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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那个长年坐在你们的凶手中的，
睡在你们的监狱里的人：他站起来，采取了行动。<a id="z1" href="#bz1">1</a>
希特勒不大可能知道格奥尔格的这首诗，但是他感受到了这首诗所表达的心声，这种心声影响了他。尽管如此，作出自己当“那个人”，当那个所有人都期待的、希望他带来奇迹的人的决定，无疑还是需要一定勇气的，这种勇气在当时及后来除了希特勒没人有。在1924年口述的《我的奋斗》的第一册，记录了这一完全成熟的决定，在1925年新建政党时，它第一次被正式付诸实施了。在新建的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中，自始至终只存在<b>一个</b>意志，即领袖的意志。后来充当领袖的决定，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了，但这与其起初的决定相比，在希特勒内心的政治成长过程中只是一个较小的飞跃。
按照不同的算法，到达那一步希特勒还要度过六年、九年，甚至十年，因为希特勒获得不必向任何人负责的全面权力的时间不是1933年，而是兴登堡去世的1934年，当他成为“元首”时，希特勒已经四十五岁了。然后他面临的问题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内政与外交纲领能够实现多少。他以其政治生涯中——至今仍然不是人所皆知的——第一个完全保密的不寻常的决定回答了这一问题。他的答复是：全部！这一回答包含着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决定：他让其政治与政治时间计划服从于他自我估计的寿命长度。
这的的确确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试想一下：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国家与民族的生命是漫长的。对此，不仅是所有的国家制度——不管是共和制还是君主制，就是那些要“创造历史”的“伟人”（或出于理智，或出于本能），都理所当然地基于此种认识来作出相应的安排。我们在前面与希特勒比较过的几个人中，没有一个认为自己是不可取代且将这一观点付诸实施的。俾斯麦在一个长远规划的宪法制度内，为自己打造了一个权力巨大但权限清楚的职位，而当他必须离开这一职位时，他离开了，尽管很不情愿，但还是服从了。拿破仑试图建立一个王朝。列宁创建了党，同时也把党作为接班人的培养基地，而且这个党确实产生了有能力的接班人，并排除了无能的接班人，尽管有时要渡过流血的危机。
所有这些在希特勒那里都不存在。他故意把一切建立在其个人的不可替代性上，建立在永久的“要么我，要么混乱”的基础之上，几乎可以说，是建立在“我以后可以是洪水滔天”的基础之上。没有宪法，没有王朝（撇开希特勒对婚姻的恐惧以及没有子女不谈，这也不合时宜），也没有一个真正能担负国家重任的、推出领袖的、长久的政党。纳粹党只是希特勒个人夺权的工具；它从来没有一个政治局，他不让接班人在党内出现。他拒绝考虑其死后的事情，并作出生前的安排。一切都必须通过他本人实现。
这样，他给自己施加了必然带来过急且不现实的政治决策的时间压力。因为任何政策，如果它不从具体环境条件与可能性出发，而是取决于一个人的寿命长短，都是不现实的。但希特勒的决策就是这个意思。它尤其意味着，他的生存空间大战必须在他活着的时候由他自己进行。当然，他没有就此公开讲话；否则，德国人会感到有点不对。但是，在1945年2月波曼的笔记中，他都坦白地承认了。在抱怨自己开战晚了一年，也就是没有在1938年而是在1939年开了战（“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英国人与法国人在慕尼黑答应了我的所有要求”）以后，他继续说道：“<b>糟糕的是，我必须在一个人的短暂一生中完成一切……其他人拥有无限的时间，而我却只有可怜的几年时间。其他人知道他们有接班人……</b>”不过，他没有接班人，是他自己的安排。
在1939年战争爆发前后，他也曾几次（尽管不是在公开场合）隐约表示过，他决心将德国历史纳入并服从其个人生命。1939年初，他对到柏林访问的罗马尼亚外长伽芬库说：“我现在五十岁，我宁愿现在，而不愿意在我五十五岁或六十岁时开战。”同年的8月22日，在他的将军们面前，他以其“个人的地位与独一无二的权威”来论证“他不可动摇的开战决定”，这种权威或许以后不再存在，因为“谁也不知道我能活多久”。几个月以后，在11月23日，在同一群人面前，他在督促他们加快实现西线进攻计划时说：“<b>作为最后一个因素，我必须提及我本人不可替代。既没有一位军人也没有一个文职官员能够替代我。刺杀行动可能再次发生……帝国的命运完全取决于我。我将就此行动</b>。”
归根结底，是让历史服从于自己的一生，让国家与民族的命运服从于自己的生涯：一个真正令人吃惊的、本末倒置的、夸张的思想。希特勒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思想，难以确定。在其20年代已经形成的领袖概念中，它已经萌芽了：从领袖的绝对不向他人负责，到领袖的不可替代，没有多大距离。但有迹象表明，希特勒在30年代晚期才迈出了意味着走向战争的一步。可供佐证的第一文献，是在所谓的《霍斯巴赫备忘录》中记录的1937年11月5日的秘密谈话。在这次谈话中，他让其最高级部长与将领第一次但相当模糊地了解了他的战争计划，当时还让他们吓了一跳。可能还需要他自己没有预想到的其执政初年的惊人成就，他的自信才能发展到迷信的地步，发展到受到上帝特别委任的感觉，不仅让他有理由把自己与德国视为同一，而且（“帝国的命运完全取决于我”）让德国的兴亡服从于自己的生与死，这一点反正他最后是这样做了。
对于他来说，生与死总是离得很近。众所周知，他以自杀告终，而他的自杀不是凭空而来。他以前在失败的时候也倾向于自杀，作为最后的一步，他随时准备抛弃生命，尽管他将德国的命运交给了它。在1923年慕尼黑暴动失败以后，他先躲藏在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那里，他对后者说，他将自我了结，开枪自杀。汉夫施丹格尔费了好大劲才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据戈培尔说，在以后的一个危机中，当1932年12月纳粹党行将分裂的时候，希特勒对戈培尔说：“<b>如果党分裂，我会在五分钟之内用手枪了结</b>。”
1945年4月30日，他真的自杀了。因此，我们不能把他以前的自杀言论看成是空话。在对戈培尔的话中的“在五分钟之内”几个字很耐人寻味。在以后的同类言语中，就成了几秒钟，最后甚至是“一刹那”。可见，希特勒一生都在考虑如何迅速自杀，因此自杀如何轻而易举。斯大林格勒战役后，他对陆军元帅保卢斯没有自杀而是投降了俄国人很失望，他发泄道：“这个人应该开枪自杀，就像以前的将领面临失败时冲向宝剑一样……如果没有责任让他留在这个痛苦的深渊，一个人怎么能够害怕这能够把他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一秒钟呢？咳！”在遭遇1944年7月20日的刺杀以后，他又说道：“<b>我可以说，如果我的生命告终了，这对我个人来说，只意味着从忧愁、失眠的夜晚以及严重的神经煎熬中解脱出来。这只是一刹那，然后我就解脱了一切，有了安宁与永远的安息</b>。”
当希特勒的自杀真正发生时，几乎没有引起惊奇，它被看成几乎是理所当然的，这并不是因为担当责任者在战败后自杀普遍被视为理所当然，相反它恰恰非常罕见。希特勒的自杀显得理所当然，是因为他的一生几乎就孕育着这样的结局。希特勒的个人生活太空虚，以至于在不幸中对他没有保留的价值；而他的政治生活从一开始就是“要么一切，要么什么也没有”。在结论是“什么也没有”时，自杀似乎是顺理成章的。自杀所需要的勇气，希特勒一直有，如果人们自问一下的话，也一直相信他会有。值得注意的是，人们也没有责怪他自杀，这显得太自然了。
显得不自然且似乎与自我风格背离的是，他把其生前不大在乎的情妇带走了，以一种特别感人的、小市民式的、煞风景的方式，在共同终结前的二十四小时与她结了婚。他很幸运，很久以后才公开的（因为人们当然会对他很不满）是：他还想把德国，被战争残留下来的那部分，一起带向死亡。关于这一点以及他与德国的关系，我们将在本书最后一章“背叛”中详述。
首先，我们要仔细看看希特勒获得的杰出成就，以及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更为惊人的成功，因为两者无疑都曾有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