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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着瞧，陶西先生。”她说完，便出去完成她的使命。我们继续坐着，陶西先生时不时点头，似乎是在继续和自己说话，他朝我略微一笑，我听见曼上楼梯，急匆匆走进我们的卧室。我听到她的高跟鞋——双色彩革的——踩在波斯地毯和抛过光的通往橱柜的地板上，我能够在脑海中一丝不差地描绘这幅场景，然后我听到门打开了，听到更模糊的声音，那是她在翻找那些摆放有序的非洲生活的碎片，自信满满地寻找，我猜测，那袋硬币。然后我听到，如果你能听到这样的声音，沉默、怀疑的裂缝、她脑袋嗡嗡作响，试图得出合理的结论，合理的解释，杰克最终还是把它们存进银行了吗？还是她存了但是记不清了？说起来，她已经五年没有朝这个小袋子里看过一眼了，不是吗？还是她把它放在房子的其他角落了？在哪里，在哪里？
答案无处可找，钱财无迹可寻，她只好折回，穿过美丽的地毯，沿着镶边的楼梯，穿过充斥着悲伤的玄关，回到阴郁的房间，她没有选择，只能带着碎了一半的心回来，但是很快又恢复了，然后她站在那儿，看着此刻愤怒的波涛，古老的窗玻璃隔绝了声音，和刚才一样，两个动作之间相隔漫长。我知道她想说话，但是似乎她连说一个字的力气都没有。而且也并不是真的想说，万一她说完之后会有答案呢？整整五分钟，她一言不发，就像跳水运动员在跳板的边沿上保持平衡，准备起跳、起跳，穿过清澈的空气，然后，由于没有其他事可做，她转头不再看海，用残存的力气，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力气，再次看向我，微笑，灿烂的微笑，这是我爱她、追求她、娶她的原因之一，我是如此珍视这微笑，导致我情不自禁地也笑了。曼，站在那里——即便是此时此刻，身处非洲，写下这些，我也怀念着那一刻，即便我能感受到其中的恐怖。
“所有钱，杰克，所有钱。”她说。她的声音里还有爱意，就像八月还残存着暑气。但是也有冬天的荒凉。
哥拉顿的房子卖掉了。现在一切都已真相大白，就像纸终归包不住火，此时真相对于曼而言已经没什么用处，对我更是如此。是的，我偷偷造访过橱柜好几次，为了赛马的欠债，为了衣服店和帽子店的欠款，为了斯威泽店和韦尔店传来的账单，为这个，为那个，为另一个。每次去袋子那里都不会逗留太久，不愿过多地思考自己在做什么，每次都想着，“只是几个硬币而已，还剩好多呢”，直到那该死的一天，我手伸进去的时候，即便是古今中外世界上最不愿意发现什么的人，也会发现我拿出来的是最后一枚硬币。
“输掉”哥拉顿的房子，与之相关的愧疚依旧深刻、永恒，且可怕。但是在当时，我不知道我是否完全明白我到底做了什么。
回首过往，坐在阿克拉简易的木头房子里，显然当时应该向她敞开心扉，和她谈谈我们的生活方式，乞求她原谅这一切。但是我什么都没有做。
我用仅剩的钱付清了她在萨希尔的迪维利肉店和瑟诺特夫人百货店里的欠款，以及我在巴尔的酒吧账单，我没法对它们置之不理，房子挂到市场上，三次售卖给了陶西先生的朋友，于是我们开始上锁、存放、移动，或者不上锁、不存放、不移动，到斯莱戈的马格赫拉布伊的一个“小巧的房子”里，那是爸爸从他的朋友那儿弄来的，租金很低，不知为何，我告诉她时她双手拍大腿，到底是出于对我们新处境的厌恶，还是对斯莱戈的房子租金低廉的喜悦，我分辨不出，但多半不是后者。
因为，仿佛是麦克纳尔蒂家族婚姻里某种潜在的疾病般，她不再直接同我说话，就像妈妈对爸爸那样。如果我们现在在妈妈家里喝茶，这必将是一个复杂的夜晚。由于在这幢房子里曼没有年龄合适的通讯员，只有两个到处乱跑的小孩，要想完全实行间接对话的方案相当棘手，所以她有时候出于必要只好说些话，这时她会说得简短切题，就像长官下达的指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