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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母亲正濒临死亡。我彻头彻尾地知道有关她的一切，她已经融为了我身体的一部分，不仅是我所熟悉的那个她，连我降生之前的那个她，也一并与我合二为一了。
其实，我俩也没什么新的话题可聊。母亲是那么透明、那么坦率，而我又是那样喜欢刨根问底，以至于我们早已聊过了所有话题。我知道，她对我的爱大过了世间万物，大过了世间万物之外的万物；我知道，她在童年时喜爱的三匹马分别叫作“伙计”“老兄”和“酒神”；我知道，她在17岁的时候把第一次献给了一个叫迈克的男孩；我知道，18岁时她遇到了我的生父，也了解了他俩头几次约会时的情景；我知道，当她把未婚先孕的消息告诉外祖父时，外祖父惊得把勺子掉在了地上；我知道，她讨厌向神父忏悔，也讨厌自己所做的不得不忏悔的事情，比如对她的祖母出言不逊、破口大骂，又比如抱怨她的妹妹在旁边玩耍而自己却得摆餐桌，再比如穿着裙子出门去上学，然后再偷偷换上塞在包里的牛仔裤。小的时候，我不厌其烦地问啊问啊，让她一遍又一遍地给我重复故事中的那些情景，还盘问她谁说了什么、是怎么说的、她当时是何感想、当事人站在什么地方、事发时是什么时间……母亲时而不甚情愿、时而津津有味地向我描述着，一边笑着一边问我到底为什么如此好奇，然而我就是想要刨根问底，自己也说不出个缘由来。
这种在明尼阿波利斯和家之间来来回回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只有短短的一个月多一点儿。母亲的生命只剩下一年的消息犹如噩梦一般，我们一起到梅奥医院的日子是2月12日，而3月3日那天，母亲便因浑身剧痛难忍而不得不赶赴70英里外德卢斯的一家医院入院。穿衣服准备去医院的时候，母亲突然发现她已经不能自己穿袜子了。她把我叫到她的屋里，让我帮她一把。她坐在床上，我在她身前双膝跪下。我从未帮任何人穿过袜子，没想到竟会这般困难。那双袜子无论如何也不肯服服帖帖地裹住她的双脚，老是歪斜到一边去。我不禁对母亲愠怒起来，仿佛是她故意把脚摆成了一个让我没法帮她穿上袜子的角度。她紧闭着双眼，上半身向后靠着，双手在床上撑着身体，我听到了她深缓的呼吸。
我把家里的地板擦得锃亮，还把橱柜里的东西全部清了出来，在柜里垫上崭新的纸张。母亲不是在睡觉，就是在呻吟，要么就是在数药片、吞药片。她的身体状况稍有起色时，她就会坐在椅子上和我聊聊天。
“真该死，”我脱口而出，“谁来帮帮我！”
我为母亲准备饭菜，她虽然很努力地试着下咽，但却几乎吃不进什么东西。如果她感觉肚子饿了，便会像个犯人似的坐在那里，直愣愣地盯着盘里的食物说：“看上去很好吃嘛，我可能缓一缓就能吃下去了。”
母亲俯视着我，一时间沉默下来。
母亲生病后，我把自己的生活完全抛在了一边。我告诉保罗，不要寄望于我，我是去是留，全看母亲的需要而定。我想要辍学，但是母亲不应允，她恳求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一定要拿到学位。她自己暂停了学业，说这只是暂时的“休整”。其实，她只需要再修几门课就能够毕业了，她说她一定会毕业的，还说即便是死也要拿到文学学士学位。说完，我们俩哑然失笑，然后又四目相视，心中如打翻了五味瓶一样。她在病床上坚持完成了作业，我通过她的口述，帮她把作业录入电脑中。她坚信，不久之后，自己就能有精力完成剩下的两门课了。我虽然没有离开大学，但在征得了教授们的批准后，每周只在学校里待两天。这两天时间一结束，我就会赶回家里，陪在母亲的身旁。得知母亲的病后，利夫和卡伦几乎不知该如何去面对她，不同于他们，我不愿离开她哪怕一分一秒。况且，母亲需要我。艾迪虽然尽己所能地抽空陪在母亲的身边，但他不得不去工作，毕竟要有人来支付这一切。
终于，她凝视着我，伸出一只手轻轻地抚摩着我的头顶，只说了一个词：“亲爱的。”这句话贯穿了我整个童年，语气总是那样特别，那样清晰可辨。而此时此刻，在说出“亲爱的”这个词时，母亲所用的并不是我想听到的语气，而我却无力改变。这语气意味着，母亲对苦痛已然全盘接受了。她这无尽的乐观和好脾气，真是让我心如刀绞。
母亲被查出患有癌症时，我俩都在读大学四年级。我们在圣托马斯读了一年以后，双双转入了明尼苏达大学，她在德卢斯分校上学，我则转到了明尼阿波利斯分校。说来也巧，我俩选的竟是相同的专业。母亲主修的是女性研究和历史两个专业，我的则是女性研究和文学。到了晚上，我俩常常要煲上一个小时的电话粥。那时我已经结了婚，嫁给了一个叫保罗的男人。我们就在我家那片土地的树林里举行的婚礼。婚礼上，我身穿一袭带蕾丝的纯白缎子婚纱，这婚纱，是母亲亲手缝制的。
“我们走吧。”我终于笨拙地把袜子套到了她的脚上，然后帮她穿上鞋子。
在学校里碰到母亲时，有时我会给她一个热情的拥抱，有时我则与她擦肩而过，仿佛她只是一团空气。
她动作迟缓而僵硬地穿上大衣，扶着墙壁穿过屋子，她的两只爱犬紧随着主人，用鼻子顶她的手、蹭她的腿。我看到她轻轻地拍了拍它们的脑袋，那时，我心里的祷告早已没了踪影。“见鬼去吧”这句话早已被我咂得索然无味了。
然而没想到，她却在大学里获得了全A的好成绩。
“再见了，亲爱的。”母亲对两只狗说。“再见了，家。”她一边说，一边跟着我走出了家门。
“这一切可能都是枉费心机。”我们的计划一出炉，她就告诉我，“因为我十有八九会因为挂科被劝退吧。”为了做好准备，她在我高三的最后几个月里一直跟我如影随形，乖乖地完成跟我的作业一样的所有作业，努力磨炼自己的学习技巧。她把我的练习题悉数抄写下来，跟我写一样的论文，通读我读过的每一本书。我依照老师的打分标准给她的作业评分，但在我的眼中，作为一个学生而言，她真的不怎么灵光。
当时我丝毫没想过母亲会这样溘然长逝。在她撒手人寰的那一刻之前，这个想法从未在我的脑海中浮现过。她是坚如磐石、不可战胜的，她是我生命中的守护神，即便垂垂老矣，也依然能在园间耕作。这样的场景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中，就如我一次次地缠着让她细细描述的童年回忆一样。我将这幅画面保留在心中，就像这是属于我自己的回忆。在我的脑海里，母亲老去后优美的身形，就像我曾经寄给她的一张黑白照片上的画家乔治娅·奥·吉弗一般高雅。我们从梅奥医院回来后的几周，我将这幅画面藏在心间，不愿抹去。而在这之后，当她住进德卢斯那家医院后，我渐渐淡忘了那幅画面，脑海中浮现的是更为现实、更加朴素的母亲的形象。我在脑中勾勒着一幕一幕的场景：5月和8月母亲的姿态，10月母亲的身影。日子一天天流逝，我脑海中的母亲也随之一层层剥落。
长大后，我离开家到位于双城的圣托马斯大学念书，而母亲并未离我左右。我的录取通知书上说，学生家长可以在学校里免费上课。母亲虽然留恋她在现代喧嚣中的清静僻壤，但她一直渴望拥有一个学位。我们两人一起拿她的“执迷不悟”开涮，然后又一起权衡这其中的利弊。我们讨论的时候母亲说，她已年过40，上大学未免有些高龄之嫌。事实的确如此，我无从反驳。况且，到圣托马斯大学开车需要三个小时。我和母亲思忖再三，终于做出了决定：她决定去圣托马斯大学读书，但我要求我们俩各自过各自的生活。我住在学校宿舍，她开车来上学，下课之后回家住。如果我们俩在校园里相遇，我只要不和她打招呼，她也得装作不认识我。
入院的第一天，护士问母亲是否需要注射吗啡，母亲拒绝了：“吗啡是给快死的人打的，打吗啡就意味着没有生的希望了。”
万圣节那天晚上，我们搬进了自己动手用树木和木头边角料搭成的房子里。房子没水没电，没有电话，没有室内厕所，各个房间也没有门。在我的整个青少年时期，艾迪和母亲一直在为这幢房子添砖加瓦，使它更完善。母亲种了一畦菜园，秋季来临时，她把园内的蔬菜装罐腌制，然后冷冻起来。她不但会割枫树的汁液来制作枫树糖浆，还会烤面包、缠羊毛，另外还能用蒲公英和西蓝花的叶子自制织布染料。
但她仅仅坚持了一天。她睡去，醒来，谈天，说笑，也会因为剧痛而呜咽啜泣。白天我陪在她的左右，晚上则由艾迪来看护她，利夫和卡伦却迟迟不肯露面，两人的借口让我听来既牵强又拙劣。但他们的缺席并未影响到母亲，她一心只想将身上的剧痛根除掉，而在一针针吗啡药劲过后，却发现这只是她一厢情愿罢了。而那可恶的枕头仿佛也在与我们作对，没有谁能把它们垫到合适的高度。一天中午，一位我从未谋面的医生走进病房，告诉我，母亲已经快不行了。
几年之后，当我的生活被悲伤搞成一团乱麻时，我又忆起了当时在胸中发芽的东西。是它让我相信，这次跨越太平洋屋脊步道的徒步旅行，会让我寻回原本的自己。
“但是这才过了一个月呀！”我愤怒地说，“另一位医生告诉我们她还能活一年呢。”
我和卡伦睡在跃层的床上，床与天花板之间的距离很小，我俩几乎无法直着背坐起身来。利夫睡在不远处一张小一些的床上。母亲的床就在地板上，艾迪在周末回来时会和她睡在一张床上。每天晚上，我们都是在闲谈中入睡的，就像举办睡衣派对似的。天花板上有一个和我与卡伦的床大小一样的天窗正对着我俩，天窗上透明的玻璃离我俩的脸只有几英尺远。每个夜里，黢黑而迷人的夜空和闪亮耀眼的繁星都是伴我入眠的好伙伴。有时，它们那肃静的美丽近在咫尺，让我不禁深深地体会到，母亲的话是对的，将来的某天我们一定会感谢她的。实际上，我当时就已满怀感激，胸中似有什么东西在慢慢发芽，如此强烈，如此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