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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倾向于相信自我怀疑和自我批评,但这并不会让我们离目标更近。实际上,我们可以尝试从良师益友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他们都信任你、想要你变得更好、愿意在你失意的时候鼓励你,你也可以这么做。
这一周,请注意观察什么事情会引发你大脑里的“恐惧管理”。是你在媒体或网络上听到或看到的东西吗?你会在社区运动场上感染新型食肉细菌吗?非洲杀人蜂这次会从哪里飞过来?哪栋大楼被炸了?哪里发生了致命车祸?谁惨死在家中?(如果你想再多学点东西的话,还可以看看商家怎么利用你的恐惧宣传他们的产品。它们和你的意志力挑战有关系吗?)别人还可能怎么利用你的恐惧,让你产生对安慰的渴望?
决定改善心情
深入剖析意志力:是什么吓到了你?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情绪低落导致屈服于诱惑”的事例。压力会引起欲望,让我们的大脑更容易受到诱惑。如果有东西提醒我们不能永生,就会让我们从食物、购物或香烟中寻找慰藉。那么罪恶感和自我批评呢?它们会让你立刻想到“那又如何,我还不如再放纵一下自己呢”。
用令人作呕的肿瘤、尸体的图片和图表来警告烟民,这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全球性的趋势。这可能是个好主意,也可能不是。根据“恐惧管理”理论,图片越是吓人,就越会促使烟民用抽烟来缓解焦虑。但这些图片确实能有效防止人们养成吸烟的习惯,也能让烟民下定决心戒烟。虽然我们还无法断定这些警告能否减少吸烟现象,但我们应该对此密切关注,因为它们有可能会带来计划之外的后果。
不过有些时候,情绪低落会把我们引向不同的方向。当我们面对罪恶感、焦虑和压力感到备受打击时,我们会想到一件能让自己快乐的事——决定作出改变。首先提出“那又如何”效应的多伦多大学心理学家珍妮特·波利维和皮特·赫尔曼发现,我们最容易决定作出改变的时候,就是我们处于低谷的时候,比如暴饮暴食后感到罪恶的时候,看着信用卡账单的时候,因宿醉没法清醒过来的时候,或者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的时候。下定决心会让我们立刻有了放松感和控制感。我们不再觉得自己是个犯错的人,只觉得自己能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恐惧管理”的方法能让我们不去想那个不可避免的死亡。但当我们在诱惑中寻找慰藉的时候,我们是在不自觉地加速迈向坟墓的脚步。下面就是一个很恰当的例子——烟盒上的警告会提高烟民抽烟的欲望。200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死亡的警告会让烟民感到压力和恐惧——这正是公共健康司的官员所希望看到的。不幸的是,这种焦虑会让吸烟者用默认的方法缓解压力——吸烟。天啊,这完全不符合逻辑。但根据我们所知的压力对大脑的影响,这却是合理的。压力引发欲望,并使多巴胺神经元在诱惑面前表现得更加兴奋。所以,当烟民看到烟盒上的警告时并不会想到戒烟。即使烟民的脑子里出现了一句话“警告:吸烟会引发癌症”,或是意识到自己在和死神抗争,他们大脑的另一部分也会尖叫“别担心,抽根烟会让你更快乐!”
发誓改变会让我们充满希望。我们喜欢想象改变后的生活,幻想改变后的自己。研究显示,节食计划会让人感觉更有力量,运动计划会让人觉得自己更高大。(当然,这些幻想不一定会实现。)我们告诉自己,人们会以不同的方式看待我们,所有的事情都会来个大变样。我们的目标越宏伟,心中的期望值就越大。所以,当我们决定改变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有个宏伟的计划。如果宏伟的计划能让我们心情大好,为什么还要设定一个适中的目标呢?如果可以有远大的梦想,为什么还要从小处着手呢?
我们不需要用“飞机撞大楼”来按下内心的恐惧按钮。事实上,根本不需要用真实的死亡来威胁我们,让我们开始消费——电视剧和电影就能造成这种效果。一项研究显示,看完1979年催泪大片《舐犊情深》(The Champ)中的死亡场景后,人们会花三倍的价钱购买原本不需要的东西(而且之后肯定会后悔)。更重要的是,这项研究的被试者并没有意识到看电影影响了他们的购物选择。当他们有机会购买隔热水瓶的时候,他们认为只是自己想要这个水瓶而已。(相反,那些看了国家地理频道“大堡礁特辑”的人则对水瓶毫不感冒,牢牢守住了自己的钱包。)毫无疑问,我们家里有一半的东西都是这么买回来的,我们的信用卡账单也是这样累积起来的。我们觉得心情有点糟糕,此时正好有机会购物,脑子就会有个微弱的声音(或许是多巴胺神经元)告诉我们:“买这个吧——你只是不知道自己想要这个!”
不幸的是,就像奖励的承诺和缓解压力的承诺一样,改变的承诺也很少能朝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不切实际的乐观可能给我们一时的快乐,但接下来我们就会感到失落。作出改变的决定是最典型的即时满足感——在什么都没做之前,你就感觉良好了。但真正作出改变时面临的挑战却会给你当头一棒,奖励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获得。(“我丢了5英镑,还做着一份糟糕的工作!”)当我们第一次面对挫折时,失望就会取代最初决定改变时的良好感觉。没能达到预期目标会再度引发曾经的罪恶感、抑郁和自我怀疑,而承诺改变的情绪慰藉作用也消失了。这时,大多数人会彻底放弃努力。只有当我们感觉失控,需要再次拥有希望的时候,我们才会再次发誓作出改变。于是,这个循环又开始了。
例如,一项关于杂货店购物者的调查发现,当人们想到自己的死亡时,他们就会买更多的东西,更愿意购买给自己安慰的食物,也会吃更多的巧克力和曲奇饼干。(现在,我终于明白超市把殡仪馆宣传册放进购物车的营销策略了。)另一项调查发现,新闻中的死亡报道会让观众对豪华轿车、劳力士手表等彰显身份地位的东西产生更积极的回应。这并不是说,我们认为一块劳力士手表就能让自己不被导弹打中,而是这些商品提升了我们的自我形象,让我们感到充满力量。对很多人来说,购物是让自己更乐观、更有掌控感的快速途径。这就是美国人为什么在“9·11”事件后如此愿意接受小布什总统的提议:“我和我夫人鼓励美国人购物。”
波利维和赫尔曼把这个循环称为“虚假希望综合征”。作为一种作出改变的策略,它很不成功。毕竟,它本来就不是能让人作出改变的妙招,而是能让你感觉良好的方法。这可是两码事。如果你只想要“充满希望”这种感觉,这倒是一个好方法。对大多数人来说,下决心是改变过程中最容易的环节,但之后就越来越难了——作出改变需要你控制自己,在想说“要”时说“不”,在想说“不”时说“要”。从快感的角度来说,真正作出改变和付出努力的感觉,当然不能和想象的感觉相提并论。所以,只是承诺改变,要比真正坚持承诺和作出改变更容易,也更有乐趣。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乐于一次次放弃又重新开始,而不是真的想找到改变的方法。当我们想象自己会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改变时,总是会兴奋不已,这让我们难言放弃。
根据“恐惧管理”理论,当人类想到自己的死亡时,很自然会觉得害怕。我们可以暂时避开危险,但终究逃不过宿命。每当我们想起自己不可能永生时(比如,看晚间新闻的时候,每29秒我们就会有一次这样的想法),大脑就会产生恐惧的反应。我们并非总能意识到这一点,因为焦虑可能还没有浮出水面,还没有产生强烈的不适感,或者我们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即使我们意识不到这种恐惧,它还是会让我们立即作出回应,对抗自己的无力感。我们会去寻找保护伞,寻找任何能让自己觉得安全、有力量、得到安慰的东西。(2008年,贝拉克·奥巴马曾指出过这一点,但这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他告诉旧金山的市民,在某些时候,人们需要“依靠枪支或宗教”。)抛开政治问题不谈,“恐惧管理”理论还能为我们解释很多关于意志力失效的问题。当我们感到恐惧时,我们不只依靠枪支和上帝。我们中的很多人还会依靠信用卡、纸杯蛋糕和香烟。研究发现,当我们意识到自己不会永生时,我们会更容易屈服于各种诱惑,就像是在奖励和减压的承诺里寻找希望和安全感一样。
“虚假希望综合征”总是偷偷出现,它会伪装成自控的样子。事实上,它真的糊弄了我们。我敢打赌,当你读到这一部分的时候,你花了一些时间才意识到,我描述的正是另一种意志力陷阱,而不是情绪低落时的一线希望。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研究这种“改变的承诺”。改变的动力不同于那些会阻碍我们实现目标的、不切实际的乐观想法。我们需要相信,改变是可能做到的。如果失去了希望,我们就会听天由命了。但是,我们必须避免常见的意志力陷阱,即用“改变的承诺”而不是“改变”来改善我们的心情。否则,这种看似意志力的东西就会把我们变成按压杠杆的小白鼠,觉得这个东西能让我们获得奖励。
过去,这常常会让我感到困惑——为什么企业要在这么压抑的节目中间插播广告呢?他们难道真想让观众把自己的产品和晚间新闻里可怕的报道联系在一起吗?在听完一起残忍的谋杀案或恐怖袭击后,谁还会有心情看百货公司的商品呢?但事实证明,我可能会去看,你也可能会去看,这是一种叫做“恐惧管理”的心理现象。
深入剖析:决定改善心情
昨天晚上,我犯了个错误,看了晚间新闻。第一个报道是恐怖分子在美国制造的一起未遂的爆炸案件,接下来的报道是海外导弹袭击,然后是杀害前女友的年轻男子被捕。在广告时间之前,新闻主播说接下来会介绍“日常饮食中意想不到的致癌物质”。然后便是一个汽车广告。
请花一点时间,仔细想一想你改变自己的动力和期望。你只有在情绪低落时才会有动力改变吗?想象成功改变生活时的快乐,是不是你作出改变的唯一动力?你会通过幻想未来的自己来改善现在的心情,而不是采取实际行动改善自己的行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