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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几乎要怀疑，是否应该把希特勒的外交成功（恰恰因他善于赋予其使人惊讶的特征，而同时逐渐堵塞了其来源）真的看成纯粹的成功，而是应该把它归类于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要论述的他的错误。至少它们在为一个巨大的错误作准备：希特勒1939年至1941年间所犯的错误。他把不通过战争就重新建立的德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放到赌桌上，把它转变为对欧洲的战争征服与占领，犹如故意强奸一个完全情愿的女人。
不过，这些年还是给他带来了一些成功，一些多余的、其长远影响甚至有害的成功，但毕竟还算是成功，这次不是政治上的，而是军事上的。这些成功中真正给人深刻印象的只有一个：对法国的迅速而轻易的胜利。德国能够随心所欲地在军事上征服波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南斯拉夫与希腊这些国家，这不出乎任何人的意料，只会引起恐惧与仇恨，而不会引起仰慕。但是，德国能够在希特勒的领导下，在六个星期内迫使让德国在长达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无法征服的法国投降，再一次确立了（这是最后一次）希特勒作为奇迹创造者的名声——而且这一次还加上了军事天才。在其崇拜者眼里，1940年的他，在获得所有内政与外交成功以后，是“空前绝后的最伟大的统帅”。
他不是“空前绝后的最伟大的统帅”，这一点今天就不用细说了，但我们有必要针对他的军事上的批评家为他作一点辩护。按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军们回忆录的说法，要不是希特勒干扰的话，他们都打赢了这场战争；但事情并不是这样的。希特勒确实懂一点打仗，他反思了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场经历，比对其他任何事情都反思得更透彻，在战后他在军事上继续补习；与他的对手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相比（他们也都是外行战略家，他们不只是名义上的最高统帅，还经常胡乱指挥他们手下的将领），在军事领域他并不逊色；也不比他自己的将领们差。当然，建立独立的坦克兵种的主意是古德里安提出的，而战略上精彩的对法作战计划（比那个著名的施里芬计划要好得多）源自曼施泰因。但是没有希特勒，古德里安与曼施泰因都不可能克服那些级别更高、固守传统与狭隘的陆军将领们的反对。是希特勒采用了他们的计划，计划的实行必须归功于希特勒。尽管希特勒在对苏战争后期缺乏想象力、固执与死板的防守战略，暴露了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战壕（阵地战）性格，我们也必须质问，如果没有希特勒的固执，对苏战争或许在第一个冬天就灾难性地结束了。希特勒肯定不是他自己所认为的那个军事天才，但他也不是许多将军回忆录中描写的替罪羊，对军事一无所知，是个外行。总之，1940年对法战争军事上的意外胜利中，有他一份重要的功劳。
这不仅因为他看到了曼施泰因作战计划的价值，并且克服了陆军指挥官布劳希奇与参谋长哈尔德的疑虑，而且因为是他，只是他，敢于开始这场战争。德国将军们眼前还有着1914年对法战争的可怕画面，这场战争在初期进攻以后便陷入了一场四年阵地战；为了不第二次加入这样一场冒险，他们中有几个在1939年冬天甚至愿意对希特勒发动政变。与德国将军们一样，整个世界都理所当然地期盼着法国能够重复1914年的防卫奇迹；只有希特勒不这么看。恰恰是这种普遍的期待及迅速的失望，使得希特勒的对法胜利像一个真正的奇迹那样耀眼。但它不是奇迹；称得上奇迹的是1914年法国的防卫成就，而1940年的法国不是1914年的法国（提到以下一点或许不是多余：1978年的法国也不再是1940年的法国。他已经是一个年轻化的、物质上与精神上复兴的民族）。在第一批德国坦克跨越马斯河以前，它实质上内心已经被战胜了。
我们在前面简述巴黎和平体系时，在讲到1924年时有点把法国给忽视了。在那一年，其在鲁尔地区的单独行动失败之后，法国被迫附和英国的绥靖政策：先是不情愿，还进行阻碍，以后越来越没有意志，最后几乎带有受虐狂式的顺从。自那一年起，法国实际上在欧洲政治中扮演着次要的角色。主角由英国与德国扮演，中心问题是，英国的绥靖政策与德国的修改政策是否能相互和谐。法国只能期盼最好的结果，即德国在不满之处被解除以后，最后会真正感到心满意足。
如果不能的话，那么法国就要倒霉了，因为每个对德国的让步都有害于法国；随着每一个让步，一个七千万人口的民族，相对于一个四千万人口的民族的（法国自1919年至1923年试图打破而未能打破的）优势又重新出现了；如果绥靖政策（就像法国一直担心的那样）无效的话，而重新强大的德国有一天发动进攻与复仇战争的时候，英国还有一条海峡挡着德国，而法国则连一条莱茵河也没有。法国跟随着英国的政策，尽管它一开始就对之深深怀疑；法国这样做，因为它别无选择。但它的神经在其间渐渐被折断，它的自卫意志瘫痪了，它不敢设想再打一场马恩河战役和一场凡尔登战役。自1936年希特勒的军队再次进入其在莱茵区（法国六年前在绥靖政策的过程中提前撤军的同一个莱茵区）的原有进攻位置以后，法国就像一只兔子呆视着一条巨蟒那样盯着希特勒德国；最后在其潜意识里，期待着这一不可避免的可怕结局的到来。“人们必须结束它”，这个1939年伴随法国人走上战场的口号，听起来几乎是在呼吁战败：快点结束吧！
法国1919年至1939年的历史，是一段历尽艰辛取得胜利然后又完全丢失的历史，一段逐步从最骄傲的自豪到近乎完成自我放弃的历史，这是一场悲剧。在德国，人们当然不是这样看的，在他们的记忆中，法国一直是一个在战后初年纠缠不休的国家。而且，这个悲剧完全没有被德国人看到。德国人以为，他们面对的不仅是1919年凯旋的法国，而且是1914年那个英勇善战的法国。德国将军们几乎与法国人一样害怕一场新的马恩河战役和一场凡尔登战役。而且，不仅德国人，整个世界，特别是英国与苏联1939年开战时，理所当然地期待法国时时刻刻将与1914年一样，为捍卫它的领土不惜牺牲其儿子们的鲜血。只有希特勒不这样看。
事后人们容易看到当年只有希特勒所看到的：法国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先是咬牙切齿地，然后越来越失去自我意志），出于放弃与绝望，一直在干违背其生存利益的事情。1925年它签订了实际上放弃其东方小盟友的《洛迦诺公约》；1930年它从莱茵区撤走了军队，本来它还可以在那里逗留五年；1932年夏它放弃了赔款要求，当年深秋它承认了德国军事上的平等权利；1935年，当德国公开宣布其巨大的扩军计划时，当1936年德国国防军进军本应非军事化的莱茵区的时候，当1938年3月德国（在军队的协助下）兼并奥地利时，它都瘫痪似的呆视着；同年9月，它甚至自己把其盟友捷克斯洛伐克的大片领土出卖给了德国，以换得和平；而当一年以后（而且是在英国向德国宣战六个小时后，这很说明问题），它因德国进攻其第二个盟友波兰，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悲哀地向德国宣战后，它长达三个星期宣而不战。在这三个星期内，整个法国陆军面对的只是一个德国军团，所有德国其他军团都在忙于征服波兰。这样一个国家，当它受到侵略的时候，还能打第二个马恩河战役和第二个凡尔登战役吗？它不会像1806年的普鲁士那样，在第一次冲击下就土崩瓦解？当年的普鲁士也推行了长达十一年的懦弱政策，然后在最后、最不合适的时刻，跟早已比它强大得多的拿破仑开始了一场对于拿破仑来说不能完全理解的战争。希特勒胸有成竹；而我们必须承认，他没错。对法战争成了他最大的成功。
但是，前面对希特勒所有成功所说的话，对这次成功也有效。它并不像给世界显现的那样是个奇迹。不管希特勒是给魏玛共和国，还是给巴黎和平体系的致命打击，不管他征服的是德国保守派，还是法国：他推倒的都已行将倒塌，他杀死的都已奄奄一息。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他有着某种本能，知道什么正行将倒塌，什么已经奄奄一息，只等着仁慈的一枪。他的这一本能比他的对手更灵敏（在旧奥地利时，他作为年轻人就有了这一本能），这让他的同时代人深为佩服，他自己也自鸣得意。但他这一本能（对于一个政治家无疑是一个有用的天赋），与其说像山雕锐利的目光，不如说犹如兀鹫灵敏的嗅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