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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我回到家中。那时孩子出生已经好几周了。我走进门，发现曼在狭窄的走廊等我，一只手倚在酒红色的墙壁上。她身子微微朝一侧弯曲，我不得不拉过她才能将她拥入怀中。我担心怀孕生产让她变得虚弱。但是我能感受到她松了一大口气。她哭着，轻拍我胸膛。看起来是多么有爱的一刻。然后她带我进房看麦琪。世界上没有什么感受堪比看到你的第一个孩子，第一次。那就是你心中的黄金国<a id="jz_1_1" href="#jzyy_1_1"><sup>[1]</sup></a>。
曼回到斯莱戈后大放异彩，据我母亲说，她走在红酒大道或是奥康奈尔街上，迈着坚定的步伐穿过哥拉顿桥，进出时髦的商店，在开罗咖啡店饮茶，咖啡店里有嘶嘶作响的锅炉声和轻声细语的女仆，斯莱戈的名媛贵妇们都围坐在桌旁，就像某处虚幻的水池里华丽的兽群——穿着她在直布罗陀买的大衣，长尾猴在她肩上微微摇晃。现在我母亲说的全是关于曼的。她觉得她是个不可多得的人。
是的，妈妈将她视若珍宝。我想她是不是把对自己亲生母亲残留的想法投射到了曼身上，她从未提起的亲生母亲。对私生子身份的恐惧让她在自己的痛苦中缄口不言。但是也许在妈妈眼中她的母亲就和曼一样，高挑，给人感觉有些夸张，穿着精心挑选的皮草和裙子。当然了，每每看到她们一起走在街上，你就会忍不住觉得，正如我说过的，由于巨大的身高差，感觉就像是母亲和孩子。
但是我母亲绝不是个愚蠢的女人，她也发现了曼的其他信号。二十多年来，她一直在为精神病院里的女性缝补围裙和罩衫，她对女性的苦痛略知一二。她好几次看到曼在后面的卧室，沉溺于妈妈口中的“愁思”之中。
斯诺医生开了一些药——白色小药片，就像是缝在知更鸟的西装马甲上的纽扣。
四月，玛丽亚·谢里丹邀请我们去奥玛德看蜉蝣，我们没能如约前往。但是曼说我们下一年一定会去。她觉得带着孩子去力不从心，而且最近感觉自己“有点没精打采”。
几个月后，约翰街的客厅里，我坐在她身旁。我们的孩子在摇篮中熟睡着，我们没开灯也没点蜡烛，只有炉火散发着微弱的光，映衬出曼的容颜，而那炉火此刻也快燃尽了。屋外，天色已暗，细雨纷纷，层层的樟树之间，斯莱戈小镇万籁俱寂，深夜的时刻里只有最后几个归家的人，还有老基隆的马飞驰而过去往面包店。曼像只猫咪，一动不动。房间里安静得可以听到麦琪的呼吸声，这声音如此细微而有趣，连隐藏在黑暗之中的罪犯也会因为微笑而露出马脚。我父亲和乐队不知去往何处，我母亲善解人意地和她自己的母亲去了至圣救主会布道，或者我应该说她的养母，唐纳伦妈妈。镇上来了一位热情似火的年轻助理牧师，冈特神父，妈妈觉得他是耶稣转世。
那只狄安娜长尾猴坐在暖炉栅栏边上，和我们一样在安静沉思，妈妈的猫在一旁舔自己的细长的爪子。曼深思着，脸上没有笑意，但是即便在那一刻，我也能感受到她是开心的。
我正想着柯勒律治那首诗，诗中他形容自己就坐在这样的炉火旁，他的孩子在身旁的小床上熟睡，壁炉里的灰烬在微风中颤动，让他想起自己的境况，无人打扰，在1798年某个已经逝去的夜晚<a id="jz_2_1" href="#jzyy_1_2"><sup>[2]</sup></a>。猫那深邃的绿眼睛中倒映出微弱的火光。猴子伸出瘦削的手臂，精准地剜下一只猫眼。曼惊恐地跳起身来，从她的白日梦中惊醒。
我妈妈回家后，我们只得向她坦白真相。曼为她沏了壶茶，将她安顿到床上睡下。
第二天，她打电话给都柏林动物园，他们表示很乐意接收狄安娜长尾猴。曼让我照料家里，便登上去都柏林的火车，让那小东西和它的同类在猴子馆团聚。
“有一只眼睛的猫总比没有猫好。”我母亲颇有哲理地说道。
斯诺医生定期上门来帮曼解决母乳问题，我母亲说这对她而言异常艰难。她奶水不足。原本我们从远菲尼斯克林请来一位奶妈，但是妈妈说她没有受过洗礼，又把她送回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