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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熟悉的家,有一种终于要离开的畅快,可也有一种前路茫茫的不知所措。
多美子的父亲是个儿子迷。
但人生是不可被剖白的,剖白后,人生常对儿子迷们的惩罚就是让他们—没有儿子。
好在多美子留了洋,日本也算吧。每年也就回来一两次,带着日式点心和烧酒,是父亲觉得光宗耀祖的时刻。
父亲老了些,看着多美子有时候也觉得恍惚,这是我的女儿美美吗?是被日本人偷梁换柱了吧?
多美子确实和留在家里的那两个不一样。
多美子头发软细,染了淡淡的颜色,即便只是待在家里,也是妆容精致,说话轻声细语,点头为主,很少争论。
她不讲话就像个日本女孩,这两年讲话也像了,即便是说中文,缓慢地,起伏如弧线优美的丘陵。当然声量也小,似乎需要人侧耳倾听。
另外两个,则对这样的声音表示困惑,常常在多美子讲完一句之后,齐声问:“啥?”
多美子的围巾是灰色的,上衣是黑色的,长裙是深灰色的,小腿露在外面,袜子边有小的蕾丝。被留在中国的另外两个姐妹嫌弃,怎么那么爱黑白灰啊?是不是得买点艳的?你这小腿未来会得病的知不知道?
双胞胎的妹妹丽丽甚至拉着多美子逛商场,指定一个品牌让她改头换面,还说你三十了穿得还跟女学生似的,这哪儿行啊。
当时妹妹的声音有点大,大到多美子觉得尴尬。
每次回国这样尴尬的瞬间都会让多美子面红耳赤,比如劝服不排队的人,看到随手扔掉垃圾的漂亮女孩,还有在饭店里、商场里大声喊服务员的时刻,都让多美子感到羞愧。
多美子说,我还是不大适应,叫别人服务员这种陈旧的称谓。在日本,会用“不好意思”替代,在中国也可以用“你好”替代,但在大部分地方,“服务员”更有震慑力指定性和供需意味。
丽丽说,这多矫情,你说你好,谁能知道你是在叫服务员。
丽丽说完,大声地喊服务员,服务员果然立刻到了面前,不好惹,是写在丽丽的脸上。
多美子这样想着,看了看丽丽推荐的牌子并不认识,换算了下价格觉得在日本也算半个奢侈品牌了。服务员已经贴身过来要准备开始介绍,多美子匆匆放下逃出来,跟在后边的丽丽翻着白眼说怎么留学的都变得这么抠儿啊,是不是还想跟你亲妹妹AA制啊,我来给你买,你快回去挑。
多美子说我不喜欢那么多颜色。
丽丽说,哎。
丽丽的丈夫来接她们俩,多美子上车后,妹夫透过后视镜多看了几眼这个在日本东京的姐姐,还是好奇的,聊起来,说日本人每天跟地鼠似的,钻进地下道。
多美子想起每天上班的日子通过东京站转车的人潮,大家着黑色,拎黑色公文包,步履匆匆,绝不容半刻停留,也只有脚步声,踏踏地踩出一种特有的节奏。在这样的节奏里,人是不甘于掉队的,在十字街口的人潮里,鲜艳的颜色并不适合。
丽丽短发,鬓角留长了,像只蟋蟀,也染了色,是一种明丽的红。她转身跟姐姐说,你到底有钱没钱,没钱我给你。
她的左耳耳环被照进来的阳光打亮了,映进多美子的眼中,好刺目。
妹夫说,你能别这么没礼貌吗?这样的话让多美子对这个身高一米八看起来粗枝大叶的陌生男人心生好感。
在中国,大家似乎不知道什么是界限,多美子这样想想都觉得不好意思,但确实,很多时候,这里的评价带着冒犯:你为什么不恋爱?你为什么不结婚?你一个月收入多少钱?这些以“我为你好”作掩护的冒犯,让多美子颇感困扰。
更何况,对没有提出求助的人施以援手,很难让人感激吧。
可之于亲人,你不可以不感激,你更不可以谈冒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