白，他的过错和她的过错不能用他们暗地里在长凳子上坐的时间来衡量。他的过错不小：他爱她。为什么她在他的生活中占据了这样大的地盘？
他对妻子说的每一句话，都只有一半真实。每一个举动，每一瞥目光，都不由得带上了虚假成分。他有时装做漫不经心地问柳德米拉：
“喂，怎么样，你的好朋友给你来电话了吗？她怎么样？索科洛夫身体好吗？”
他听说索科洛夫一帆风顺，十分高兴。但他高兴不是因为他对索科洛夫一片好心。而是不知为什么他觉得，只要索科洛夫一切顺利，玛利亚就可以不受良心责备了。
从柳德米拉口里打听索科洛夫和玛利亚的情形，是一件很不痛快的事。这对于柳德米拉，对于玛利亚，对于他，都是一种污辱。
但是，他在和柳德米拉谈到托里亚，谈到娜佳，谈到弗拉基米罗芙娜的时候，也是真话中夹杂着假话，到处有虚假。为什么，是什么原因？他对玛利亚的感情，的的确确是他心灵、思想、心意的真实情形。为什么这种真实却产生了这么多的虚假？他知道，他一旦抛开这种感情，就会使柳德米拉，使玛利亚，使自己摆脱虚假。但是，就在他觉得应该抛开他无权享受的爱情的时刻，却有一种不安分的感情，害怕痛苦，搅乱思想，一个劲儿地劝他：“这种虚假并不是那么可怕，对谁都没有什么害处。痛苦比虚假可怕得多呢。”
有时他觉得，他会有力量、有狠心和柳德米拉离婚，拆散索科洛夫的家庭，这时他的感情就推动着他，用完全相反的方式欺骗他的思想：
“要知道，虚假是顶要不得的，还不如和柳德米拉离婚，只要不再对她说假话，也可以不再让玛利亚说假话。虚假比痛苦更可怕！”
他没有觉察，他的思想已经成为他的感情的驯顺的奴仆，感情在牵着思想走，要想走出这转来转去的圈子只有一条出路：忍痛斩断情丝，牺牲自己，而不是牺牲别人。
他对这一切想得越多，越是理不出头绪。他对玛利亚的爱情竟不是他生活中的真情，而造成他生活中的虚假，这怎么能理解，怎么能弄清楚！去年夏天他和标致的尼娜有一段浪漫史，那不是中学生的浪漫史。他和尼娜不仅是在街心公园里散散步。但是，背叛的感觉、家庭不幸的感觉、对不起柳德米拉的感觉，他却是现在才有。
他在这些事情上花费了很多心思、精力和激情，看起来，普朗克创立量子论花费的力气也不会少。有一段时间他认为，他只是因为受挫折和倒霉，才产生了这种爱情……若非如此，他不会有这样的感情……
但是他现在功成名就了，希望看到玛利亚的心情却没有减弱。
她是一种特殊气质的女子，不爱金钱、荣华和权势。她一直希望和他共度灾难、痛苦和穷困……于是他担心起来：现在他一切好转了，她会不会不再理睬他呢？
他明白，玛利亚把索科洛夫奉若神明。就这一点也使他十分难受。
也许，叶尼娅说的话是对的。像这种第二次爱情，是婚后生活多年之后产生的，它确实是精神维生素缺乏的结果。就比如老牛很喜欢舔盐，因为牛一年到头在青草、干草和树叶中找不到盐。这种精神饥饿渐渐增长，就会产生很大的力量。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啊，他可是知道自己的精神饥饿是什么滋味……玛利亚和柳德米拉太不一样了。
他的一些想法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维克托没有注意到，一些想法不是出自理智，决定他的行动的不是这些想法的正确与否。他已经不受理智的支配。他看不到玛利亚，就觉得痛苦；一想到可以见到她，就觉得幸福。
有时他想象他们会在一起永不分离，就觉得无限幸福，为什么他想到索科洛夫，不觉得良心有愧？他为什么不觉得羞惭？
是的，有什么羞惭的？不过只是在逍遥公园里走了走，在长凳上坐了坐。
啊，为什么要在长凳上坐呀！他还想和柳德米拉离婚，他还想对自己的朋友说，他爱他的妻子，他想把她夺过来。
他想起他和柳德米拉的生活中一切不好的事情。他想起柳德米拉对他的妈妈怎样不好。他想起柳德米拉不让他从劳改营回来的堂兄在家里过夜。他想起她的冷酷、粗暴、执拗、无情。
他一想起这些不好的地方，就心狠起来。要干冷酷的事，只要心狠就行。不过柳德米拉和他过了一辈子，一直和他同甘苦，共患难。柳德米拉已经白了头发。她受过许多苦。难道她光是不好的吗？要知道，多少年来他一直因为有她而感到自豪，喜欢她的正直和诚实。是的，是的，他是曾经打算干冷酷的事。
早晨，维克托正准备上班的时候，想起不久前叶尼娅来过，就想道：“叶尼娅走了，上古比雪夫去了，这样倒是好。”他想到这里，觉得不好意思起来，就在这时候柳德米拉说：
“在我们家坐牢的人当中，又增加了一个克雷莫夫。好在叶尼娅现在不在莫斯科。”
他本想责备她说这种话，但是忽然想起刚才自己所想的，就没有作声，因为他觉得，如果责备她，他就太虚伪了。
“契贝任给你来过电话。”柳德米拉说。
他看了看表。
“晚上我早点儿回来，再给他打电话吧。另外，可能我又要乘飞机上乌拉尔去。”
“要去很久吗？”
“不。只待两三天。”
他急着要走，今天是很重要的一天。
他的研究很重要，许多事情很重要，都是国家的事情，但他个人的思想似乎被反比例定律支配着，是渺小、卑微、微不足道的。
叶尼娅临走的时候，请求姐姐常到库兹涅茨桥去看看，送给克雷莫夫二百卢布。
“柳德米拉，”他说，“你应该把叶尼娅叫你转交的钱送去了，可能你已经错过了接待日期。”
他说这话，并不是因为他在为克雷莫夫和叶尼娅操心。他说这话，是因为他想到，柳德米拉这样不重视所托，可能会促使叶尼娅很快地再上莫斯科来。叶尼娅再来莫斯科，就要开始写申诉书，写信，打电话，把维克托的家变成在监狱和检察院活动的基地。
维克托明白，这些想法不仅是渺小、卑微的，也是可鄙的。他想到这里，感到不好意思，就连忙说：
“你给叶尼娅写封信，就说你和我都请她上莫斯科来。也许，她现在很需要上莫斯科来，可是没有邀请，她不好意思来。你听见吗，柳德米拉？马上就给她写！”
他说过这话之后，感到轻松了，但是他又知道，他说这番话为的是自我安慰……说来实在奇怪。当他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没人理睬，又怕房管员又怕票证处的姑娘的时候，他的头脑里想的是人生、真理、自由、上帝……那时候谁也不需要他，电话铃一连几个星期都不响，熟人在街上碰见都不和他打招呼。可是现在，当几十个人在等着他，又给他写信，又给他打电话，小汽车的喇叭在窗外轻轻响着的时候，他却再也摆脱不了一些空泛无聊的想法、卑微的烦恼、庸人的担心。不是担心说错了话，就是担心笑得不是地方，总是有一些微乎其微、庸俗无聊的想法伴随着他。
在斯大林打过电话之后，有一段时间他觉得他今后可以完全不必害怕了。可是结果他还是在害怕，只是这害怕不同了，不再是平民的害怕，而是贵族的了——可以坐汽车，可以往克里姆林宫打电话，但害怕还是害怕。
对别人的学术成就抱嫉妒的、运动员式的态度——原来似乎是不可能的，现在变成很自然的事了。他在担心：别人会不会超过他，会不会纠正他的错误？
他不太愿意和契贝任交谈，似乎没有力量进行长久的、花费力气的谈话。他还是把科学对国家的依赖关系想象得太简单。因为他确实是自由的嘛：现在谁也不认为他的理论体系是学究式的毫无意义的东西了。现在谁也不敢扼杀他的理论体系了。国家需要物理学理论。现在这一点希沙科夫明白了，巴季因也明白了。为了让马尔科夫在试验方面，让科契库罗夫在实践方面表现出他们的本事，就需要有理论家做后台。在斯大林打过电话之后，所有的人都一下子明白了这一点。怎么向契贝任解释，是斯大林的电话使他在研究中得到了自由呢？可是他为什么对于柳德米拉的缺点不能容忍了呢？可是他为什么对待希沙科夫这样和善呢？
他现在很喜欢马尔科夫。领导人的私事，一些秘密的和半秘密的情况，一些无伤大雅的手腕和非同儿戏的阴谋诡计，是否被邀参加主席团而引起的喜悦或懊恼，有谁进入某些特别名单或者在名单中没有名字——他对这一切都有了兴趣，他的的确确关心起这些事。
也许，他现在宁愿花一个晚上和马尔科夫闲扯，也不愿像在喀山那样和马季亚罗夫认真探讨。
马尔科夫极善于发现一些人的可笑之处，毫无恶意地同时又十分辛辣地嘲笑一些人的弱点。他具有文学才能，同时又是一流的科学家，也许，他是国内最有才华的物理试验工作者。
维克托已经穿好大衣，柳德米拉说：
“玛利亚昨天来过电话。”
他很快地问：
“什么事？”
显然，他的脸色都变了。
“你怎么啦？”柳德米拉问道。
“没什么，没什么。”他说着，从走廊回到房间里。
“说实在的，我也不明白，究竟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大概是科甫琴科往他们家里打过电话。总而言之，她还和以往一样替你担心，怕你又惹出什么事儿。”
“究竟怎么一回事儿？”他焦急地问道。“我真不明白。”
“我不是说了嘛，我也不明白。看样子，她是觉得在电话里说起来不方便。”
“好吧，那你就再说一遍。”他说着，解开大衣，坐到门口的一张椅子上。
柳德米拉看着他，摇了摇头。他觉得，她的眼睛带着责难和伤心的神情看着他。她好像证实他这种感觉，说：
“瞧，维克托，你说早晨给契贝任打个电话都没有时间，可是一听说玛利亚，就有时间听了……甚至还走了回来。已经不早啦。”
他侧着眼睛朝上看了看她，说：
“是的，我要迟到了。”
他走到妻子跟前，握住她的手亲了亲。她抚摩了几下他的后脑勺，轻轻地理了理他的头发。
“瞧，现在玛利亚多么重要，多么叫人感兴趣，”柳德米拉小声说，又凄然笑了笑，说，“还说她分不清巴尔扎克和福楼拜呢。”
他看了看：她的眼睛湿润了，他觉得她的嘴唇好像也在哆嗦。
他无可奈何地把两手一摊，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看。
她脸上的表情使他吃了一惊。他一面下楼一面想，如果他和柳德米拉离了婚，今后再也不见面了，那么，她脸上这种表情，这种无可奈何的、痛苦、感人，为他也为自己羞臊的表情，将永远不会从他的脑海里消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他明白，这几分钟里发生了十分重要的事，妻子让他知道，她看出了他对玛利亚·伊凡诺芙娜的爱情，他也证实了这一点……
他还知道一点。他看到玛利亚，就觉得幸福，如果他觉得他再也看不到她了，他就连气也不能喘了。
等维克托的汽车渐渐来到研究所，希沙科夫的小汽车也跟了上来，两部小汽车几乎同时在大门口停下来。
他们并肩在走廊里走着，就像刚才他们的汽车并排行驶一样。希沙科夫挽住维克托的胳膊，问道：
“就是说，您要乘飞机外出吗？”
维克托回答说：
“看样子，要出去一趟。”
“很快咱们就要永远分手了。您现在相当于一位国家元首了。”希沙科夫开玩笑说。
维克托忽然想：
“如果我问他，您爱过别人的妻子吗，他会说什么？”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希沙科夫说，“您是否得便，在两点左右上我这儿来一下？”
“到两点钟我就没有事了。遵命。”
这一天他工作很不顺利。
在实验厅里，马尔科夫不穿外衣，挽着衬衣袖子，走到维克托跟前，很起劲地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如果您有时间，等会儿我上您的办公室去。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和你说说。”
“我在两点钟要到希沙科夫那儿去，”维克托说，“您迟一点儿来吧。我也有一点儿事要和您说说。”
“您在两点钟要上希沙科夫那儿去吗？”马尔科夫反问一句，又沉思了一会儿，说：“可能我猜到了，他要找您干什么。”
五十五
希沙科夫一看到维克托，就说：
“我已经想打电话给您，提醒您呢。”
维克托看了看表。
“我觉得，我没有迟到呀。”
希沙科夫站在他面前，又肥又大，穿着讲究的灰色西服，满头银发的大脑袋。但是维克托觉得希沙科夫的眼睛里已经没有冷淡和倨傲的神气了，这是一个读了大仲马和里德的不少小说的小孩子的眼睛。
“亲爱的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今天我请您来，有一件特别的事，”希沙科夫笑着说，并且拉住维克托的手，把他拉到椅子跟前，“是一件很重大的、不太愉快的事。”
“站着谈吧，天天坐得太多了。”维克托说着，用烦闷的目光打量了一下这位肥大院士的办公室。
“咱们就来谈谈不愉快的事吧。”
“是这样的，”希沙科夫说，“在国外，主要是在英国，发动了一场卑鄙的运动。我们担负着战争的主要重担，可是英国的科学家们并不要求尽快开辟第二战场，却展开了一场极其奇怪的运动，煽动敌视我们国家的情绪。”
他看了看维克托的眼睛，维克托知道那是一种毫无掩饰的、直露的目光，那是有些人要做坏事时的目光。
“是的，是的，是的，”维克托说，“可是，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
“一场诽谤运动，”希沙科夫说，“他们公布了一份据说是我国被杀害的科学家和作家的名单，报道了因为政治问题被镇压者的离奇数字。他们怀着不可理解的，也可以说是不可告人的用心，想推翻经过侦查和判定的普列特尼奥夫和列夫医生害死马克西姆·高尔基的罪行。这一切都发表在接近政府人士的一家报纸上。”
“是的，是的，是的，”维克托一连说了三遍，“还有什么吗？”
“基本上就是这些。还提到遗传学家切特韦里科夫，组织了一个保护他的委员会。”
“希沙科夫同志，”维克托说，“可是，切特韦里科夫确实被捕了呀。”
希沙科夫耸了耸肩膀。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知道，我没有过问过保安机关的工作。不过，如果他确实被捕了，那显然是因为他犯了罪。你和我总是没有被捕呀。”
这时候巴季因和科甫琴科走进办公室。维克托明白，希沙科夫是在等他们，显然事先他已经和他们商量过了。他甚至没有对刚进来的两个人解释正在谈的是什么，只是说“请吧，请吧，两位同志，请坐”，就又接着对维克托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这些无稽之谈又传到了美国，刊登到《纽约时报》上，这自然引起苏联知识界的愤慨。”
“当然啦，不可能不愤慨。”科甫琴科用十分亲切的目光看着维克托的眼睛，说。
他那栗色眼睛的眼神是那样亲热，以至于维克托很自然地产生的一种想法也说不出口了：“苏联知识分子根本就看不到《纽约时报》，怎么会愤慨呢？”
维克托耸了耸肩膀，嗯了两声，这些动作可以被理解为他赞同希沙科夫和科甫琴科的说法。
“很自然，”希沙科夫说，“在我们知识界出现了一种愿望，对这种卑鄙的诽谤给予应有的回击。我们起草了一份文件。”
“哼，你什么也没有起草，是别人起草的。”维克托在心里说。
希沙科夫又说：
“这份文件是用书信的形式。”
这时巴季因小声说：
“我看过这份文件，写得很好，写的都是应该说的话。签名的人不要多，应该是我国最大的一些科学家，具有全欧洲和全世界名望的。”
维克托一听到希沙科夫开头的几句话，就明白了谈话的目的。他只是不知道希沙科夫究竟要他干什么：在学术委员会会议上发言，写文章，还是参与发表声明？现在他明白了：要他在公开信上签名。
恶心的感觉向他袭来。他像在那一次要他检讨的会议之前那样，又感觉到自己的可怜而卑贱的实质。
有几百万吨岩石就要朝他的头上压下来……普列特尼奥夫教授呀！维克托立即想起《真理报》上报道一个女人歇斯底里地控诉这位老医生进行肮脏活动的文章。
如往常一样，报纸刊登的事就成了事实。显然，读了不少托尔斯泰、契诃夫和柯罗连科的书，使人们养成了对俄罗斯文字几乎奉若神明的态度。但是终于有一天，维克托清清楚楚看出来，报纸在说谎，普列特尼奥夫教授受到了诽谤。
过了不久，普列特尼奥夫和克里姆林医院的著名内科医生列文就被捕，并且供认害死了马克西姆·高尔基。
三个人都望着维克托。他们的目光是亲切、和蔼、充满信心的。他是自己人嘛。希沙科夫已经像兄弟般地承认了他的著作的伟大意义。科甫琴科也把他看得很高。巴季因的眼睛好像在说：“是的，我对您做的事情原来是很反感的。但是我错了。我不懂。党已经纠正了我的错误。”科甫琴科打开红色公文夹，把打字机打好的公开信递给维克托。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他说，“应该告诉您，英国人和美国人发动的这场运动，是直接为法西斯效劳的。可能这是第五纵队的间谍策动的。”
巴季因插话说：
“干吗还要向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进行宣传？他和咱们都一样，有一颗苏联爱国者的心。”
“当然，”希沙科夫说，“正是这样。”
“谁又能怀疑这一点呢？”科甫琴科说。
“是的，是的，是的。”维克托说。
最奇怪的是，这几个人不久前对他又鄙视又不放心，现在却对他又信任又亲热，这种信任和亲热显然极其自然，而且他虽然一直记着他们对他的残酷，却很自然地接受了他们的友好感情。
就是这种友情和信任束缚着他，剥夺了他的力量。
假如他们大声呵斥他，用脚踢他，打他，也许他会大吼起来，会刚强些的……
斯大林和他通过电话。现在和他坐在一起的几个人都记得这一点。
可是，天啊，他们要他签名的这封信多么可怕呀。这封信关系到多么可怕的事呀。
他实在无法相信普列特尼奥夫教授和列文大夫会杀害伟大的高尔基。他妈妈来莫斯科的时候找列文看过病，柳德米拉更是常常在他那儿治病，他是一个很聪明、很细心、很和善的人。诬陷这样两位医生的人，有多么残忍？
这种诬陷是中世纪黑暗的再现。医生竟成了杀人犯！医生竟害死伟大的作家，害死最后一位俄罗斯文学大师。谁需要这种血腥的诬陷？这是迫害异己，是宗教审判的火堆，就像杀害异教徒，又是烟，又是恶臭，像烧开的焦油。这一切怎么能和列宁，和社会主义建设，和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相联系呢？
他拿起公开信的第一页。
希沙科夫问他，站着是不是舒服，光线行不行，是不是坐到椅子上？不用，不用，很舒服，谢谢。他看得很慢。把一个一个的字塞进脑子，脑子却不能吸收，就像要把沙子塞进苹果里。他看到：
“你们袒护人类的败类和不肖之徒、玷辱了崇高的医生称号的普列特尼奥夫和列文，是在助长法西斯仇恨人类的思想。”
他又看到：
“苏联人民英勇地在同法西斯进行战斗，是法西斯在用新的形式推行中世纪的迫害异己、民族大洗劫、宗教审判的火刑、刑讯和拷打。”
我的天啊，怎么能不叫人发疯呀。
他又往下看：
“我们的子弟在斯大林格勒流的血，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你们却有意无意地在袒护第五纵队的间谍……”
是的，是的，是的。
“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受到人民和政府的无比爱护和关怀，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们在这儿说话，不妨碍您吧？”
“不，不，没关系。”维克托说。他心里想：“有些人很幸运，或者能够开开玩笑把事情敷衍过去，或者这会儿正在别墅里度假，或者在生病，或者……”
科甫琴科说：
“我听说，斯大林同志知道这封信，很赞成我们科学家的这一行动。”
“所以才要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签名呢……”巴季因说。
维克托感到苦恼，感到厌恶，感到自己就要屈服。他感触到伟大国家的亲切气息，他没有力量投身寒冷的黑渊……今天他没有，实在没有力量。使他就范的不是恐惧，而是另外一种消磨力量的温顺感情。
人是多么奇怪、多么令人吃惊的造物呀！他有力量去死，却没有足够的力量拒绝甜饼和冰糖。
如果有一只手抚摩你的头，拍你的肩膀，那手就成了无敌的手，你再也无力把它推开。
胡说，为什么要诬蔑自己？他要甜饼和冰糖干什么？他对生活条件和物质享受一直很平淡。他的见解、他的著作、他一生最珍贵的东西在反法西斯战争时期成为有用的、可贵的。这确实就是幸福！
而且，说实在的，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呢？他们都在预审中承认了呀。他们在法庭上也供认了。他们已经承认害死了伟大的作家，怎么能相信他们无罪？
拒绝在公开信上签名吗？那就是同情杀害高尔基的凶手！不，不可能。怀疑他们招供的真实性吗？就是说，那是强迫的！可是强迫一个正直而善良的知识分子承认自己是雇佣的杀人凶手并因而换得死刑和可耻的名声，只有用拷打的办法。然而，这样的怀疑，即使有一丝一毫，那也是神经错乱。
不过，在这种卑劣的信上签名，那是令人厌恶，令人作呕的。在他的头脑中出现了一些话和对这些话的回答……
“同志们，我有病，我的冠状动脉痉挛。”
“胡说，想借口生病来逃避呢，您脸上的气色挺好嘛。”
“同志们，干吗要我签名，我只是在很小的专家圈子里有些名气，国外很少有人知道我。”
“胡说！（听到这个“胡说”十分快活）都知道您，还不光是知道呢！而且没有您的签名，这信就没有意义，也无法让斯大林同志看，他会问：为什么没有施特鲁姆的签名？”
“同志们，我直截了当对你们说吧，我觉得某些说法不够妥当，会给我们整个科学界造成不好的影响。”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请，请，请您提出具体意见，我们很高兴修改您认为不妥当的说法。”
“同志们，要理解我的意思，比如，你们在这儿写的：人民的敌人巴别尔，人民的敌人、作家皮利尼亚克，人民的敌人瓦维洛夫院士，人民的敌人、演员梅耶霍德……不过我是一个物理学家，数学家，是从事理论研究的，有些人认为我精神失常，因为我研究的领域太抽象。说实在的，我是不够格的，最好还是不提这些人吧，因为这些事我一点儿也不明白。”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不要客气吧。您十分善于分析政治问题，您的逻辑性很强，您该记得，有多少次您说到政治方面的问题，说得何等深刻呀。”
“啊，天呀！你们要知道，我还有良心呀，我很痛心，我很难过，再说，也不是非我不可，为什么非要我签名不行，我太痛苦了，让我的良心享受一点儿安宁吧。”
可是马上又变得软弱无力，不由自主，出现了喂饱了和受宠的牲畜那种驯顺的感情，怕生活又受到新的摧残，怕又一次担惊受怕。
这是怎么回事儿？又要把自己放到大家的对立面？又要冷清孤单？应该认真对待生活了。他已经得到连想也不敢想的东西。他现在能自由地从事自己的研究，受到无比的关怀与照顾。而且他也没有祈求，没有检讨。他是胜利者！他还要什么呢？斯大林都亲自给他打了电话呀！
“同志们，这事关系重大，我希望多少想一想，最好等明天再决定。”他又在心中说。
他马上又想象到：这样他会一夜不眠，痛苦，焦虑，犹豫不决，突然下决心，又因为下了决心而害怕，又犹豫不决，又下决心。这一切折腾起人来，就像凶恶、无情的疟疾。是他自己要把这种折磨延长若干小时。他已经没有力气了。快点儿，快点儿，快点儿吧。
他掏出自来水笔。
他马上看出来，希沙科夫看到他这个顶不随和的人今天这样随和，都惊愕得发了呆。
整整一天维克托没有进行研究。谁也没打搅他，谁也没给他打电话。是他自己不能进行研究。他不能进行研究，是因为这一天他觉得研究工作枯燥、空洞、毫无意思。
有哪些人在公开信上签了名？契贝任签名吗？约费签过名吗？克雷洛夫是否签过名？曼德尔施塔姆呢？他真想躲到什么人背后去。不过，拒绝签名是不可能的。那就等于自杀。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也可以拒绝嘛。不，不，都有道理。因为谁也没有威胁他。如果他是因为像畜生一样害怕而签了名，那倒是轻松些。可是他签名不是因为害怕呀。是因为有一种愚昧、令人恶心的驯顺感情。
维克托把安娜·斯捷潘诺夫娜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来，请她明天把新设备上进行的试验的一组胶片洗出来。
她记下来了，却依然坐着没有走。
他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看她。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她说，“我以前认为，言语是表达不出心情的，可是现在我想说说：您可明白，您的所作所为对于我和其他一些人有什么样的意义？这对于人们来说，比一切伟大的发明都重要。就因为您活在世界上，一想到这一点，心里就觉得幸福。您可知道，钳工们、清洁工和门卫人员是怎么说您的？都说您是一个正派人。我多次想上您家里去，可是我怕。您要知道，我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一想到您，心里就觉得轻松，觉得安宁。谢谢您，就因为有您。您是人！”
他什么也没有来得及说，她就很快地走出了办公室。他想跑到街上去，狂跑，狂叫……因为他太痛心，太羞愧。不过，痛心和羞愧还不止这些，这只是开头。快到下班的时候，电话铃响起来。
“您听出来了吗？”
天啊，还问他是不是听出来呢。不仅是耳朵，就连握着话筒、顿时紧张起来的手指头也听出这声音了。这是玛利亚又在他最难受的时刻出现了。
“我是在公用电话亭子里打电话，声音很不清楚，”玛利亚说，“我丈夫身体好些了，我现在时间多一些了。如果可以的话，明天八点钟还上那个街心公园来。”
她忽然说：
“我亲爱的，我的心上人！我真替您担心呀。有人带着一封公开信上我家来，噢，您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吧？我相信，这是您，是您的刚强帮助我丈夫顶住了，我们一切都还平平安安。可是我马上想到，您这一下子要惹出麻烦来了。您性格那样倔强，有时候别人会碰一个疙瘩，您就会碰得粉身碎骨。”
他挂起话筒，用两手把脸捂住。他已经明白自己处境之可怕：今天不是敌人在残酷地折磨他。是亲近的一些人在折磨他，用的刑具是他们对他的无比信任。
他回到家里，连大衣也没有脱，就给契贝任打电话。柳德米拉站在他面前，他在拨契贝任家的电话号码，他相信，断然相信，他的朋友和老师也会因为喜欢他，使他受到无情的创伤。他急急匆匆，甚至来不及对柳德米拉说说在公开信上签名的事。天啊，柳德米拉的头发白得多么快呀。是的，是的，真不应该，不能再让她伤心了！
“好消息不少，都看到战报，”契贝任说，“不过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噢，今天我和几位可敬的人士吵了一场。您可听说一封什么公开信了吗？”
维克托舔了舔发燥的嘴唇，说：
“是的，听说一点点儿。”
“好啦，好啦，我明白，这种事儿不好在电话里说，等您回来之后，咱们见了面再说说吧。”契贝任说。
嗯，好吧，好吧，不过，还有娜佳，她马上也要回来了。天啊，天啊，他干的是什么事……
五十六
夜里，维克托睡不着。他心里太痛苦了。这种可怕的苦恼是从哪儿来的？真是沉重的负担，沉重的负担。还胜利者呢！
他在害怕房管所的普通办事员的时候，比现在要刚强些，自由些。今天他甚至都不敢进行争论，不敢表示怀疑。他成为胜利者之后，便失去了心意的自由。他怎么好意思见契贝任呀？也许，他见了契贝任会泰然自若，就像他回到研究所那一天许多快快活活、亲亲热热迎接他的一些人那样？
这一夜他想到的一切，都使他伤心，使他难过，使他不得安宁。他的笑、他的动作表情、他的行动都和他自己格格不入，都和他作对。今天晚上娜佳的眼睛里有一种怜悯和憎恶的神情。
只有经常使他气愤、经常顶撞他的柳德米拉听他说过以后，马上就说：
“维克托，不应该难过。我觉得你最聪明，最实在。既然你已经这样做了，就是说，应该这样。”
为什么他现在愿意承认一切、肯定一切呢？为什么不久前他不能容忍的事现在可以容忍了呢？不论和他谈什么，他都用乐观的态度看待。
军事上的胜利与他个人命运的转折是一致的。他看到军队的强大、国家的强盛、前途的光明。为什么他今天觉得马季亚罗夫的一些说法如此浅薄无味？
在他被抛出研究所，他拒绝检讨的那一天，他心里有多么坦然，多么轻松。在那些日子里，亲人就是他的莫大幸福：柳德米拉、娜佳、契贝任、叶尼娅……啊，见了玛利亚，他对她怎么说呢？他一向那样瞧不起胆小的索科洛夫，瞧不起他的顺从和听话。可是今天呢？他怕去想母亲，他在她面前有愧。他很怕再拿起她最后一封信。他又害怕又苦恼地了解到，他已经无力保卫自己的灵魂，无法使灵魂不受侵蚀。他本身正在滋长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渐渐使他成为奴隶。
他干了很卑鄙的事！他看着许多不幸的、血肉模糊的人软弱无力地倒下去，他还要朝他们投石头。
因为揪心的痛苦，因为剧烈的折磨，他的额头上渗出了汗珠。
他有什么理由感到自负？他有什么权利在别人面前夸耀自己的纯洁和勇气？他有什么权利评论别人，不原谅别人的弱点？
渺小的人和高尚的人都有不足之处。他们的区别在于：渺小的人做了好事，就要夸耀一辈子；高尚的人做了好事，一点也不注意，而长期记在心里的是他所做的坏事。
可是他却常常夸耀自己的勇敢和正直，讥笑别人的软弱和怯懦。可是现在他把很多人出卖了。他鄙视自己，他为自己感到羞臊。他的家，他的光明和温暖，都化为灰烬，化为齑粉。
他和契贝任的友谊、对女儿的疼爱、对妻子的感情、对玛利亚的无希望的爱情、他个人的幸福与不幸、他的著作、他的心爱的科学、他对母亲的爱和对她的悼念——一齐从他的心中消失了。
他为什么要犯这样可怕的罪过？世界上的一切与他所失去的东西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不论是从太平洋岸直到黑海岸的辽阔大国，还是科学，与一个小小人物的正直与纯洁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
他清楚地看到，现在还不晚，他还有力量抬起头来，做自己的母亲的好儿子。
他不想寻求安慰，不想为自己辩护。就让他所做的这件卑鄙下贱的坏事永远成为对他的责难吧。让他终生时时刻刻记着吧。一个人应该不是一心想着去干什么大事，不是要以这样的大事作为骄傲和夸耀的资本。不是，不是，不是！
年复一年，每天，每时每刻都需要进行斗争，保卫自己做人的权利，保持纯洁与善良的权利。在这种斗争中既不需要骄傲，也不需要虚荣，需要的只有搏斗。如果在可怕的时期出现了毫无希望的时刻，一个人就不应该怕死，如果还想做一个人的话，就不应该怕。
“好吧，咱们就试试吧，”他说，“也许，我还有足够的力量。妈妈，妈妈，这是你的力量。”
五十七
卢比扬卡附近村庄里的一个又一个夜晚……
克雷莫夫被审讯之后，躺在床上，呻吟着，想着，和卡茨涅林鲍肯说着话儿。
原来克雷莫夫觉得布哈林和雷科夫的招供、加米涅夫和季诺维耶夫的招供、托洛茨基派、右倾或左倾中央的案件过程、布勃诺夫和穆拉洛夫以及什里亚普尼科夫的遭遇都是不可思议的，现在他觉得都是可以想象的了。从革命的活的机体上把皮撕下来，新时期想用革命的皮来打扮自己，而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带血的肌肉和热腾腾的心肝抛进垃圾堆里，因为新时期不需要这些。需要的只是革命的皮，所以把这张皮从活人身上剥下来。披上革命的皮的人便说起革命的话，做起革命的动作，但是脑子、肺、肝、眼睛却是另外一种人的。
斯大林！伟大的斯大林！也许，最有权势的一些人正是最没有主见的人。是时代和环境的奴隶，是当今的驯服而恭顺的奴仆，见到新时期来了，就恭恭敬敬地打开大门。
是的，是的，是的……见了新时期不低头的人，就要进垃圾堆。
现在他知道是怎样摧毁一个人了。搜身，剪掉纽扣，拿走眼镜，这样使一个人产生身体不值钱的感觉。到了侦讯室里，一个人会感到自己参加革命、参加国内战争根本不算什么，自己的知识和自己的工作更是不值一提。就是说，这是第二步：叫你知道不仅是身体不值钱。
而对于那些坚持继续做人的人，就进行百般折磨，一直要把人的体力和精力都弄垮，使人服服帖帖，毫无反抗之力，直到使人既不盼望正义，又不盼望自由，也不盼望安宁，只是盼望早日了结已经使人十分痛恨的人生。
审讯工作几乎总是取胜的过程，就在于肉体的人和精神的人是一致的。精神和肉体是互相沟通的，进攻的一方只要击溃和突破人的肉体防线，就能使机动兵力进入突破口，控制精神，迫使人无条件投降。
他没有力量想这一切，也没有力量不想这一切。究竟是谁出卖他？谁密告他？谁诬陷他？他觉得他现在对这个问题没有多大兴趣了。
他一向自以为得意的，是他能使自己的生活服从理性。可是现在不是这样了。理性说，他和托洛茨基的谈话情形是叶尼娅告密的。可是他现在整个的生活、他和侦讯员周旋、他还能够呼吸、他依然是克雷莫夫同志，其支撑点就是相信叶尼娅不可能干这种事。有一小会儿他竟会对此失去信心，他都感到奇怪。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使他不相信叶尼娅。尽管他知道，除了叶尼娅，谁也不知道他和托洛茨基的谈话，尽管他知道女人容易变心，女人是软弱的，尽管他知道叶尼娅已经扔掉他，在他一生最艰难的时候离开了他，他还是相信。
他把审讯的经过对卡茨涅林鲍肯说了说，但是只字未提这件事。
卡茨涅林鲍肯现在不开玩笑，也不扮鬼脸了。
确实克雷莫夫没有把他看错。他是很聪明的。但是他说的一切都很可怕、很奇怪。有时候克雷莫夫觉得，把这个老肃反工作人员关进内部监狱，没有什么不应该的。不可能不这样。有时克雷莫夫觉得他是一个疯子。
这是国家保安机关的诗人和歌手。
他有一次用赞赏的口气对克雷莫夫说，上次开党代会上，休息的时候斯大林问叶若夫，为什么他在执行肃反政策上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张皇失措的叶若夫回答说，他是执行斯大林的直接指示的，斯大林就对着围住他的代表们很忧郁地说：“这也是一名党员说的。”
他还说了说亚戈达遇到的可怕的事……
他还说起肃反部门的一些大人物，他们懂得伏尔泰，知道拉伯雷，敬仰魏尔兰，当年都在这座日夜不眠的大房子里做过领导工作。
他还说过一个在莫斯科干了多年刽子手的一个很可爱、很老实的拉脱维亚老头子，这个老头子在行刑的时候，常常要求把就刑的人的衣服脱下来，交给保育院。他又说了另一个行刑者的事。那个人日日夜夜地喝酒，没有活儿干就十分苦闷，在没有派到他杀人的时候，他就到莫斯科附近的国营农场去杀猪，把猪血装在瓶子里带回来，说是医生叫他喝猪血治贫血病。
他向他描述，在一九三七年每天夜里怎样对判定所谓剥夺通信自由的人执行死刑，夜里莫斯科焚尸炉的烟囱怎样冒浓烟，被动员参加行刑和抬运尸体的共青团员们怎样一个个疯了。
他说了说怎样审讯布哈林，加米涅夫多么倔强。有一天夜里他和克雷莫夫一直谈到天亮。
这天夜里，这名肃反工作人员发展和丰富了他的理论。
卡茨涅林鲍肯对克雷莫夫描述了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弗伦克尔的不寻常遭遇。弗伦克尔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初期在奥德萨建立了发动机工厂。在二十年代中期他被逮捕并被押送到索洛韦茨基群岛上。他在索洛韦茨基劳改营里的时候，向斯大林提供了一份天才的方案。这个老肃反工作人员在这里用的字眼儿就是“天才的”。
他在这份方案中用大量经济学和技术方面的数据论证了如何利用成千上万的犯人修建道路、堤坝、水电站，开凿运河。
这位被囚禁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便成了克格勃的中将，因为当家的十分看重他的想法。
二十世纪忽然闯入简单劳动时期，这种被神圣化的劳动实际是囚犯连队的劳动和旧式的苦役劳动，是锹、镐、斧头和锯子的劳动。
劳改营世界也开始吸收现代文明，也使用电力机车、自动升降机、推土机、电锯、涡轮机、割矿机、大量的汽车和拖拉机。劳改营世界装备了运输和联络飞机、无线电联络和通讯系统、自动车床、现代化的选矿系统。劳改营世界设计、规划、建造矿井、工厂、新的海洋、宏伟的水电站。
劳改营世界发展十分迅速，并存的旧的苦役式劳动显得很可笑，很好玩儿，就像孩子们的拼图方块。
但是，卡茨涅林鲍肯说，劳改营还是跟不上现实的发展，因为现实不断地向劳改营提供人力。有许多学者和专家还是派不上用场，他们和技术与医务没有任何关系……
有一些全世界知名的历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文学评论家、地理学家、世界美术研究专家、研究梵文和古凯尔特语的学者，在劳改营系统都派不上什么用场。劳改营的发展还不够，还不能利用这些人的特长。他们干的是粗活儿，或者在事务工作方面和文教科做一些所谓笨活儿，或者在残废营里闲待着，根本无法运用他们的知识，他们的知识往往是极其渊博的，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全世界都得到极高的评价。
克雷莫夫听着卡茨涅林鲍肯不停地说，就好像一位学者在介绍自己一生的主要事业。他不仅是歌颂和赞美。他还是个研究者。他进行比较，揭示缺点和矛盾，联系，对照。
在劳改营外面也存在着缺陷，当然，其形式是不那样明显的。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少人做的不是他们能做的工作，不是发挥其所长，在各个大学、各个编辑部、科学院各研究所都有这类现象。
卡茨涅林鲍肯说，在劳改营里，刑事犯统治着政治犯。刑事犯又霸道，又野蛮，又懒惰，又贪财，动不动就不要命地打架、抢夺，阻碍着劳改营劳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发展。他接着说，就是在劳改营铁丝网里面，科学家和著名文化界人士的工作也要由不学无术、无能和见识短浅的人领导。劳改营好像是外面社会的扩大而加强的映像。不过铁丝网内外的现实不是相反的，而是符合对称定律的。
他接着又说起来，不过不是像一位歌手，也不像一位思想家，而是像一位预言家了。
如果勇敢而连续不断地推进劳改营制度的发展，排除阻力和缺陷，这种发展必将导致界线的消灭。劳改营就会同外面的社会融为一体。这种融合，这样消灭了劳改营与外面社会的对立，就是伟大原则的成熟和胜利。劳改营制度虽然有种种缺陷，但也有一个起决定作用的优点。只有在劳改营里，最高原则，也就是理性，能够毫不掩饰地反对个人自由原则。理性可以使劳改营高度发展，高度发展就可以创造条件使其自我消灭，与乡村和城市的生活融为一体。
卡茨涅林鲍肯担任过劳改营设计院的领导。他认为，科学家和工程师们能够在劳改营的条件下解决最复杂的问题。他们能够解决世界科学技术思想方面的任何问题。只要能很好地领导他们，为他们创造较好的物质条件就行。有一种古老的说法，说是没有自由就没有科学，是完全不可信的。
“等到两方面水平接近了，”他说，“我们就可以宣布铁丝网里面和外面的生活相等了，就用不着关押人了，我们就不必再发逮捕证了。我们只建立监狱和政治隔离所，文教处就可以对付任何不合常规的人。到那时候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太平局面。”
取消劳改营将是人道主义的胜利。同时所谓个人自由这种乱七八糟的、原始的、穴居时代的原则在这之后也不会占上风，不会猖獗起来。相反，这种原则倒是可以完全消除。
在沉默了很久之后，他又说，也许，几百年之后，这种制度会自行消灭，在这种制度自行消灭过程中，渐渐产生民主和个人自由。
“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存在的，”他说，“但是我不希望生活在那样的时代。”
克雷莫夫对他说：
“您的一些想法是极不正常的。据说，一些精神病医生在精神病医院里工作时间久了，自己的精神也会不正常。请原谅我这样说。不过，您在这里面待得太久，不是没有影响的。卡茨涅林鲍肯同志，您把保安机关看成了上帝。确实应该把您撤换下来。”
卡茨涅林鲍肯很和善地点了点头，说：
“是的，我相信上帝。我是一个信神的愚昧的老头子。每一个时代都要依照自己的面貌创造一个上帝。保安机关是明智和强有力的，保安机关统治着二十世纪的人类。过去这样的力量，人类曾经奉若神明的力量，就是地震、雷电、森林大火。现在不光是把我关起来，而且把您也关起来了。也应该把您给撤换了。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究竟是您说得对，还是我说得对。”
“可是德列林克老头子现在回去了，回劳改营去了。”克雷莫夫说。
他知道这话会引起反应的。果然，卡茨涅林鲍肯说：
“就是这个可恶的老头子搅乱了我的信仰。”
五十八
克雷莫夫听到声音不高的说话声：
“刚才广播说，我军击溃了斯大林格勒的德国集团军群，好像把保卢斯抓住了，说实话，我没有听清楚。”
克雷莫夫叫喊起来，挣扎起来，两脚在地上乱动，想走到穿棉军装和毡靴的人群中去……人群的那种亲切的嚷嚷声淹没了旁边正在进行的不高的谈话声；格列科夫从斯大林格勒的瓦砾堆里摇摇晃晃地朝着克雷莫夫走来。
医生抓住克雷莫夫的手，说：
“应该休息一下……再注射一针樟脑剂，脉搏每跳四下都要停一下。”
克雷莫夫把咸咸的一团东西吞下去，说：
“没什么，继续进行吧，医生认为没有关系嘛，我反正不招认。”
“你会招认的，你会招认的，”侦讯员用工厂老技师那种和善而自信的口吻说，“有许多比您更硬的人都招认了。”
这第二次审讯过了三个昼夜之后结束了。克雷莫夫又回到囚室里。
值班守卫把一个白布包着的小包放到他身边。
“喂，犯人，请在转交单据上签个名。”他说。
克雷莫夫看了看转交物品的清单，清单上的字迹十分熟悉：葱，蒜，糖，白面包干。清单下面写着：“你的叶尼娅。”
天啊，天啊，他哭了……
五十九
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斯皮里多诺夫接到苏联电力委员部的撤换工作的通知；要他交出斯大林格勒发电站的工作，前往乌拉尔，到一座不大的、用泥炭发电的发电站去担任站长。这处分不算重，因为本来也可以送交法庭的。斯皮里多诺夫在家里没有说起电力委员部这道命令，决定再等州党委的决定。四月十四日，州党委因为他在艰难的日子里擅离职守，给予他严重警告处分。这项决定也算很宽容的，因为本来也可以把他开除出党。但是斯皮里多诺夫觉得州党委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很不应该的，因为州委的同志们都知道，他一直坚持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最后一天，他是在苏军已经开始进攻的那一天上左岸去的，他是为了去看看在船舱里分娩的女儿。在州党委的会议上他本想分辩一下，可是普里亚欣非常严肃，说：
“您可以向中央监察委员会上诉，我估计，什基里亚托夫同志会认为州党委的决定太宽容，太姑息。”
斯皮里多诺夫说：
“我相信，中央监察委员会会取消这种决定。”
但是，因为他听到不少有关什基里亚托夫的事情，他还是有点儿怕提出上诉。
他担心和怀疑的是，普里亚欣的面孔那样严肃，不仅是和斯大林格勒发电站的事有关系。普里亚欣当然记得，斯皮里多诺夫与叶尼娅和克雷莫夫有亲戚关系，他自然不喜欢一个知道他和坐牢的克雷莫夫有多年关系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普里亚欣想帮助斯皮里多诺夫，也不能帮助了。假如他这样做了，对他不友好的人（有权势的人周围总会有不友好的人）马上就会向有关部门反映，说普里亚欣因为同情人民敌人克雷莫夫，竟帮助克雷莫夫的亲戚、怕死的斯皮里多诺夫。
但是，很明显，普里亚欣不帮助斯皮里多诺夫，不仅是因为他不能，而是因为他不愿意。显然，普里亚欣知道，克雷莫夫的岳母已经来到斯大林格勒发电站，正住在斯皮里多诺夫家里。大概普里亚欣也知道，叶尼娅常和母亲通信，不久前还寄来自己给斯大林的申诉书的底稿。
在州党委会议散会之后，斯皮里多诺夫到小卖部去买乳酪和香肠，在这里碰见州保安局局长沃罗宁。沃罗宁带着好笑的神气看了看他，并且用好笑的口吻说：
“斯皮里多诺夫真是一个天生的好当家，刚刚受过严重警告处分，就做起家务事来啦。”
“一家人要吃饭呀，有什么办法，我现在做外公啦。”斯皮里多诺夫说着，笑了笑，是一种苦笑，无可奈何的笑。
沃罗宁也对他笑了笑，说：
“我以为你准备办移交呢。”
斯皮里多诺夫听了这话，心里想：“幸亏把我赶到乌拉尔去，要不然在这儿就完了。薇拉和小孩子怎么办呀？”
他搭吨半载重汽车回斯大林格勒发电站，透过驾驶室的模糊的玻璃望着他就要离开的被战争摧毁的城市。他想着，在战前他的妻子就是走这条如今已是堆满瓦砾的人行道去上班；他想着供电网，想着等到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运来新电缆，他已经不在斯大林格勒发电站了；想着小外孙因为营养不足，胳膊和胸前出了很多小疙瘩。他想道：“严重警告就严重警告好了，有什么了不起？”他想，不会发给他“保卫斯大林格勒”奖章的，不知为什么一想到奖章他就非常伤心，其伤心的程度竟超过离别这座他长期生活、工作，流着泪安葬了玛露霞的城市。他甚至因为得不到奖章懊恼得大声骂起来，所以司机问他：
“斯皮里多诺夫同志，您这是骂谁？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在州党委啦？”
“是的，我忘记了，”斯皮里多诺夫说，“可是它没有忘记我。”
斯皮里多诺夫家几个房间里又冷又潮湿。代替炸掉的窗玻璃的是胶合板和木板。墙上的石灰有很多地方脱落了。饮用水要用桶提上三层楼。房间里生火的是用铁皮做的小炉子。有一个房间暂时关上不用，厨房也没有用，眼下成了放木柴和土豆的仓房。
斯皮里多诺夫、薇拉和小孩子、在他们回来之后便从喀山赶来的弗拉基米罗芙娜，住在原来做餐室的大房间里。原来薇拉住的紧靠厨房的小房间里住着安德列耶夫老头子。
本来斯皮里多诺夫可以修修天花板，粉粉墙壁，砌两座砖炉，发电站里还有干这种事的一些工人师傅，材料也是有的。
但是不知为什么一向操心家事、果断干练的斯皮里多诺夫不愿意请人做这些事情。
显然，薇拉和弗拉基米罗芙娜也觉得住在战后残破的家宅里更舒服些，因为战前的生活已经毁灭，为什么要让屋子恢复原来的样子，又使人想起一去不再返的生活？
弗拉基米罗芙娜来了之后，又过了几天，安德列耶夫的儿媳妇娜塔莉亚也从列宁斯克来了。她在列宁斯克和已故的婆婆的妹妹吵了一架，又把儿子暂时丢给她，就上斯大林格勒发电站来找公公。
安德列耶夫一看到儿媳，就生起气来，对她说：
“你以前和你婆婆吵，现在又和她的妹妹吵。你怎么能把孩子丢在那儿呀？”
看样子，娜塔莉亚在列宁斯克过的日子十分艰难。她一走进安德列耶夫住的房间，打量了一下天花板、墙壁，就说：“这儿太好了！”虽然这儿一点儿也没有什么好的：天花板上的板条子已经露了出来，角落里还堆着石灰，烟囱已经不成样子。
窗户上堵了一块胶合板，上面嵌了一小块玻璃片，房间里的光线就是透过玻璃片进来的。
从这自制的小窗户望出去，一片凄惨景象：到处是断垣残壁，有红颜色的，也有蓝颜色的，还有破烂的铁皮屋顶。
弗拉基米罗芙娜一来到斯大林格勒，就生起病来。她因为生病，暂时没有上城里去。她很想去看看她那烧毁的房子。
最初几天，她克制着病痛，帮薇拉做事情：生炉子，洗尿片，在炉子的铁皮烟囱上烘尿片，把脱落的石灰搬到楼梯平台上，甚至还尝试过从下面往上提水。
但是她的病情越来越重，在烧得很暖和的房间里她会觉得冷，在很冷的厨房里她的额头会冒出汗来。
她想硬撑过去，不说自己有病。但是有一天早晨，她上厨房里去抱木柴，却一下子昏迷过去，倒在地板上，把头都跌破了。斯皮里多诺夫和薇拉把她搀到床上躺下来。
弗拉基米罗芙娜苏醒过来以后，把薇拉叫到床前，说：
“你要知道，我在喀山在柳德米拉家里过的日子不如在你们家里。我上这儿来，不光是为了你，也为了我自己。我只是怕，我躺在这儿不能动，会把你累坏。”
“外婆，我有你在这儿就很好。”薇拉说。
可是薇拉确实感到十分艰难。水，木柴，牛奶，一切东西都要花很大力气才能弄来。外面的阳光已经有了暖意，可是房间里又冷又潮湿，不得不把炉子烧旺些。
小米佳的胃有毛病，夜里常常哭，妈妈的奶也不够他吃。薇拉一天到晚在房间和厨房里忙活，要不然就是出去买牛奶和面包，洗锅洗碗，从下面往上提水。她的两手泡得红肿，脸也被风吹红了，而且出现了冻斑。因为劳累，因为天天活儿干不完，她心中无时无刻不感到阴雨和沉重。她不梳头，很少洗脸，也不照镜子，生活的重担把她压坏了。她时时刻刻非常想睡觉。到晚上，胳膊、腿、肩膀都酸疼，很想休息。她一躺下，米佳就哭。她就爬起来，走过去喂奶，把尿片换一换，抱起来在房间里走一走。过一个钟头，他又哭起来，她就又爬起来。天蒙蒙亮，他就醒来，再也不睡了，于是她就在朦胧的晨曦中又开始了新的一天——不等睡够，便脑袋昏昏沉沉地上厨房里抱柴，生炉子，烧开水，准备给爸爸和外婆泡茶，开始洗衣服。但奇怪的是，她现在一点也不发脾气了，变得又和善又有耐性。
娜塔莉亚从列宁斯克来了以后，薇拉的日子轻松些了。
娜塔莉亚来了以后，安德列耶夫便上斯大林格勒北部的拖拉机厂工人村去住了几天。也许是他想看看发电站和自己的房子，也许是因为儿媳妇把孩子丢在列宁斯克，生她的气，也许是他不愿意让她吃斯皮里多诺夫家的粮食，所以走的时候把他的供应卡给她留下了。
娜塔莉亚不等休息过来，在来到的那一天就动手帮薇拉的忙。
啊，她干起活儿多么轻快、有劲儿，年轻的手一干起活儿，那沉甸甸的水桶、盛满了水的煮衣锅、满口袋的煤炭全都变轻了。
现在薇拉可以抱着孩子上外面玩一会儿了，可以在石头上坐坐，看看那闪闪发光的春水，看看草原上升起的蜃气。
四周静悄悄的。战场已经移到几百公里之外。似乎德军飞机在空中嗡嗡直叫，炮弹不停地爆炸，生活中充满了火、恐惧和希望的时候，心里倒是轻松些。
薇拉看着小孩子满脸的脓疙瘩，心疼起来。她同时也怜惜起维克托罗夫。上帝，上帝，苦命的万尼亚，生一个儿子竟是这样瘦，这样虚弱，这样爱哭。
然后她踏上到处是垃圾和碎砖的楼梯，上了三楼，干起活儿，她的苦恼便沉没在忙碌中，沉没在浑浊的肥皂水中，沉没在炉子的灰烟里，沉没在墙壁散发的潮气中。
外婆把她叫到床前，抚摩着她的头发，外婆平时那安详又明亮的眼睛里出现了异常悲痛和温柔的神情。薇拉没有跟任何人谈起过维克托罗夫，没有跟爸爸谈，没有跟外婆谈，甚至也没有对五个月的米佳说过。
娜塔莉亚来到以后，房间里的一切都变了样子。她刮掉墙上的霉斑，把发黑的墙角都粉刷了，地板上有些脏东西就像长在上面似的，她都擦洗干净了。她还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扫，本来薇拉准备等天暖和了再干的——她把一层一层楼上的垃圾全部清除了。
下午，她又把长长的黑蟒蛇似的烟囱收拾好了。烟囱本来歪歪扭扭，接缝处不住地往下滴松脂色的脏水，滴得地板上一个一个的小水洼儿。娜塔莉亚在烟囱上涂了石灰，又把烟囱抻直了，用铁丝捆上，在接缝处挂了几个空罐头筒，脏水就往里面滴。
她来的第一天，就和弗拉基米罗芙娜很要好了，虽然她好像是一个爱吵爱闹的泼辣女子，还喜欢说男女之间的粗野话，应该不是弗拉基米罗芙娜喜欢的人。娜塔莉亚很快就认识了许多人，有线路工人，有涡轮房里的工人，有载重汽车的司机。
有一次，娜塔莉亚去站队买东西刚刚回来，弗拉基米罗芙娜对她说：
“娜塔莉亚，有一位同志问你来着，是一位军人。”
“是一个格鲁吉亚人吧？”娜塔莉亚问道。“他要是再来，您把他撵走。大鼻子鬼，想向我求婚呢。”
“这么着急？”弗拉基米罗芙娜惊讶地问。
“您以为他们能沉得住气吗？他要我在战后上格鲁吉亚去呢。我把楼梯擦洗得干干净净，难道是为了跟着他走？”
晚上她对薇拉说：
“咱们上城里去，今天有电影。司机米沙用汽车送咱们去。你带小孩子坐在驾驶室里，我可以在车厢里。”
薇拉摇了摇头。
“你去吧，”弗拉基米罗芙娜说，“我的身体要是好一些，我也跟你们去了。”
“不去，不去，我怎么也不能去。”
娜塔莉亚说：
“还是要好好地过下去呀，要不然咱们都成了鳏夫和寡妇了。”
然后她又带着责备的口气说：
“你天天待在家里，哪儿也不想去，你也没有把爸爸照应好。我昨天洗衣服，他的衬衣和袜子都很破了。”
薇拉抱起孩子，走到厨房里。
“米佳，你说说，你妈妈不是寡妇吗？……”她问。
斯皮里多诺夫这些天十分关心岳母，两次从城里请来医生给她看病，帮薇拉给她拔火罐，有时把水果糖塞到她手里，说：
“您不要给薇拉，我已经给她吃过了，这是留在橱子里专门给您的。”
弗拉基米罗芙娜明白，女婿有很不愉快的事，心里很苦闷。但是每次她问他州党委方面是不是有什么消息，他总是摇摇头，说起别的事情。只有那一天晚上，当他接到通知，说即将处理他的问题的时候，他回到家里，挨着岳母在床坐下来，说：
“我这都怎么搞的呀，假如玛露霞知道我的事情，会发疯的。”
“他们究竟说你有什么错儿？”岳母问。
“全是错。”他说。
这时候娜塔莉亚和薇拉走了进来，谈话就中断了。弗拉基米罗芙娜望着娜塔莉亚，心想，是有这样一种刚健而顽强的美，任何艰难的生活对这种美都无可奈何。娜塔莉亚的一切都很美，不论是脖子，青春的胸脯，还是腿，几乎露到肩膀的匀称的手臂。弗拉基米罗芙娜心想：“真是一位没学过哲学的哲学家。”她常常发现，有一些没有过惯贫苦日子的女子，一遇到艰难的环境就憔悴下来，不再注意自己的容貌，像薇拉就是这样。她很喜欢那些做季节工的姑娘们，那些干重活儿的女工，军事调度员姑娘们，她们住在棚子里，在灰土和泥水中干活儿，却还要烫发，照镜子，往脱了皮的鼻子上搽粉。有些顽强的鸟儿就是在刮风下雨的天气，也要不顾一切地唱自己的歌儿。
斯皮里多诺夫也望着娜塔莉亚，后来突然抓住薇拉的手，把她拉到怀里，搂住她，好像请求原谅似的，吻了吻她。
弗拉基米罗芙娜也好像没头没脑地说：
“有什么了不起的，斯捷潘，咱们死还早着呢！就连我这个老婆子还想把身体养好，在世上多活几年呢。”
他很快地看了看她，笑了。这时娜塔莉亚往脚盆里倒了不少热水，端到床前，跪下来，说：
“弗拉基米罗芙娜，我给你洗洗脚，现在屋里很暖和。”
“你疯啦！傻瓜！快起来！”弗拉基米罗芙娜叫道。
六 十
有一天下午，安德列耶夫从拖拉机厂工人村回来了。
他走进屋里，一看到弗拉基米罗芙娜，他那忧郁的脸笑了——这些天她第一次起了床，脸色还很苍白，还很消瘦，坐在桌旁，戴起了眼镜，正在看书。
他说，他很久都找不到他的房子原来所在的地方，到处是战壕，炸弹坑一个连着一个，到处是碎瓦片和坑洼。
工厂里已经有很多人，每时每刻都有人回来，甚至民警也有了。参加民兵队的人还没有什么消息。大家都在掩埋士兵，埋好了，又不断地发现还有死人，有的是在地下室里，有的是在战壕里。到处是碎钢片，废铁……
弗拉基米罗芙娜问他，他上那儿去是不是很难走，他在哪儿睡的，怎么弄到吃的，炼钢炉破坏得是不是很厉害，工人们有没有东西吃，他是不是见过厂长。
上午，在安德列耶夫回来之前，弗拉基米罗芙娜对薇拉说：
“我平时常常讥笑预感和迷信，可是今天我平生第一次肯定无疑地预感到，安德列耶夫会带来谢廖沙的消息。”
可是，她错了。
安德列耶夫说的事情是很重要的，不管听他说的人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工人们对安德列耶夫说：没有东西吃，也不发工资，地下室和土室里又冷又潮湿。厂长变成了另一个人，当初德国佬向斯大林格勒进攻的时候，他在车间里跟工人们亲热得不得了，现在连话也不愿意说了，他的房子已经修好了，还从萨拉托夫弄来了小汽车。
“现在发电站情况也很差，不过没有什么人恼恨站长，很明显，大家不好过，他也不好过。”
“他是很不痛快呀。”弗拉基米罗芙娜说。“老人家，你打算怎么办？”
“我是来告别的，我想回家，虽然家也没有了。我在公共宿舍里找了个地方，在一个地下室里。”
“很对，很对，”弗拉基米罗芙娜说，“不论怎么样，总算是在家里。”
“这是我挖出来的。”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生了锈的顶针。
“不久我也要进城，上果戈理大街去，看看自己的家，翻翻碎瓦断砖，”弗拉基米罗芙娜说，“真想回家呀。”
“你现在起床是不是早了一点儿，你的脸色还很苍白。”
“我听到你说的一些事，十分难受。真希望在这块神圣的土地上的一切是另一种样子。”
他咳嗽了几声。
“您该记得，斯大林在前年说：兄弟姐妹们……可是现在，打败了德国人，就连厂长的小院子不通报也别想进去，兄弟姐妹们却住在土室里。”
“是啊，是啊，这种状况是不大好。”弗拉基米罗芙娜说。“唉，谢廖沙还是一点音信也没有。”
晚上，斯皮里多诺夫从城里回来。早上他上城里去的时候，没有对任何人说州党委要处理他的问题。
“安德列耶夫回来了吗？”他生硬地操着厂长的口气问道。“谢廖沙没有什么消息吗？”
弗拉基米罗芙娜摇了摇头。
薇拉一下子就看出来，爸爸醉得很厉害。从他开门的猛劲儿，从他那拼命忽闪的难过的眼睛，从他把带回来的东西往桌子上放的那股神气，脱大衣的样子，问问题的口气，都可以看出这一点。
他走到睡在衣服篮子里的米佳跟前，俯下身来。
“你不要朝着他呼酒气。”薇拉说。
“没关系，让他受点儿训练。”斯皮里多诺夫快活地说。
“你快坐下吃饭吧，恐怕你光是喝酒，没有吃东西。外婆今天是第一次起床。”
“噢，这太好啦。”斯皮里多诺夫说着，把羹匙掉在碟子里，往衣服上溅了不少菜汤。
“哎呀，斯捷潘，你今天醉得真厉害，”弗拉基米罗芙娜说，“这是因为什么喜事儿呀？”
他把碟子推开。
“你吃呀。”薇拉说。
“你们听我说，是这样的，”他低声说，“我有一个消息。我的问题已经定了，在党内受到严重警告，部里来的命令是，要我上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到一个很小的发电站去，是烧泥炭发电的，农村型的，总而言之，一降到底了，住房可以保证。搬迁费相当于两个月的工资。明天就开始办移交。可以弄到车票。”
弗拉基米罗芙娜和薇拉对看了一眼，然后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可见，喝酒是有充分理由的，没说的。”
“妈妈，你也跟我们去吧，给您单独一个房间，好些的。”斯皮里多诺夫说。
“恐怕到那儿也只能给你们一个房间。”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妈妈，反正有一个房间也要给您住。”他还是生平第一次唤她妈妈。也许是因为醉了，他眼里还噙着泪水。娜塔莉亚走进来，斯皮里多诺夫换了话题，问道：
“工厂的情形怎样，我们的老头子是怎么说的？”
娜塔莉亚说：
“刚才他等您的，现在他睡着了。”
她坐到桌旁，用拳头支着腮，说：
“他刚才说，工人在工厂里炒瓜子吃，这就是他们的主要食品。”
她忽然问道：
“斯捷潘·费多罗维奇，听说您要走，是吗？”
“是这样啊！我也听说了。”他快活地说。
她说：
“工人们都舍不得让您走。”
“有什么舍不得的，新的站长季什卡·巴特罗夫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和他在大学里是同学。”
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你们到了那里，谁能给你补袜子补得这样好呀？薇拉又不会。”
“这倒的确是一个问题。”斯皮里多诺夫说。
“这么看，娜塔莉亚还得跟你们一块儿去呢。”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好吧，”娜塔莉亚说，“我去！”
大家都笑起来，但是说过笑话之后，沉默中却出现了难为情和紧张的气氛。
六十一
弗拉基米罗芙娜决定和女婿、薇拉一道走，她到古比雪夫就停下来，准备在叶尼娅那儿住一些时候。
临走之前的一天，弗拉基米罗芙娜向新站长借了一部汽车，要上城里去看看自己那毁掉的房子。
在路上，她问司机：
“这儿是什么？以前这儿是什么？”
“以前什么时候？”司机生气地问道。
在城市废墟中显露出生活的三个层次：战前的生活，战时的生活，今天正在重新寻找自己的和平轨道的生活。有一座房子原来是一家化学干洗店和织补店，几个窗子全用砖堵起来，每个窗子上都留了小洞，在作战时期德国一个近卫师的机枪手从小洞里往外打机枪，现在就在小洞里卖面包，有不少妇女在洞口排着队。
在瓦砾丛里到处是掩蔽所和土室，在里面住过士兵、无线电通讯兵，驻扎过指挥所，在里面写过报告，装填过机枪弹带，上过自动步枪子弹。
可是现在烟囱里冒着和平的炊烟，掩蔽所旁边晒着衣服，孩子们在玩耍。和平生活从战争中生长出来，虽然这生活还是很贫困、穷苦的，几乎还像战时那样艰难。
有一些战俘在清除主要街道上的碎石断砖。在暂作食品商店的一些地下室外面，有不少人带着小桶在排队。罗马尼亚战俘们懒洋洋地在砖石堆里翻来翻去，在清理尸体。看不见红军士兵，只是偶尔见到几个水兵。司机对弗拉基米罗芙娜解释说，伏尔加舰队留在斯大林格勒为的是扫除地雷。在许多地方堆着新运到的木板、木条和水泥。这都是刚运到的建筑材料。有些地方已经把瓦砾堆到一旁，重新开始浇灌柏油马路。
在一处空旷的场地上，有一个妇女拉着一辆两轮的板车，车上装着很多包袱，两个孩子拉着拴在车杠上的绳子在帮她拉车。
大家都一心一意要回家，回斯大林格勒来，可是弗拉基米罗芙娜来了却又要走。
弗拉基米罗芙娜问司机：
“斯皮里多诺夫要离开斯大林格勒发电站，您也舍不得吧？”
“我有什么舍不得的？”司机说。“斯皮里多诺夫叫我开车，新站长也叫我开车。都是一个样。开了派车单，我就开。”
“这儿是什么？”她指着一排厚厚的外墙问，墙上开了大大的窗洞。
“是各种各样的机关。还不如给人住。”
“以前这儿是干什么的？”
“以前保卢斯就住在这儿，就是从这儿把他带走的。”
“在那以前呢？”
“您认不出来吗？这是百货大楼。”
似乎战争把以前的斯大林格勒挤走了。可以清楚地想象到，德国军官怎样从地下室里走出来，德军元帅怎样从熏黑的墙壁旁边走过，哨兵怎样向他敬礼。可是，难道弗拉基米罗芙娜就是在这儿买过大衣料，买过手表送给玛露霞做生日礼物，还带着谢廖沙上这儿来，在二楼体育用品部给他买过冰鞋？
那些去看马拉霍夫岗、凡尔登、鲍罗金诺战场的人，看到小孩子、洗衣服的妇女、拉干草的大车、拿草耙的老头子，大概也像这样感到奇怪……这儿，现在是葡萄园的地方，曾经有一队一队的法国大军开过，一辆辆蒙着帆布的货车经过。那儿，有一座农舍，还有集体农庄的一群瘦弱的牲口，还有许多苹果树的地方，曾经有缪拉特元帅的骑兵经过，库图佐夫曾经在这儿坐在椅子上挥动他那苍老的手发动俄军反攻。在那座冈上，鸡群和羊群在乱石丛中找食儿的地方，纳希莫夫曾经在那儿站过，托尔斯泰所描写的光闪闪的炸弹曾经从那儿飞过，曾经有伤兵在那儿呻吟，英国的子弹曾经在那儿呼啸。
弗拉基米罗芙娜也觉得这些排队的妇女、破烂的房舍、这些卸木板的汉子、晒在绳子上的衣服、带补丁的褥子、像蛇一样的长筒袜子、贴在断墙上的布告都十分奇怪。
她感觉出来，斯皮里多诺夫说到在区委会争论如何分配劳动力、木材、水泥的时候，他觉得今天的生活多么乏味，他觉得斯大林格勒《真理报》一味地报道清理废钢铁、打扫街道、修建澡堂和工人食堂，有多么枯燥。他一说起轰炸，说起大火，说起集团军司令舒米洛夫上斯大林格勒发电站来，说起德国坦克从山冈上开来，说起苏联炮兵用炮火迎击这些坦克，就十分带劲儿。
战争的命运就是在这些街道上决定的。这一战役的结局决定着战后世界的版图，决定着斯大林伟大的程度或者希特勒政权恐怖的程度。在整整九十天里，克里姆林宫和贝希特斯加登都在想着，说着，梦魂萦绕着一个词儿——斯大林格勒。
斯大林格勒势必左右历史哲学，左右未来的社会制度。
世界命运的阴影把当初这座充满普通生活的城市遮住，使人不再看到。斯大林格勒成为未来的象征。
这位老妇人渐渐驶近自己的住宅，不自觉地受到渐渐在斯大林格勒显示出来的力量的影响，她当初是在这儿生活，教育子孙，给女儿们写信，害病，买东西的。
她请司机把车停住，走下汽车。她很吃力地在遍地瓦砾的空荡荡的街道上走着，注视着断垣残壁，似乎相识又不相识地辨认着邻近她的房子的一座座房屋的残骸。
她的房子朝街的一面墙还保留着，她的老花眼从空空的窗洞里看到了自己的住房的墙壁，认出了褪了色的蓝绿两色涂料。但是几个房间里已经没有地板，没有天花板，没有楼梯，她也无法上楼看看了。砖墙上还留着大火的痕迹，许多地方的砖已成为碎块。
她真切又痛心地回忆起自己的一生，回忆起几个女儿、不幸的儿子、孙子谢廖沙，回忆起无法挽回的损失，想到自己孤单单的白头。一个穿着旧大衣、破皮鞋的病弱老婆子，望着一座毁掉的房子。
什么在等待着她呢？她这个七十岁的人是不知道的。“生活还在前面。”她想道。什么在等待着她所爱的一些人呢？她不知道。春日的天空透过她的房子的空空的窗洞，朝她望着。
她的亲人们过得都不算好，生活动荡而又前路难测，充满了担忧、痛苦、错误。柳德米拉怎么样呢？家庭不和睦会造成什么结果？谢廖沙呢？还活着吗？维克托活得多么不容易。薇拉和女婿斯捷潘会怎样呢？斯捷潘能不能重新建立家庭，过上安宁的日子？聪明、善良但也厉害的娜佳今后又会怎样？薇拉呢？会不会被独身、穷困和生活的重担压垮？叶尼娅会怎么样，她是不是跟着克雷莫夫上西伯利亚？她自己会不会进劳改营？会不会像米佳那样死掉？国家会不会饶恕谢廖沙？他的父母都已无辜死在劳改营。
他们的命运为什么都这样艰难，这样令人难以捉摸？那些病死的、牺牲的、被处死的人依然和生者保持着联系。她还记着他们的微笑、他们的笑声、他们说的笑话、他们的忧郁和怅惘的眼睛、他们的希望和失望。
米佳曾经抱着她，说：“没什么，妈妈，顶要紧的是，你不要为我担心，在这劳改营里也有一些好人。”索菲亚·列文顿，一头黑发，上嘴唇上面还有细细的茸毛儿，又年轻，又快活，又有气性，还常常朗诵诗。可怜的安娜·施特鲁姆总是很忧郁，很聪明，喜欢嘲笑人。托里亚吃起碎乳渣通心粉狼吞虎咽，很不斯文。她生气托里亚光知道张嘴吃，一点也不愿意帮妈妈的忙，要是对他说：“你连一杯水也不给妈妈倒……”他就说：“……好的，好的，我来倒，可是为什么娜佳不倒？”还有玛露霞！叶尼娅总是讥笑你那种老师式的说教，你常常教训人，用正统思想教训斯捷潘……你和别廖兹金家的小孩子斯拉瓦，和老奶奶瓦尔瓦拉一起沉到了伏尔加河里。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您给我解释解释吧。天啊，他还能解释什么呀……一切生活得不好的人，总是怀着苦楚、隐隐的悲痛、怀疑的心情盼望着幸福。有些上她这儿来，有些给她写信，她常常有一种很奇怪的心情：她有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可是在心里却有一种孤独感。
现在她这个老婆子还活着，还一直盼望着好日子，又有信心，又怕有灾祸，又为一些活着的人担心，为死了的难受，也为活着的难受。现在她站在这儿，望着毁掉的房子，欣赏着春日的天空，甚至不觉得自己在欣赏天空。她站着，自己问自己，为什么她所爱的一些人的未来吉凶难卜，为什么他们一生有这么多的失误。她不知道，正是在这种困惑不解中，在这种迷惘、痛苦和混乱中，就有答案，就有理解，就有希望；她也不知道，她已经发自内心地理解了他和他的亲人们生活的意义，尽管不管是她，还是她的亲人，谁也说不出自己是在等待什么；尽管他们都知道，在可怖的时期一个人是否幸福完全由不得自己，世界的命运可以为人造福或招祸，可以使人获得荣誉或者使人沦落，把人变为集中营里的尘土，但世界的命运，历史的浩劫、国家发怒的厄运、胜利的荣光、失败的耻辱，所有这些都不能改变那些可以称为人的人。不论等待着他们的是劳动的荣誉，还是冷落、失望和穷困、集中营和死亡，他们都会像人一样生活，像人一样死去，那些牺牲的人便是能够像人一样死去的人——这就是他们可歌可泣的做人的胜利，战胜了世界上过去和今后不断反复出现的气焰万丈的、非人性的一切。
在这最后的一天，不仅从早晨就喝酒的斯皮里多诺夫醉得晕晕乎乎。弗拉基米罗芙娜和薇拉在即将离开的时候，头脑里也晕晕乎乎的。来过几批工人，问到斯皮里多诺夫。斯皮里多诺夫交代了最后几件事，上区委办手续转组织关系，给几个朋友打电话告别，又上兵役局交还了免役证，在各个车间里转了一会儿，和工人们说说话儿，等到在涡轮房里暂时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把脸颊贴到凉丝丝的、不动的飞轮上，疲惫地合上了眼睛。
薇拉忙着收拾东西，在炉子上烘尿片，把牛奶煮熟装到瓶子里，准备在路上给米佳喝，又装了一袋子面包。这一天她要和维克托罗夫，和妈妈永远分别了。他们就要留在这儿，这儿再没有谁想起他们，问起他们了。
她一想到她现在是家里的女主人，是镇定的，安于艰难生活的，心里就得到一点儿安慰。弗拉基米罗芙娜望着外孙女因为一直睡不足觉布满血丝的眼睛，说：
“薇拉，往往就是这样。离开经受了许多苦楚的家，比什么都难受。”
娜塔莉亚去烙饼子，给斯皮里多诺夫一家人带着在路上吃。她一大早就背着木柴和面粉上工人村一个熟识的妇女家里去，那一家有一座俄式炉子，她就在那儿做馅，和面。她在厨房里忙活得满脸通红，显得分外年轻、标致。她不住地照着小镜子，笑着，自己的鼻子和腮上沾了不少面粉，可是等那个熟识的妇女一走出厨房，她就哭了起来，泪珠子扑簌簌往面团上落。
那个熟识的妇女发现她掉眼泪，就问道：
“娜塔莉亚，你怎么哭呀？”
娜塔莉亚回答说：
“我跟他们处惯了。老奶奶挺好，我也舍不得那个薇拉，也舍不得她那没有父亲的小孩子。”
女主人细心听完了她的解释，说：
“娜塔莉亚，你不说老实话，你不是因为老奶奶哭。”
“不，我是因为老奶奶。”娜塔莉亚说。
新站长答应让安德列耶夫走，但是要他再在斯大林格勒发电站待五天。娜塔莉亚说，这五天她要陪公公一起过，然后她就上列宁斯克到儿子那儿去。
“以后会知道，咱们下一步上哪儿去。”她说。
“以后你怎么就会知道？”公公问道。但是她没有回答。
大概就是因为什么也不知道，她才哭。安德列耶夫老头子不喜欢儿媳妇对他表示关怀。她觉得，他可能还记着她和婆婆争吵，对她还有意见，不肯原谅她。
到吃午饭的时候，斯皮里多诺夫回家来了。他说了说在机械车间和工人们告别的情形。
“就是在家里，整个上午来看你的人就像朝圣一样，”弗拉基米罗芙娜说，“五个一批，六个一群，不断地来找你。”
“这么说，都收拾好啦？卡车五点钟准时开到。”他笑了笑。“感谢巴特罗夫，他还是派了车。”
事情都交代了，东西都收拾好了，可是斯皮里多诺夫的醉态和神经质的紧张依然没有消失。他开始重新收拾皮箱，重新整理包裹，似乎他急不可待地要走。不一会儿，安德列耶夫从邮局回来了，斯皮里多诺夫问他：
“怎么样，有没有从莫斯科发来的关于电缆的电报？”
“没有，什么电报也没有。”
“哎呀，这些狗东西们在捣蛋呢，要不然到五月就可以开始送电了。”
安德列耶夫对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您的身体还不行，怎么能走呀？”
“没什么，我能行。再说，有什么办法，这又不是在果戈理大街自己家里。这儿已经有油漆工来过，看过了，要把房子修一修给新站长住呢。”
“真是太不讲情理了，他就是等一两天也好哇。”薇拉说。
“他怎么算是不讲情理？”弗拉基米罗芙娜说。“总要过日子呀。”
斯皮里多诺夫问：
“饭做好了吗，还等什么？”
“等娜塔莉亚烙的饼。”
“啊，要是等烙饼，咱们就要耽误上火车了。”斯皮里多诺夫说。
他不想吃饭，但是他还留了酒准备在告别席上喝，他非常想喝酒。
他一直想到自己的办公室去看看，哪怕在那儿待几分钟也好，但是不大合适，因为巴特罗夫正在召开各车间主任会议。他因为感到苦恼，越来越想喝酒。他不住地摇头：咱们要赶不上车了，赶不上了。
这种怕误车的心情，焦急等待娜塔莉亚的心情，不知为什么使他感到愉快，但是他怎么也不明白，究竟为什么感到愉快；他也没有想起来，战前他准备和妻子上戏院的时候，就是这样不住地看表，焦急地说：“咱们要赶不上了。”
他今天很想听到有关自己的好话，因此心情更坏了。于是他一遍又一遍地说：
“为什么要舍不得我这个逃兵和胆小鬼？还有，恐怕我是毫不要脸，才希望得到参加保卫战的奖章。”
“真的，咱们不等了，吃饭吧。”弗拉基米罗芙娜看到斯皮里多诺夫很不自在，就说。
薇拉把一锅菜汤端了来。斯皮里多诺夫拿来一瓶酒。弗拉基米罗芙娜和薇拉都不想喝酒。
“没关系，咱们都像男子汉一样，痛痛快快喝两杯吧，”斯皮里多诺夫说过这话，接着又说，“也许，咱们还是等一等娜塔莉亚？”
恰好在这时候，娜塔莉亚提着篮子走了进来，把一摞一摞的烙饼放到桌子上。斯皮里多诺夫给安德列耶夫和自己各斟了满满的一杯酒，给娜塔莉亚斟了半杯。
安德列耶夫说：
“去年夏天咱们就是这样在果戈理大街弗拉基米罗芙娜家里吃烙饼。”
“看样子，这些饼子一点也不比去年的饼子差。”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那一次吃饭的有多少人呀！可是现在只有外婆，你们两位，再加上我和爸爸了。”薇拉说。
“咱们已经把斯大林格勒的德国佬打垮了。”安德列耶夫说。
“伟大的胜利！可是人付出了多么高的代价。”弗拉基米罗芙娜说。接着又说：“多喝点儿汤，到路上咱们就只能吃干的，接连几天吃不到热的东西了。”
“是啊，路上是很辛苦的，”安德列耶夫说，“上车也很难，连车站都没有，火车都是从高加索开往巴拉绍夫的，在咱们这儿是过路车，车上人非常多，除了军人，还是军人。不过，也从高加索运来了白面包。”
斯皮里多诺夫说：
“像云彩一样朝咱们涌来了，这云彩是怎么来的？是苏联胜利了。”
他心里想，不久前在斯大林格勒发电站还能听见德军坦克的轰隆声，可是现在已经把他们赶到几百公里外。现在战场已经是在别尔哥罗德、丘古耶夫附近，已经是在库班了。
于是他又说起在心里憋得难受的话：
“好吧，就算我是逃兵，但是，该是谁来处分我？就让斯大林格勒的战士们来处分我吧。我在他们面前有愧。”
薇拉说：
“老人家，那一次在您旁边坐的是莫斯托夫斯科伊。”
可是斯皮里多诺夫打断她的话。今天他心里难受得实在憋不住了。他对女儿说：
“我给州委第一书记打了一个电话，想和他道道别，不管怎么说，在整个保卫战时期，在所有的企业领导人中，我是唯一留在右岸的，可是他的副手巴鲁林不给我接电话，说：‘普里亚欣同志没时间和您说话。正忙着呢。’好吧，他忙着就忙着吧。”
薇拉就好像没听到爸爸的话，又说：
“那一天谢廖沙旁边坐的是托林中尉，现在那位中尉哪儿去啦？……”
她非常希望能有谁说他能上哪儿去，他可能还活得好好儿的，正在打仗呢。
假如能听到这样的话，她今天苦恼的心也许会多少得到宽慰。但是爸爸又打断她的话，说：
“我对他说，你也知道，我今天要走啦。他却对我说，好吧，那您就写信吧，有什么话就在信里说吧。好吧，去他妈的吧。来，再喝一杯。咱们在这儿喝酒是最后一次了。”
他端起酒杯，朝着安德列耶夫：
“老人家，过去有什么不周到之处，请多多担待。”
安德列耶夫说：
“瞧你说的，斯皮里多诺夫同志。这儿的工人阶级都舍不得你。”
斯皮里多诺夫干了一杯，沉默了一会儿，就好像沉进了水里。后来就喝起汤来。饭桌上静下来，只能听到吃烙饼的声音，再就是斯皮里多诺夫用汤匙喝汤的声音。这时候小米佳哭了起来。薇拉连忙站起来，走到孩子跟前，把他抱起来。
“弗拉基米罗芙娜，您吃饼呀。”娜塔莉亚像祈求活命一样，恳切地小声说。
“我一定吃。”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斯皮里多诺夫带着得意、醉意和幸福的果断神气说：
“娜塔莉亚，我当着大家的面对您说。您在这儿没什么事可干，还是回列宁斯克把孩子带上，上乌拉尔我们那儿去。咱们在一块儿，在一块儿要好过些。”
他想看看她的眼睛，可是她把头垂得低低的，他只能看到她的额头和好看的黑眉毛。
“老人家，您也上我们那儿去吧。在一块儿要好过些。”
“我还上哪儿去？”安德列耶夫说。“我没有多少劲头儿活了。”
斯皮里多诺夫很快地打量了一下薇拉。薇拉抱着小米佳站在桌旁，在哭。
这一天他第一次看到他就要离开的房屋的墙壁，这时他的揪心的痛苦，因为被撤职，失去荣誉和心爱的工作而勾起思绪，使他快要发疯、气得他不能为保卫战胜利而高兴的处分，他的懊恼和耻辱——这一切顿时全都消失，全都失去意义。
这时和他坐在一起的岳母，他一直热爱又永远失去了的妻子的母亲，吻了吻他的头，说：
“没什么，没什么，我的好孩子，生活还在前头。”
因为从傍晚就生起炉子，整整一夜木屋都很闷热。
一位寄居的女子和昨天刚刚从军医院来她这儿度假的伤员丈夫几乎一夜没有睡。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小，为的是不吵醒房东老大娘和睡在大箱子上的小姑娘。
老大娘很想睡着，可是睡不着。她生气的是，女房客和丈夫说话的声音很小——这倒是影响了她，她不由得用心听起来，尽可能地把她听到的一些个别的词儿联系起来。
也许，如果他们说话声音大一些，老大娘多少听一会儿，也就睡了。她甚至想敲敲板墙，说：
“你们的声音为什么那样小，怎么，有什么好听的事儿吗？”
老大娘有好几次听出完整的句子，后来声音小得又听不清了。
那名军人说：
“我从军医院里来，就连一块水果糖也没办法带来。不用说在前方了。”
“我呀，”女房客说，“也只能拿素油炒土豆招待你。”
后来他们说话的声音就很小了，一点也听不清了，后来好像女房客哭了。
老大娘听到她说：
“这是我的爱情把你保住了。”
“哼，这坏小子！”老大娘在心里把军人骂了一句。
老大娘迷迷糊糊睡了几分钟，显然是打起鼾来，所以说话的声音大些了。
她醒了过来，仔细听起来，听清楚了：
“皮沃瓦罗夫给我往军医院里来信说，不久前才给了我中校军衔，马上又把我提为上校。集团军司令亲自提名的。要知道，也是他把我提为师长的。还有列宁勋章。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一次战斗，那一次我被埋住了，和在车间里的各营失去联系，还像鹦鹉一样唱歌儿。我有一种感觉，就好像我是骗子。我觉得真不自在，这种情形你都想象不到。”
后来他们显然发觉老大娘不打鼾了，于是说话的声音又小了。
老大娘是独身一人，她的老头子在战前就死了，独生女儿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作，不和她住在一起。在战争期间老大娘这儿没有住过什么人，她不明白，为什么昨天来了一名军人，她心里就这样七上八下的。
她不喜欢女房客。她觉得女房客是一个没有头脑、不能独立生活的女人。女房客每天起身很晚，她的小女孩穿得很破烂，弄到什么就吃什么。她大部分时间沉默不语，坐在桌边，朝窗外望着。可是有时候她来了兴头儿，就干起活儿来，原来她什么事都会做：又会缝衣服，又能擦地板，还做得一手好菜汤，虽然是城里人，却还会挤牛奶。显然，她是心里有些不自在。她的小女孩也有点儿任性。非常喜欢和小甲虫、蟋蟀、蟑螂玩儿，而且不像别的孩子，她还傻里傻气地吻小甲虫，说故事给小甲虫听，然后把小甲虫放掉，自己就哭起来，又呼喊，又叫唤小甲虫的名字。秋天老大娘从树林里给她带回一只小刺猬，小女孩就时刻不离地跟着小刺猬跑，小刺猬上哪儿，她上哪儿。小刺猬一发出哼哼声，她就快活得发了疯。小刺猬要是跑到五斗橱底下，她就挨着五斗橱坐在地板上等着，并且对妈妈说：“轻点儿，小刺猬睡觉啦。”等到小刺猬跑回树林里，她有两天都不想吃饭。
老大娘总觉得，她的女房客会上吊的，所以她很担心：拿小姑娘怎么办呀？她已经这么大年纪了，可不愿意添麻烦。
“我用不着照应什么人。”她说。她确实提心吊胆，想到哪天早晨她一起来，发现女房客上吊了，她该拿小姑娘怎么办呀？
她认为，女房客是被丈夫扔了，丈夫在前方另找了一个年轻的女子，所以她天天在愁思苦想。丈夫很少给她来信，就是来了信，她也不显得愉快。想叫她说说心里话是不可能的，她什么也不说。邻居一些妇女也发现，老大娘的女房客是一个很古怪的女人。
老大娘跟着丈夫吃够了苦。丈夫又喜欢喝酒，又喜欢吵闹。他打起人来也不像一般人，常常用火叉或者棍子打她。他也打女儿。他不喝酒的时候，也不会使人快活：又小气，又喜欢找碴儿挑毛病，像个老娘们儿一样，盆儿碗儿的事都要管管：这又不对，那又不对。说她做饭做得不好吃，买东西也不会买，挤牛奶也挤不好，床铺也铺得不整齐。而且每说一句话都要骂娘。他把她也教会了，她现在稍有不开心，就骂起娘来。连她心爱的母牛也要骂。丈夫死的时候，她一滴眼泪也没有掉过。他一直把她折腾到老。拿他有什么办法呀，他是一个酒鬼。他在女儿面前也不怕丑，叫人想起来都觉得难为情。打起鼾来像打雷一样，特别是在喝醉的时候。她的母牛也那样喜欢跑，简直太喜欢跑了，一有机会就离开牛群到处跑，一个老年人要是天天跟着它跑，只有累死。
老大娘时而倾听隔壁的悄声低语，时而想想自己和丈夫过的不和睦的日子，在恼恨的同时，也怜惜起丈夫。不管怎么说，他干活儿还是很劳累的，工资也很低。如果没有奶牛，他们的日子就很不好过。而且他死也是因为他在矿井里吸的煤灰太多了。这不是，她还没有死，还活着呢。当年他还从叶卡捷林堡给她买了一串项链，现在女儿还戴着呢……
一清早，小姑娘还没有醒，女房客便和丈夫到邻村去买面包，在那儿可以凭军人乘车证买到白面包。
他们手挽着手，一声不响地走着。要在树林中走一公里半，走到湖边，再顺着岸边往前走。
积雪还没有化尽，变成了淡蓝色。雪成为大块的、毛边的结晶体，呈现出湖水般的淡蓝色。在小丘的阳坡上，积雪在融化，化雪水在路边水沟里哗哗响着。雪的亮光、水的亮光、覆盖着薄冰的水洼的亮光照得人眼花缭乱。亮光是那样强烈，从亮光中穿过，就好像从密密的树丛中穿过。亮光又扰人，又碍事，当他们走到一个冻住的水洼上的时候，被踩疼的冰突然在阳光中闪烁起来，就好像亮光在脚下发出碎裂声，裂成许多尖尖的、带刺的碎光片。亮光在路边水沟里流着，在有石头拦路的地方，亮光膨胀起来，飞溅起来，发出丁丁淙淙的声响。春天的太阳离大地非常近了。空气又清冽又温暖。
他觉得，他的嗓子本来冻坏了，喝酒烧坏了，硝烟灰尘呛坏了，骂娘骂脏了的，现在被这亮光和天上的蓝色洗干净了，涮干净了。他们走进树林里，来到林边几棵松树的树荫下。这儿仍然有薄薄的一层雪没有融化。在松树上面，几只松鼠在绿枝上忙活着，下面，在结了一层冰壳的雪地上，有一大片啃过的松球，还有尖牙咬下的许多碎木屑。
树林里十分宁静，亮光被一层一层的松针挡住，所以没有喧嚷，也不叮叮响，只是小心翼翼地罩着大地。
他们依然一声不响地走着，他们又在一起了，就因为这样，周围的一切都变得美好了，春天来了。
他们不约而同地站了下来。两只吃得肥肥的红腹灰雀儿停在枞树枝上。红红的肥胖的胸脯，就像在施了魔法的雪中绽开的两朵花儿。此时此刻的宁静是奇异而美妙的。
在这种宁静中，会想起去年的树叶，想起过去的一场又一场风雨，筑起又抛弃的窠巢，想起童年，想起蚂蚁辛辛苦苦的劳动，想起狐狸的狡诈和鹰的强横，想起世间万物的互相残杀，想起产生于同一心中又跟着这颗心死去的善与恶，想起曾经使兔子的心和树干都发抖的暴风雨和雷电。在幽暗的凉荫里，在雪下，沉睡着逝去的生命——因为爱情而聚会时的欢乐，四月里鸟儿的悄声低语，初见觉得奇怪、后来逐渐习惯了的邻居，都已成为过去。强者和弱者、勇敢的和怯懦的、幸福的和不幸的都已沉睡。就好比在一座不再有人住的空了的房子里，在和死去的、永远离开这座房子的人诀别。
但是在寒冷的树林中比阳光明丽的平原上春意更浓。在这宁静的树林里的悲伤，也比宁静的秋日里的悲伤更沉重。在这无言的静默中，可以听到哀悼死者的号哭和迎接新生的狂欢……
还是黑沉和寒冷的，但是不要多久，大门和栅栏门就要打开，空荡荡的房子里又要热闹起来，又会充满孩子的笑声和哭声，又会响起女人的匆忙而动听的脚步声，满怀信心的男主人就要走进房子里来了。
他们站着，挎着面包篮子，没有说话。
<a id="note_1" href="#noteBack_1">[1]</a> 席勒《菲爱斯柯》第三幕第三场的一句台词，意思相当于中文的“狡兔死，走狗烹”。
<a id="note_2" href="#noteBack_2">[2]</a> 瓦图京（1901—1944），在卫国战争期间曾任苏军副总参谋长、西南方面军司令，被称为“闪电将军”、“小土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朱可夫、崔可夫齐名的苏联将领。
<a id="note_3" href="#noteBack_3">[3]</a> 出自契诃夫小说《带阁楼的房子》。
<a id="note_4" href="#noteBack_4">[4]</a> 本雅明是《圣经》中记载的以色列先祖雅各的小儿子。“本雅明”一名来自希伯来语，意为“幸运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