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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苏里这地方，拾掇尸体的手法无疑是顶尖水平。那些死去的可怜骑兵，被打扮得整整齐齐，就像是为了结婚，而不是准备下葬。他们的制服都用灯油刷过，挺括利落，那样子是他们活着时从未见过的。他们的脸刮得干干净净，仿佛入殓师绝不想看到有任何胡须出现。那个骑兵沃齐豪恩，认识他的人，如今没有谁能认出他来了，因为他那邓德里雷爵爷样式的连鬓长胡子<sup><a id="noteBack_1" href="#note_1">[1]</a></sup>，之前无人不知，现在却不见了。可话说回来，死亡也总会把你的脸变得挺陌生的。他们的棺材盒，是很便宜的木头做成的，这一点不假，但还不是问题的关键。你抬起这些盒子，随便哪个，里面的尸体就会让底板弯曲下沉很多。锯木厂把木头锯得太薄了，只是薄薄的一片，而不是一块厚板。不过，挂掉的那些伙
计，才不会计较这类的破事。关键之处在于，看到他们最后被弄成蛮不错的模样，考虑到这个，我们就还有点儿高兴。
我现在所说的，是我第一次掺和打仗这档子事儿步入尾声时的情景。那差不多是1851年，应该就是吧。细皮嫩肉的少年期已过，我十七岁，就在密苏里志愿当兵了。只要你没缺胳膊少腿的，他们就会收你。假如你是个瞎了一只眼睛的小伙子，他们大概也照样会收你。在美国，唯一比最差劲的工资更差劲的，就是当兵拿的那份军饷。他们喂给你的伙食，是些奇奇怪怪的玩意儿，结果你拉的屎也是奇怪的臭味。但有份活儿干，你还是开心，因为如果你不肯为了那几个美元卖命，你就得饿肚子。这可是我学来的一个教训。反正，我讨厌挨饿的滋味。
我跟你讲，有一种人就是喜欢当兵，也不管那收入是有多可怜。这是真的。首先，你能分到一匹马。那也许是匹瘸腿的老马，也许是有疝气的老毛病，脖子上也许有球那么大的一个肿瘤，但那终归是一匹马咯。第二点，你能得到一套制服。接口缝线的部位也许会有这样那样的破绽，但终归是一套制服。蓝制服，蓝得就像大头苍蝇的外皮。
对天发誓，在部队里生活过得不错。我那时十七岁，要么就是刚到十七岁，我不能很肯定。当兵之前的那些年月，我不能说过得容易。但跳舞跳了那么久，我身上还是练出了不少肌肉，整个人细瘦又结实。那些客人，我不想说他们的坏话，我应该替他们说些好话才是。换作是你，既然拿出了一块大钱请人跳舞，你也总会指望能跳上一会儿，在地板上划拉几个舞步吧。
军队收了我，说到这个，我还挺自豪的。感谢老天，约翰·柯尔是我在美国的第一个朋友，也是最后一个朋友。几乎整段军旅生涯，他都跟我在一起，我们各个方面也都挺合得来。我是个毛头小伙子，他也差不离，但即使才十六岁，他看上去还是活脱脱一副大人的样子。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大概十四岁吧，我觉得他很特别，酒馆老板也是这么说的。“是时候啦，小伙子们，你们不再是小孩子了。”他这么说的。约翰皮肤黑黑亮亮的，瞳孔也是，那时人们把这称为“印第安眼睛”。排里年龄稍大的那些家伙总说，印第安小子们都是坏种，是邪恶的坏小子，身手麻利，瞄你一眼的工夫就把你干掉；他们还说，印第安人就该从地球上消失。“当兵的都喜欢吹牛说大话，打仗的勇气很可能就是这么来的。”约翰说，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我跟约翰·柯尔，我们俩是一起去征兵报名点的，我俩算是捆绑销售吧。我们落拓潦倒，都是一副裤子包不住屁股的模样。我们看上去肯定像小叫花子。他在新英格兰出生，然后他老爹的农田里寸草不生，什么也种不出来。约翰出来闯荡时才十二岁，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自己有伴儿了。就是这种感觉。约翰是典型的美少年，尽管饥饿，尽管面如菜色。我在密苏里的一道树篱下遇到他，远离圣路易斯老城大雨滂沱，我本以为会在泥沼地区遇到躲雨的野鸭子什么的，没想到是一个大活人。天跟漏了似的下着暴雨，我狼狈地寻找藏身之处，一眼就看见了他。要不是那场雨，我也许永远也不会碰上他，当一辈子的朋友。可以说，这样相遇挺奇怪的，是命中注定，是运气。但他见到我的第一个举动，是掏出了一把随身带着的小刀子，挺锋利的，用断开的铁栅栏尖头磨成。假如我看上去要对他使坏的话，他就打算拿刀扎我。我估计他大概十三岁，很警惕，一副离我远点的表情。不管怎样，就在前面刚说过的树篱下，我们开始说上话之后，他告诉我他太奶奶是印第安人，部落的人很久以前就从东部跑出来了，现在生活在印第安人的地界上。他从未见过族人，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快就跟我说起了这些，大概就因为我态度很友好吧。他也许这样想的，如果不立马让我知道那些不好的事情，他就会失去这突然而至的美好友情吧。想来如此。我就告诉他了，这个问题怎么看才是最好。我也是个出身可怜的穷孩子，来自（爱尔兰的）斯莱戈，一个败落的小地方。我们麦克纳尔蒂家的人也一样，真没什么值得夸耀的。
考虑到约翰·柯尔那脆弱的小心灵，我讲故事的时间点也该大跨度地向前跳进，这样就可以跳过我们早几年的经历了，除非约翰认为那些时光自有重要之处。我不觉得这段时光令人羞耻，或是充满苦难，我把它叫作“我们跳舞的日子”。毕竟，我们那时只是孩子，又不得不在一个危险的地方求生。我们确实也活了下来，所以才能活着讲述这个故事。我们在树篱下相识，然后搭伴合伙去讨生活——如此自然、挺方便的一个选择——未成年的约翰，不满十四岁，跟我一起并肩走上了雨天的烂泥路，朝着那边疆地区的下一个城镇前进。那里有成百上千的矿工，六七间闹哄哄的酒馆开在泥泞的路边，巴望着那些糙汉能去找点乐子。并不是说，我们对这样的事有多了解。那时约翰·柯尔还是个纤弱的少年，有河水般黑亮的眼睛和瘦瘦的脸，身形细长如猎犬。我那时也更年轻，差不多十五岁，已经有了在美国和爱尔兰的冒险经历，但外形看起来跟约翰一样，还是小男孩的样子。不过，孩子们的自我判断不太准确，有时自以为庄严又高大，在外人看来不过是个小不点。
“四处瞎跑乱撞，已经烦了。两人做伴比一人独行强些。”约翰这样说。
然后，我们的想法就是找个活儿干，哪怕给人倒尿桶，或者体面人不愿干的任何差事都可以。关于大人，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其实什么都不懂。不管什么混账工作，我们都欢天喜地去干，哪怕是清理阴沟、清扫粪便，或者被派去暗杀什么人，我们也无所谓，只要不被逮住就行。在这个无情的世界上，我们只是两块想混口饭吃的无用木屑罢了。约翰把可以维持生计的差事叫作“天国的面包”，因为自从他老爹的庄稼颗粒无收以来，他就经常四处瞎转悠，人们通常愿意对他施以援手，给他唱圣歌，也分给他些许分量寒酸的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