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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无疑是世界历史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但他同样无疑属于犯罪史。他试图（不过没有成功）通过征服战争建立一个世界帝国。在这种行动中总是会流很多血，但不会有人将那些从亚历山大到拿破仑的大征服者一股脑地称为罪犯。希特勒是一个罪犯，不仅仅因为他步了他们的后尘，而是完全出于另一个原因。希特勒指令屠杀了无数无辜的人们，不是为了某种军事或政治目的，而仅仅为了他个人的满足。因此，他不属于亚历山大与拿破仑一类，而是与“妇女杀手”屈尔滕与“男孩杀手”哈尔曼同属一流，他与后两位的区别是，他是工厂式地杀人，而他们则是手工杀人，因此他的受害者不是几十人或几百人，而是几百万人。很简单，他是一个大屠杀者。
我们是在准确的刑事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而不是在其修辞与攻击性意义上，人们往往在后一种意义上痛骂那些让他们的敌人或士兵去送死的国家领导人或将领们。在所有时代与国家，国家领导人（与将领们）都曾（在战争中，在内战中与革命时期）指令杀人。这不会使他们成为罪犯。不过，各个民族都会仔细区别他们的统治者那时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是在窃窃自喜。残酷的统治者的名声总是充满污点，即使他们很能干。例如，斯大林的名声就是这样。希特勒也是一个残酷的统治者，而且是德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与苏联和法国相比，我们在希特勒以前的德国历史上更难找到残酷的统治者。但我们这里要讲的不是这个。希特勒不仅作为统治者与征服者残酷。希特勒的特别之处在于，即便在没有任何国家利益的理由或者此类借口时，他都指令杀人。甚至可以说，有时他的大屠杀与他的政治与军事利益是截然对立的。例如对苏联的战争，如我们所知，军事上已经无法获胜，但或许他可以在政治上获胜，如果他是以解放者的身份而不是以灭绝者身份出现的话。但是，他的杀人欲望比他那不算低下的政治谋略更高。
希特勒的大屠杀是在战时进行的，但它们不是战争行动。相反可以说，他是以战争为借口进行与战争无关的、但对于个人来说一直是个心愿的大屠杀。“既然在前线最优秀的人阵亡了，”他早在《我的奋斗》中写道，“在后方起码可以消灭害虫。”消灭对于希特勒来说是害虫的人，与战争的关系只在于，战争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除此以外，对于希特勒来说是目的本身，而不是获得战争胜利或扭转败局的工具。
然而，恰恰相反，它阻碍了作战，因为数以千计（大约相当于好几个师）具有作战能力的党卫队成员不能到前线作战，而是每天从全欧洲向灭绝营大量运输人口，挪用了战斗部队紧缺的后勤运输能力。另外，在胜利不再可能以后，那些屠杀行动使得任何妥协和平都不再可能，因为在它们被公开以后，必然让西方与苏联的国家领导人感到，不能通过<b>与</b>希特勒的外交谈判，而必须通过<b>针对</b>希特勒的法庭审判来结束战争。1942年1月由西方同盟国，1943年11月最后也由苏联宣布的战争目标是，“对这些罪行的责任人进行惩处”，而这又带来了另一战争目标，即无条件投降。
在1942年至1945年间，全世界人都意识到，希特勒的大屠杀不是一般的“战争罪行”，而根本上就是罪行，而且是史无前例的罪行，是文明的灾难，可以说，一般“战争罪行”结束的地方，它才开始进行。可惜，这一意识又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纽伦堡“战犯审判”（一场不幸的，今天无人乐意回忆的活动）给抹掉了。
这场胜利者的审判有许多缺陷：首席被告缺位，因为他已经逃脱了任何人世间的公正惩罚；作为判决基础的法律，是追溯性的、临时制定的法律；尤其是希特勒的主要罪行，即对波兰人、俄国人、犹太人、吉卜赛人以及病人的工厂般的大屠杀，只是一个完全附带的起诉点，与强制劳动与驱逐一起作为“反人道罪”受到起诉，而主要起诉项是“反和平”，即战争本身，还有“战争罪行”，定义为“践踏战争法律与习俗”。
这些践踏，当然（或轻或重）在任何一方都有，战胜国也进行了战争。因此，可以轻易说，这里是有罪者在审判有罪者，实际上被告是因为输掉了战争而被判决（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在审判后公开表达过这种想法）。纽伦堡造成了许多思想混乱。在德国人那里，恰恰在德国人那里，引发了一种抵消性算账的情绪，一种针对每个指责都报以“而你们不也这样吗？”的态度。在战胜国那里，至少在西方战胜国那里，留下了沮丧与内疚，它让（尤其在英国）最荒谬的辩护不断冒出。今天（1978年）我们必须将希特勒在三十五年前所犯下的让人们椎心泣血的真正罪行，从所谓的通常战争脏物堆中艰难地区分开来。我们最好从研究<b>不属于</b>这些罪行的恶行开始，尽管有的读者会认为这是在为希特勒洗刷罪行。实际上恰恰相反。
让我们从“破坏和平罪”开始。在纽伦堡审判中，把战争本身，至少是有计划的、故意的进攻性战争（这是迄今为止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宣布为罪行。当时有评论认为，“破坏和平罪”是最重要的起诉点，它实际上包括了所有其他起诉点。他们更是把战争的刑事化誉为人类的进步。这些呼声今天基本上已经消失了。战争与谋杀——尽管很容易把它们相提并论——是两回事。这点恰恰在希特勒身上可以得到说明。
当然，至少在20世纪，西方民族对战争的态度有了巨大的变化。战争在以前被神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参战的民族（不仅是德意志民族）还欢呼雀跃地走上战场。这种情况现在不再有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所有民族（也包括德意志民族）都认为它是一场灾难与厄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展还增加了对战争的普遍恐惧与抗拒。但战争并未消失，一条让战争消失的途径还没有被找到。像在纽伦堡审判那样把战争宣布为罪行，显然不是这样一条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已经发生与仍在发生的战争证明了这一点；在纽伦堡把战争宣布为罪行的那些国家，为备战而付出的巨大的款项与努力，也证明了这一点。它们不得不这样，因为它们知道，战争还是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发生，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不可避免。
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那些后来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绝大多数国家就在《凯洛格公约》中庄严地签订了放弃战争的宣言，而自1945年以来这些放弃战争的宣言属于（从《联合国宪章》到《赫尔辛基协定》）国际条约的通常组成部分。但是，所有政府都知道，这些宣言在关键时刻是不可靠的，并且为此做好了战争准备。没有人会因此把所有政府宣布为犯罪政府。把不愉快的但不可避免的事情宣布为罪行，是无济于事的。把战争宣布为罪行，就等于把排便宣布为罪行一样。
看一眼世界历史，不管是希特勒以前还是希特勒以后的世界历史，我们就可以知道，战争难以从国际关系中消除，就像排便难以从人体的生理体系中消除一样；只要略想一下就可以认识到为什么是这样。战争在国家之间展开；它属于国际关系，因为国家是世上存在的最高权力与暴力机构。而它们的暴力垄断是不可缺少的，它是保障国内集团与阶级的斗争不以暴力方式进行的必要条件。这同时却使得这些国家之间的矛盾，在激化的时候只能用暴力，即通过战争来解决。只有在这些国家之上还有一个更高权力机构存在的前提下，即有一个唯一的、统治全世界的、把那些国家当作附属国家（就像一个联邦国家把组成国家当作附属国家那样）的全球国家的时候，情况才会变化。这样一个世界国家，虽然一直是大征服者以及他们建立的大帝国的远大目标，但这一目标至今未能实现。只要政治世界由多个主权国家构成，席勒的这句话就有效：“<b>战争是可怕的，就像天灾一样，但它是好的，是命运，与天灾一样</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