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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急诊科室的护士他有没有向老太太家属索要酬金，护士说并没有，安顿好后他就离开了。这件事给我的触动一直徘徊在我心中不能平息。很多时候我们选择站在道德制高点，在衣食无忧、生活安定、有稳定生存保障的情况下，去评判他人是好是坏，我们以善恶武断定义他人；而事实上我也经常问自己，如果有一天我也穷困潦倒到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的时候，我会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吗？
人性复杂，善恶总是一念之隔，现实或许总是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理想，但也不像我们想的那么低劣，现实就是现实。
我一直崇尚善念，这是从医者必备的品行基础。在我从医的经历中，我看过太多令人感动的事情，比如薇薇的家人的善举。
薇薇，一个瘦小的八岁广西女孩。她很幸运，因为骨髓移植很成功，治好了白血病，保住了性命；但她又很不幸，因为白血病导致了免疫性眼病，这种病毒性眼病使她双目失明。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向眼球内注射药物，每周一次，连续六次。可是因为年龄小，注射时需要全麻，每次要增加一千块钱的费用。小女孩拽着我，特别焦急地告诉我她不用全麻，骨髓穿刺的时候她经历过很多次，她可以的。而这一切，只是因为她想把钱省下来，给弟弟上学用。
后来薇薇的眼睛恢复了部分视力，她的妈妈和一位学校教师带她参加了由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举办的白血病骨髓移植术后儿童绘画比赛，绘画的题目是：我的世界。在别的同龄儿童眼中，他们的世界是游乐园，是蛋糕，是动画片；而薇薇的眼中，她的世界是医院，所以她的作品就是接受输液、手术。但是她仍然用五彩的蜡笔绘出她在医院中所见的一切，原本灰暗的世界在她的画中变得鲜活。最终获得一等奖的薇薇得到了五千元奖金。
正是这样一个挣扎在生存边缘的贫困家庭，他们从五千元的奖金中拿出一千元，捐献给了素昧平生的天赐。天赐是我提及过多次的一个小患者，他患有眼部视网膜母细胞瘤（一种儿童恶性肿瘤），两岁就摘除了一只眼睛。为了保住另一只眼睛，他的父亲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漂泊在北京。为了给天赐看病，他住桥洞，睡公园，靠在火车站给人拉行李和送报纸赚点微薄收入来支撑自己和儿子的生活。
然而在我出事后，天赐的父亲又把这一千元转给了我，全家人为我揪心痛哭，希望我能收下。这种善举，数不胜数，正是因为在这些善念的感染下，我一直活在人性本善的思想中，我对每个病人都尽心尽力，我相信我换来的也将是真诚相待。
直到这件事发生，我开始有了一些不同的思考。
说实话，我对他的不解远大于恨，我只是接受不了我问心无愧的付出为什么会引发他如此大的仇恨。我的女儿在我受伤后，连着好几天都无法理解自己的爸爸为何会被人砍伤，难道是爸爸做错了什么吗？她好几天夜里说梦话都在重复这个问题。
直到公安机关和院方逐渐了解了他的背景，我才有些理解。他是北京远郊的一个农民，与父母和兄弟姐妹早已断绝来往，生活本就困苦，眼睛又患有持久性无法根治的病，求医之路艰辛且漫长。可能他的心态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扭曲，直到我给他治疗完，他彻底绝望、试图轻生，而我就是他的陪葬者。
在我被砍伤后，伟微将我抢救到诊室，他提着刀仍在四处寻我，被他吓得惊愕无措的患者愣在那里，他说：“你放心，我不砍你，我就要砍死这些医生。”这是后来听当时在现场的患者说的。可见在他漫长痛苦的求医之路上没人在乎与拯救他逐渐扭曲的心理，从而导致他变成一个偏执的杀人狂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