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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蛋饺的处女作发表了。
林乐乐定做了一个红色横幅,准备去KTV庆祝的时候拉起来。庆功宴他们还是约在徐冬河的城市。准备唱完歌再去“金阿姨”那里吃一顿。
李致知因为有一项拍摄工作要出国,庆功宴前一天休假回户口所在地办护照。徐冬河那几天正好在村里。那天他们就一个从外地飞回家乡,一个从村镇坐中巴车赶去城里。李致知从机场大巴上下来,站在市中心的总中转站望了望周围。
离开之后,他一次都没再回来过。坐上公车去行政服务中心的时候,李致知撑头看着车窗外。他发现就在他长大的这些年,此地无可避免地衰老了下去。旧市中心一块灰扑扑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大楼,绿色玻璃幕墙,蓝白碎马赛克砖,电玩城变成了购物商厦,职业学校换了校址。他伸出一只手,空气中潮湿的海风吻过他的手心。
李致知办完护照,打了辆车去城南的看守所。几年来,他第一次去探了李富强的监。他们又像不太相熟的隔壁邻居一样坐在铁窗的里外两侧。李富强眯着眼睛,过了会儿,朝李致知笑笑说:“我还以为等出去才看得见你了。儿子长大了好多,都认不出了。”
李致知戴着鸭舌帽,抬头看了眼墙面上的字。李富强说:“宝珍和我说,你不读书了,在做模特。”
李致知点点头。那天将近一个小时的探监时间,李致知把准备好的话告诉李富强。首先关于他现在的生活,他在做平面模特,职业生涯还算平稳,有固定的合作和项目。但是也望得到头。因为他有个无法忽视的缺陷,他是个跛脚。所以不可能有一天能去做high fashion的走台模特之类的。他只能到这里为止。
但他不是从1996年出生就开始跛脚的,是从2009年开始。“因为09年暑假,我被绑架了。”李致知看着李富强说,“我是真的,被绑架了。”他被李富强东风塑料厂一位女工的两个儿子绑架了。他们要了三十九万绑架金,因为他们妈妈在李富强的工厂里打了十三年的工,得了恶性肺癌,一分钱赔付都没有拿到。
李致知摩挲着自己的手掌,继续说:“我在初中那所私校认识了一群混混。有人叫我去码头走货,我就去了。”李富强忙着在各种酒桌上周旋的时候,李致知背着书包,跛着脚穿过大小街巷,把违禁品带进城。有一天,他丢了一个五万块的包裹。他知道没有大人会肯帮他赔五万块钱。因为这笔钱,他碰到了一些人,失去了一些人。他都不知道要怎么去形容那两年的时间。他和李富强说:“然后,我在你被捕那天,见完你之后,回了我们之前住的房子自杀。”
李富强怔愣地看着他。李致知耸耸肩,蛮平静地继续说:“家里空荡荡的,我的小房间里都是灰尘的气味。我觉得很难过的是,最后我还是要回到那个家。”那天,距离他十六岁生日都没几天时间了。后来他被救回来之后,在医院住了大半年,然后和姑姑在陌生城市重建了自己的生活。
他现在自己打工赚钱,忙忙碌碌奔走在各个城市拍摄。李致知说,幸好还是长大了。长大赚了钱,可以有自己的家。就不用住在爸爸妈妈永远不会回来的家里。
他垂头笑了笑,抬头和李富强说:“我就是打算把你本可以知道,但不知道的事告诉你。然后和你说,我不会再来看你了。”
和这位爸爸自陈完自己的成长。十九岁的李致知站起身走出了探监室。他低头快步走出看守所大门,停在门口捂了下自己的眼睛。他从随身背的包里摸了一支烟出来。看守所对面是个很小的口袋公园。公园边的公车站停下一辆车。李致知夹着烟,发呆看着公车慢慢开远。他回过神的时候,看到徐冬河站在对面看他。
李致知看着徐冬河匆匆跑过人行横道,跑到了他面前。李致知摘下帽子,把额头抵到徐冬河胸口,难过地说:“哥,我想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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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晚上台风过境,第二天的高铁动车都临时停运,哪里也回不了了。徐冬河和李致知困在酒店房间里给蛋饺打电话道了歉。道完歉,两个人下楼走进了台风雨里。他们在街口的小吃摊一人买了一串脆皮年糕串,撑着一把酒店出借的巨大的长柄伞慢慢走过如掌纹般熟稔的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