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蒲州王氏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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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人在哪？带我去找！”家丁首领冷冷地说道，声音中没有一丝感情，仿佛在下达一道不可违抗的命令。

“快去啊！”那位三爷见自己的手下还在犹豫地看着自己，气得一脚踢了过去，急声说道。

他此刻心急如焚，额头上的汗水不停地滴落下来。他心里清楚，虽然在这一片，他三爷的名号也算是有点威望，可眼前的这群家丁可不是他能轻易招惹得起的，那可是两淮盐商中有数的几个大盐商之一蒲州王家的嫡长子王琮的家丁。

两淮盐商的发迹，与大明朝的盐业政策紧密相连。明初，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在长城沿线设立了九边重镇，驻军规模庞大，军需供给困难重重。为此，明朝政府实施开中制，允许商人向边镇的边仓纳粮，以此换取贩卖官盐的执照（盐引）。

晋陕商人抓住了这个绝佳的机会，他们从内地源源不断地运送粮食等物资到边镇，换取盐引后再到指定盐场领盐贩卖。而蒲州王氏家族，就是通过向大同仓、太原仓交米换得盐引，然后南下扬州两淮盐场领盐，从而积累了原始资本，逐渐成为富甲一方的大盐商。

近水楼台先得月，明初实行开中法时，陕商和晋商因邻近“九边”，凭借贩盐的暴利迅速崛起。而明中期以后，开中法取消，食盐主要产地在两淮，集散地又在扬州，徽商因地缘优势开始雄起。

当“开中制”改为“折色制”，朝廷直接给边关拨付饷银，不再以盐引兑付粮饷，山陕盐商纷纷转移到扬州。为了与徽商抗衡，地域风俗习惯相似的陕商与晋商时常联合，遍布全国的“山陕会馆”，就是这种“秦晋之好”的地缘产物。

扬州城中的两淮盐商，以陕、晋、徽三省最多。嘉靖年间的权臣严嵩之子严世蕃曾有这样的论断：“天下富家，积资满五十万以上，方居首等。”按他的看法，当时全国够得上“首等”的只有十七家，其中“山西三姓，徽州两姓”。

山西的三姓就是三原的梁氏，蒲州的张、王两氏。这其中的张、王两氏更是亦官亦商，依靠错综复杂的家族联姻，大多拥有根基深厚的官场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