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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林杰先生昨天留下一束鲜花还觉得不够,今天他本人又来了一趟。我把鲜花放在一个旧牛奶罐里,安插得并不怎么错落有致,即便如此,摆放在餐桌上还是增添了几许亮色。他心不在焉地抚弄着蓝色的花瓣,仿佛只是依稀记得这花朵和自己有着某种联系。
迪林杰先生一向善解人意,我确信他知道自己何时是不受欢迎的。不过,和他相处的麻烦在于,每次见到他你都很难感到不悦。他有着君王一般的面庞,棱角分明,这样仪表堂堂的男人大概并不多见,在我想来,那是一种高贵的相貌,虽然我也不完全确定高贵究竟是何等模样。作为一个出色的作家,他的相貌和他的声名正相配。他是沃洛翰夫人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虽然已经年近七旬,但他举手投足间丝毫没有流露出老态。他身材颀长、瘦削,与其说他是坐在客厅里的一张椅子上,倒不如说是把自己靠在上面,就像是谁支在那儿的一架梯子。那些椅子原本是为身份低微的人准备的。迪林杰先生的脑子让人捉摸不定,就像是漂浮在云里雾里,他总是一下子道出装在自己头脑里的最重要的事情,把当时对他来说最要紧、最急迫的话一吐为快,他从来不怎么东拉西扯,只是有时候会和沃洛翰夫人闲聊几句。在我真正受雇于她的那段日子里,一切都像钟表的发条一样有规律。我总是周而复始给她做同样的菜肴,每逢星期三,午餐差不多没有任何变化,除非有时候因为季节的缘故,有的菜品可能会短缺,迫使我不得不做一点儿改变。我在克利夫兰过得很不错,我的亲密伙伴卡西·布莱克给我看了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的牡蛎,还有好多别的神秘玩意儿,她在我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样一来,我绝对不能说自己是个蹩脚的厨子。这倒也好。沃洛翰夫人起初雇用我的时候,或者说从她母亲那里把我继承来的时候,她非常看重我是爱尔兰人,可这并不足以成为她当初雇用我的理由。
迪林杰先生不喜欢东拉西扯,但他的确有话说。“我觉得,下次我再去北达科他州,应该把你也带上,”他吐出这句话的时候,就像是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思考,终于告一段落,他的思路跟逶迤而行,纵贯整个美国的巨大载货列车一样长,一样神秘莫测,“我妻子过世的时候,我感到很悲伤,在那儿,和苏族人<a id="jz_3_1" href="#jzyy_1_3"><sup>[3]</sup></a>待在一起,让我得到了莫大的安慰。”
我当然一点儿也没有把他要带我一起去的话当真。不过,他这句古里古怪的玩笑话自能带给人一种宽慰。
他开始扯起别的事情。就像我父亲那一辈老派的爱尔兰人一样,他不想开门见山,而是在不知不觉中悄悄进入话题。此时,他向我讲起了他们全家人在希特勒年代的经历。据他所说,他的父亲曾经非常富有,他们一家人非但不是拖着纸板旅行箱仓皇逃离德国,反而是从一家五星级酒店到另一家五星级酒店,一路游历整个欧洲,最终来到直布罗陀海峡,他父亲在那里设法给全家人订了前往美国的头等船票。可到了最后时刻,他的妻子,也就是迪林杰先生的母亲,居然拒绝离开,后来她和两个女儿一起死在了达豪<a id="jz_4_1" href="#jzyy_1_4"><sup>[4]</sup></a>。时隔多年以后,迪林杰先生曾经去过一次达豪,到了那时候,那里已经成了一个类似于博物馆的地方。他用优雅而沉静的语调说,当时他并不是用一个游客的眼光浏览每一样东西,而是用跟自己的母亲和姐妹一样的眼睛。
他说,他还记得,其中一个展厅里挂着一张巨幅照片,照片里有个女人一边奔跑,一边用惊恐的目光紧盯着身后,她的双臂在飞舞,两只乳房全都被割去了。他说到这儿,我禁不住在椅子里惊跳了一下。不知怎的,我感觉自己的乳房如刀割一般。真可怕,简直太可怕了。
“人不可能总是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在看什么。”迪林杰先生说,他的身体明显在颤抖。
然后,他沉默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