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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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德谟克利特
外来力量决定在众多新观念中拣选何者，确有其重要性，但这并不足以说明观念是如何产生的。举个例子，美国、英国与德国的生死之争，当然大幅加速了原子弹的发展与应用，但构成核分裂理论基础的科学，跟战争几乎毫无关系，它是太平时期知识积累的结果——例如哥本哈根一家啤酒厂提供一间酒馆给后来得了诺贝尔物理奖的波尔和他的同事使用，一群欧洲科学家就此有了个据点，得以长年累月在此交换意见。
伟大的思想家着重的是思考的乐趣，物质报酬反而在其次。古希腊哲学宗师德谟克利特深受同胞敬重，但他们并不了解他。看见他一连好几天坐着思考，动也不动，他们认为他举止反常，可能是病了，就请名医希波克拉底前来诊治。希波克拉底不但医术高明，也是一位智者，他跟德谟克利特大谈人生的荒谬，随后就向市民保证，他们的哲学家唯一的毛病就是头脑太清醒了。他没有发疯——他其实只是迷失在思考的心流中。
这个观点跟目前大多数讨论文化发展的理论都有冲突。满脑子决定论的历史学家坚称，一般人的思想都由赖以维生的工作塑造成型。例如，算术与几何学的发展，乃是由于需要正确的天文知识，大河流域（包括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长江、尼罗河等）的“水利文明”，生存所不可或缺的灌溉技术，也以这两门学问为基础。这些历史学家把每一种创造都解释为外来力量的产物，不论这种力量是战争、人口压力、领土扩张、野心、市场状况、科技需求，还是阶级斗争。
德谟克利特流传下来的残篇断简，说明他极为肯定思考的收获：“思考美的事物或新观念，真有如天神”；“力量与金钱不能带来幸福，幸福存在于正确与多样性之中”；“发现一个真理，胜于拥有波斯王国”。难怪与德谟克利特同时代的哲人都说他天性乐观，“他认为快乐与自信能使人心无恐惧，因此是最高的善”。换言之，他热爱生命，因为他已学会了如何控制自己的意识。
在此必须强调一个经常被人忽略的事实：哲学与科学的兴盛与发展，只因思考带给人愉悦。如果思想家不能从逻辑或数字创造的意识秩序中找到乐趣，我们现在就不会有数学或物理等学科了。
德谟克利特当然不是绝无仅有的迷失在心流中的思想家。一般常说哲学家“心不在焉”，也就是说他们不时会脱离日常生活的现实，沉浸在自己心爱的知识领域中，与象征形式为伍。牛顿把手表放进沸水里，手上却捏着鸡蛋计算时间；他全部的精神能量可能都用于协调抽象思考上，不留一点儿注意力应付现实世界偶发的需要。
除了故事与谜语，所有文明都逐渐发展出用几何方法与形式证据，综合资讯的系统化规则。这套法则使人类能够描述星球的运动，准确预测季节的循环，绘制精密的地图，成为一切抽象知识与现代实验科学的源头。
值得注意的是，观念游戏的乐趣无穷。哲学、新科学观念的出现，也是源于找到新方法描述现实的乐趣。每个人都能取得促成思想心流的工具；在任何学校或图书馆也都有书介绍相关的知识。一个熟知诗歌韵律或微积分原理的人，就可以不受外来刺激控制，无视外界发生的一切，自行创造一连串有秩序的观念。当一个人学会一套象征体系，并且有能力加以运用时，他就在心灵之中建造了一个随时与他同在、自给自足的世界。
理论的思考从未完全摆脱古老谜语般充满意象与谜团的特质。以公元前4世纪意大利南部城邦塔朗多的哲学家兼军事长官阿契塔为例，他借自我诘问证明宇宙没有边界。他问：“如果我站在宇宙的边界上，向外抛出一根棍子，会产生什么结果？”阿契塔认为，棍子会丢进宇宙外面的空间，但这么一来，宇宙的边界之外就还有空间，以此推论，宇宙应该没有边界才对。阿契塔的推理虽然很原始，但爱因斯坦在思索相对论时提出，在行进的火车上看钟，钟走的速度会随火车的速度变化，也不外乎同一类型的思考实验。
冰岛诗人的救赎
思考带来愉悦
有时，控制这么一个内化的象征体系足以拯救一个人。例如，冰岛号称是全世界诗人比例最高的国家，因为冰岛人对朗诵传统史诗习以为常，以期在极度不适于人居住的环境里，维系意识的秩序。千百年来，冰岛人不仅把记载祖先言行的史诗保存在记忆中，还添加了新的章节。在与世隔绝的寒夜里，他们躲在摇摇欲坠的茅舍中，围火吟诗，忘却室外还有北极寒风怒号不息。如果冰岛人必须默默听着风声度过这些夜晚，他们的心灵一定很快就会被恐惧和绝望占领。但他们借着诗的平仄与韵律，用文字意象表现自己生活中的事件，成功地控制了体验。史诗对冰岛人有多大帮助？没有史诗，他们是否能生存至今？我们无法确切回答这些问题，但谁敢尝试剥夺他们的史诗呢？
有了名字之后，还需要数字与观念，然后是用一套可预测的方法，将之综合在一起的规则。公元前6世纪，毕达哥拉斯和他的学生们展开了一项庞大的建构秩序工作，企图把天文、几何、音乐、数字，用一套共同的法则结合在一起。因此，他们的工作与宗教发生混淆是可想而知的，因为两者的目标几乎重叠：找出一种能呈现宇宙构造原理的方法。2000年后，天文学家开普勒与物理学家牛顿也相继踏上了相同的追寻之路。
当一个人突然落入与文明隔绝，像前面谈到的被关进集中营，或到极地探险那样极端的情况，也唯有这么因应。外在世界残酷不仁，内在的象征体系就成为唯一的救赎。心灵自有一套法则的人这时就占有很大的优势，在极度困窘之中，诗人、数学家、音乐家、历史学家，还有熟读《圣经》的专家，都能在汹涌波涛中，找到清醒的小岛。在某种程度上，熟知田地的农夫或熟悉森林的樵夫，也有一套类似的支援体系，但因他们的知识并不那么抽象，需要跟现实有较多的互动关系，才能保持控制。
《圣经·约翰福音》开宗明义地说：“太初有道……”这里所谓的“道”就是文字。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现在几乎全部散失的著作，一开始也说：“道来自永恒，但人对它的认识比起过去并无长进……”这里的“道”同样也是指文字。这些例子都指出，文字在控制体验上的重要性。文字是建造象征体系的“积木”，使抽象思考成为可能，并扩大了心灵储存刺激因素的空间。若缺少整理资讯的体系，即使最清晰的记忆也不能阻止意识陷入混沌。
但愿大家都不需借助象征技巧，就能撑过集中营或极地困厄的折磨。心灵若能自成一套规则，对正常生活也大有好处。缺少内化的象征体系的人，很容易被媒体宰割。他们容易被宣传家操纵，被演艺人员安抚，被推销员蒙骗。我们会依赖电视、药物或政治、宗教的救赎，主要是因为我们自身没什么可以仗恃的东西，内心无力抗拒那些自称握有解答者的谎言。不能为自己提供资讯的心灵，只能在混乱中随波逐流。
塑造心灵活动所需的工具不仅仅是记忆。记住一些事实，若不能把它们归纳成某种模式，建构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与规律性，仍然没有用。最简单的秩序体系就是为每个事物取名字，我们发明的字眼，便把独立事件纳入宇宙通用的类别。文字的力量无比广大，《圣经·创世纪》第一章，上帝就为日、月、天、地、海及所有他创造的万事万物取了名字，这才完成创世的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