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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就要登堂入室了！从现在开始，甚至社会民主党也容忍布吕宁的没有国会多数的紧急状态政府，视其为小祸，布吕宁可以半合法地继续执政近两年。但国难在加剧，希特勒的浪潮也在上涨，而布吕宁未能实行施莱歇尔委托的、从半合法的执政方式向新专制国家的过渡。1932年5月，他因此被推下了台。施莱歇尔的新一位、国会更不支持的总理候选人巴本出任总理，组成了一个“贵族内阁”，宣称要实行“一种全新的国家领导制度”。首先，他又解散了国会，在新的选举中，希特勒党的议席又猛然翻了一番，成为最大党。从现在开始，只存在巴本、施莱歇尔与希特勒三者之间的选择。没有人再提及议会制共和国，它已被默默地埋葬了，斗争的焦点是其继承权。
一开始就显而易见，1932年8月至1933年1月间，在巴本、施莱歇尔与希特勒之间的勾心斗角中，希特勒手中的牌更硬。仅仅出于一个简单的原因，即他是<b>一个人</b>，而他的对手是<b>两个人</b>。其次，是因为他身后有着一股群众运动，而巴本与施莱歇尔只有崩溃的帝国被赶下台的精英。尤其是因为希特勒知道他要什么，而巴本与施莱歇尔却不知道，实际上也无法知道。唯一能够支撑其专制国家的是复辟帝制，总之，在已经八十五岁的兴登堡死后是这样；但他们不敢把它作为明确的目标。理由很简单：不存在一个适合的与使人信服的皇位候选人。因此，他们沉迷于不可理喻的设想之中。巴本，身为一个潇洒的贵族骑士，幻想着禁止所有政党，建立一个纯粹的上等阶级独裁，甚至一个贵族独裁，只是以国防军的刺刀为依靠；施莱歇尔认为国防军不能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确实也是如此），他也在做他的美梦——分裂纳粹党，建立一个由“温和”的纳粹分子（除去希特勒），工会、青年社团与国防军为基础的等级国家。
二人当然刚开始就失败了，但后果最严重的是，他们因此反目成仇。施莱歇尔把巴本推下台，自己出任总理。而巴本复仇心切，总是想冒险，事后与希特勒结成同盟，说服兴登堡放弃施莱歇尔，并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他一直愿意接受希特勒为小伙伴（可以说是再次充当“鼓手”）；现在他愿意扮演总理希特勒的小伙伴；他还期待着，能与他的贵族出生的保守部长团队把希特勒“包围”起来。
这未能实现。希特勒是如何在以后的几个月内，最终在下一年战胜他的保守小伙伴，直至在1934年8月兴登堡死后将全部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已经是众所周知了，不需要再仔细讲述。但值得被记住而且并非人所共知的是以下的情节，它或许会使许多人感到惊讶。
1930年至1934年间，希特勒必须认真对付的唯一内政对手或竞争对手，是保守派。自由派、中央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从未给他一点麻烦，共产党人也一样。
这一点在1934年以后他那完全掌权的年代也是如此。自由派、中央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他们还是忠于其信仰的话，几乎都退回到对于希特勒来说无害的被动状态，要么回归内心，要么流亡国外，至于那些小规模的、建了被抓、抓了又建的共产党小组的纯象征性抵抗与地下组织，他们视死如归的绝望斗争尽管很值得敬佩，但对于希特勒来说，只不过是一个用警察就可以对付的问题。但是，那些保守派拥有着军队、外交与机关中很保险的位置，对于希特勒来说，一直是一个真正的政治问题。因为他们对于日常工作不可缺少，他们一半是结盟者，但一直也是半个反对派，有时，至少局部人，是全面的反对派。巴本与施莱歇尔在1934年夏天的危机中有所行动（施莱歇尔为此付出了他的性命，巴本被推到了一个外交的驻外职位），1938年与1939年保守的国防军将军策划政变，保守派政治家如戈德勒与波皮茨在整个战争时期，与军队、国家与经济的各种伙伴一起密谋对付希特勒，而1944年甚至最终形成了一种政界与军界保守的希特勒反对者大联盟，其高峰是7月20日的刺杀行动。“7月20日事件”本质上是一次高度保守派的行动——正如有人说过的那样，其牺牲者名单读起来有点像“哥达贵族谱系”中的一段，尽管出于修饰目的在计划的政变政府中给几位年轻的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安排了几个部长位置。它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它想实现的浪漫保守国家思想与巴本及施莱歇尔的国家思想一样，不成熟，不符合时代，远离现实。
保守反对派对希特勒从未能构成真正的威胁，他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对保守派一个又一个胜利。不过，这是唯一的一个直到最后都使他头疼的反对派，而且是唯一的拥有一个尽管是微小的推翻他的机会的，并且至少作出了一次尝试的反对派。而这一反对派来自右翼，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希特勒处于左翼。
这值得思考。希特勒并不像许多人习惯的那样容易被划入极右翼。他当然不是一位民主人士，但他是一个民众主义者：他的权力基础是群众，而不是精英；在一定程度上他是一位获得绝对权力的民众领袖。他最重要的统治工具是鼓动，他的统治工具不是界线分明的等级阶层，而是一个相互没有协调的、只通过处于顶峰上的他个人集中在一起的群众组织的混乱聚集。所有这些更多的是“左”的，而不是“右”的特征。
很显然，在20世纪的独裁者行列中，希特勒的位置在墨索里尼与斯大林之间的某处，而且更仔细地看，更接近斯大林。而把希特勒称为法西斯分子就更加错误了。法西斯主义是上层阶级的统治，以人为制造的大众狂热为支撑。希特勒确实使大众狂热，但他的目的从来不是以此来支撑一个上层阶级。他不是一个阶级政治家，他的纳粹主义完全不是法西斯主义。我们已经在前一章提到，他的“人的社会化”在今天（1978年）的苏联与民主德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完全一样的对照物，而这些对照物在法西斯国家最多只处于发育不良的状态，而且有时完全缺乏。但与斯大林的“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区别是，在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请注意概念上的相同点！）里私有财产继续存在，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它在一个希特勒式的极权命令国家是否那样重要，这里先不下结论。但其与墨索里尼的经典法西斯主义的区别则更大：没有君主，因而独裁不能被罢免与替代，在纳粹党或国家里没有固定的等级，没有宪法（也没有一部法西斯式的宪法！），没有真正的与传统上层阶级的联盟，更没有为它们服务什么。有一个外在特征对许多本质性东西有着象征意义：墨索里尼穿燕尾服的次数与穿党服的时候一样多，而希特勒只是在1933年至1934年间总统兴登堡还在，必须维持与巴本的表面联盟的时候，有时穿过燕尾服，此后他与斯大林一样，只穿制服。
在我们从希特勒1930年至1934年间的内政成功，转向其1935年至1938年间同样容易从当代历史解释的外交成功以前，还有必要作一个最后的简短总结。人们经常问：如果希特勒在今天的联邦德国在经济危机与失业达到魏玛共和国时期那样的规模时再次出现，他还会像1930年那样有上台的机会吗？如果我们对希特勒夺权过程的分析正确的话，那么回答是令人安心的：不，希特勒不会获得同样的机会；因为联邦德国不存在一个拒绝（民主）国家、摧毁国家、为他上台作准备的右翼。
一个国家不会仅仅因为经济危机与大众失业而崩溃，否则，大萧条期间在1930年至1933年间有着1300万失业人口的美国也该崩溃了。魏玛共和国不是被经济危机与失业问题摧毁的——它们当然加剧了灭亡的气氛——而是被魏玛德国右翼在此之前已经作出的以一个（没有明确设计的）专制国家取代这个议会国家的决定所摧毁的。它也不是由希特勒摧毁的：他出任总理的时候，它已经被摧毁了，他只是剥夺了那些摧毁它的人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