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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自然没有持续很久，不可能的。我想她当时以为我再也不会走了，以为我设法离开了军队，可能是在汤姆的要求之下，或者某些隐藏的条款被发现并引用了。我不得不提醒她战争结束之前我要一直参军，这可不好受。但是我说，战争可能不会持续很久，所以我可能很快就会回来，我们可以让一切重归原位。我说也许我可以留在军队，通常战争时期升职更快，也许战后我们可以驻扎在某个不错的地方，甚至可能是英格兰，那么她愿意的话可以找份老师的工作，她已婚的身份在那里不会成为障碍。显然，她花了很大力气才能在听的时候保持优雅。我想我现在可以看出来，正如奎尼所说，她精神状态不大好，非常不好。如果之前有所好转了，那么我们小儿子的死又让她变回老样子了。
那一晚，几杯杜松子酒过后，她带着醉意蒙眬的友善，低声对我说，她感觉不大好，非常不好，她说奎尼不理解她，杰克·柯万就像幽灵般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不见，他来不了或者不想来找她。说她内心很恐惧，不可名状的恐惧。说它就像老鼠一样在她的血管里窜来窜去，剥夺了她所有平和与开心的可能性。说她的头，她的那颗头，昏昏沉沉，隐隐作痛，仿佛是一桶毒药。更多杜松子酒下肚，慢慢地、慢慢地，这全都成了我的错，夜深了，她用旧挂钟砸我的头，然后，手头没有其他东西，她扔了那只猫，我一直喝到头晕眼花，早上独自在客厅醒来，我走到走廊，发现厄休拉就在楼梯口，盯着她妈妈的身体，昨晚不知道什么时候，她倒在那里，既不是天堂的天使，也不是地下的魔鬼，只是一个人和饱受折磨的灵魂。
等我回到巴利卡斯尔，我才发现那条红宝石手链被忘在我内兜里了，所以只好，很凄惨地，将它邮寄回家。
院子外面，大雨奇异地暂时停歇的时候，会有不知名的蓝色小鸟歌唱，歌声甜美无比。我正盯着钱包里曼和孩子们的照片。我不在照片里，也许是因为正在拍照。从麦琪的身材看，那正是在这个时期，1940年初拍的，虽然她一直是个高挑的孩子。这样的话，我不在照片里就不是因为我在拍照，而是因为我参军在外。她们看起来气色都很好，曼本人也很健康苗条。虽然没有太阳，但她戴着墨镜，像位爵士音乐家。她严肃、面无笑意的表情并不能说明什么，但是她的衣服是精心挑选过的。不知怎的，这让我十分伤心，仿佛这张照片上的场景是想象出来的，尽管这分明就是真实发生的，我真是愚蠢极了。厄休拉穿着羊毛衫，似乎有些冷，头发是那种有虱子时呈现出的干枯状态。可能是我想象出来的，也可能并不是。两个孩子都会时不时有虱子。那是一个头虱的时代。
到此为止。想她不是件容易事。一点都不容易。十六七岁，我上大学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海里还会有水雷，我穿着帅气的白色制服，身为无线电军官，脸庞稚嫩，洋洋得意，我见过地球上所有港口，没错，我绕过合恩角十几次，见过它狂风暴雨的样子，也见过它风平浪静的样子，我见过邪恶的巢穴，也听过肮脏的对话，知道这个世界并不只有美好，虽然你年轻、第一次准备出发寻求财富的时候都希望这个世界只有美好。孟买和利物浦荒凉的街道，不在乎自己是死是活的人，他们会在自己坠入地狱时还快活地拿把刀刺你。但是，没有一件事情能像曼的命运那样打得我无力还手。我几天前写过这样的话，今天我又在写。我依旧不明白，真的，哪种语言能将它说明白，或者它描绘的到底是什么地方。阿拉伯人说一切早已写好，我们只是要完成书上的内容。曼得到的是怎样的黑暗，怎样的卑劣，怎样一本用最黑的墨涂写成的巨著。而她只好这样生活，一日复一日，一段又一段，一章接一章。一想到这些，我的大脑就要枯萎，就像它现在畏缩回避，不愿意回忆起这些细节，还挣扎着想要找到光芒。
我接受委派后的第一项工作是协助英属非洲抵抗可能的法国入侵，我早已说过。在阿克拉，我所在的船只被鱼雷击沉后，他们送我和几百个被救起来的士兵就医。许多许多其他人在袭击中失踪或淹没在海里。令我惊讶的是，他们都说我“毫发未损”，但是我的身体上到处是擦伤，好像一张怪异的新世界地图，没受伤的皮肤代表着海洋，或红或紫的擦伤是未知的陆地和具有欺骗性的港口。病房护士长是一位瘦小的爱尔兰修女，她的心和撒哈拉沙漠一般广阔和温暖，她的非洲护士们开朗、美丽又机敏。她觉得是我喝的威士忌救了我。也许她是在开玩笑。我痊愈了，几个月后等我出院时，我发现自己被临时委派到黄金海岸军团的一个部队担任工程师。大家都还在想着维希法国可能会入侵，虽然概率越来越渺茫。潜藏的危险逐渐消失，真正的命运带着它的剧毒渐渐显现，没有人真正知道要发生什么，即便是最睿智的将军或政客也一无所知。
我坐大巴前往阿散蒂，感受着一路上每一道车辙，盯着窗外奇特宏伟的风景，可爱的远山上，最灵动的笔触勾画出温柔的绿，然后是狭窄的田地，孩子们沿着卡车边跑边叫，仿佛河里深色的石子在水流的冲刷下转来转去。我要前往一个名叫库马西<a id="jz_1_1" href="#jzyy_1_1"><sup>[1]</sup></a>的古老城镇。我当时的军衔已经是中尉了，等我抵达军营，大家有些困惑，显然，那里已经有了一个和我的军衔和名字一样的人。
“长官，您早就已经在这儿了。”司务长说，他是个古铜色皮肤、短小精悍的人。他脸颊有道旧刀伤，好像巴西坚果上浅浅的痕迹。
“好吧，我实在是无话可说。”我说。
“炊事班长已经给您上过餐了，长官，就在昨晚，您看长官，食堂记录表上有记录。中尉约翰·查尔斯·麦克纳尔蒂。”
“那么你自己昨天也见过我了吗？”我说。
“是的长官，我能看出来，那不是您，长官。”
他当然在笑。不论如何，这可以说是奇迹和谜团，我很好奇，也有些糊涂。你一直以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存在，突然之间还有一个和你一样的人，这可没法让人冷静。
然后在军官宿舍有了一次奇怪的会面。床是金属制的，颇为狭窄，没有比普通士兵的好多少。民主的军营，你在国外的军队里时不时会碰到这样的。司务长带我去见了一位身材瘦长的人，他躺在床上，或者说至少三分之一躺在床上，剩下的部分还在地板上。我能看到他瞥了一眼我的帽子，想知道他该如何称呼我，但是我们确实是同样的头衔。我发现他不是工兵部队的，他是坦克部队的。
他很友善，见到我也很开心。我们在营地逛了一会儿，然后去了指挥官办公室躲避酷热，只有那个地方有风扇。我们谈笑风生，他问我怎么会来库马西，兴致勃勃地问我鱼雷击穿船只的事情。我知道他知道我的名字，他也知道我知道他的名字，也许有那么一刻他试图想象他自己，中尉约翰·查尔斯·麦克纳尔蒂，在险象迭生的海里挣扎。我能看出来他是个有钱人，通过他的言谈我发现他也来自爱尔兰，后来又通过他的言谈发现他来自斯莱戈，在黄金海岸粗糙多石的暑气之下，我的头变得更加昏昏沉沉，心想怎么会这么巧。
我们继续交谈，他提到了他家，一所古老的房子，我认识那所房子，你坐车去恩尼斯克朗的时候能看到他家的花岗岩大门。我感觉血液离开了我的脸，空气抛弃了我的胸腔。有那么一刻，什么东西攫住了我，好像是突发心脏病，这种感觉可不想再体验第二次。真是荒唐的反应。小的时候，我当然很相信我爸爸的故事，就像基督徒相信圣经。等我长大一点，我告诉自己要相信它们，也表现得像是如此，但是其实内心满是怀疑、不确定、不相信。尤其不相信那个17世纪被逐出家门的兄弟的故事，上千个爱尔兰家庭都有类似的故事。但是现在，根据这个人所言，这个故事仿佛一点点得到了证实。我面前这个人是我父亲时常提到的奥利弗·麦克纳尔蒂一个兄弟的后代。是的，他说，这些都在族谱上有记载。他娓娓道来，用他从伊顿公学中学到的英格兰口音，语气友善，甚至有些怅然，而站在他面前的我，瞠目结舌，哑口无言。
我们在一张摇摇欲坠的小桌子前握手，桌上堆满了纸，我猜想纸上写着如果法国要入侵，就要计划炸毁那片区域所有桥梁。我也向他说了我那个版本的故事，仿佛我们是在某个特殊法庭上，必须要毫无保留地说出我们的身份，仿佛我们真的能在上帝或另一个人面前明白地说出我到底是谁，或者我想象中的自己到底是谁，另一位中尉约翰·查尔斯·麦克纳尔蒂听着我鲜为人知的故事，激动地点头，又紧紧握住我的手。我们俩看起来完全不像一家人，但是对于站在一边聆听的司务长来说，我们俩年龄相仿，住在同一个镇上，名字也一样，却从未见过面，这真是奇怪。但是司务长并不知道爱尔兰乡镇里天主教和新教徒的生活。
“是的，”他语气严肃，“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你和我。”
那一晚，我们酣畅淋漓地喝着威士忌，忘却一切，星星，古老的故事，昆虫的电子乐，天旋地转的食堂，其他年轻军官。我们的故事溶入了酒精带来的快活的混沌，一定是有人把我们抬上了床，中尉约翰·查尔斯·麦克纳尔蒂和中尉约翰·查尔斯·麦克纳尔蒂。他第二天四点要外出执行任务，我听到他离开，从此再也没有见到他。
【注释】
<a id="jzyy_1_1" href="#jz_1_1">[1]</a> 加纳阿散蒂地区的首府，是加纳的第二大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