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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伸手拍拍我的腿，想要安慰我，而我却无法抬眼看他。只要一和他对视，我的眼泪一定会倾泻而出。虽然已经下了决心，但我知道如果我转头请求他不要离婚，告诉他我想重归于好，他是一定会答应的。我没有转头看他。我的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像机器一样嗡嗡轰鸣着启动了，我无法让这东西停止。我伸出一只手，握住了保罗放在我腿上的那只手。
他问我：“你往哪边走？”他身上的气味很呛人，我差点儿咳嗽起来。但转念想想，我身上的气味估计也好不到哪儿去。虽然晚饭后我在弗兰克和安妮特家里洗过澡，但我的身上仍穿着脏衣服。
有时，我们会一起想象如果某件事情没有发生，现在的生活会是怎样一幅情景。比如，如果母亲没有离世，我还会背着保罗和其他男人发生关系吗？又比如，如果不是我出轨在先，那么保罗会背叛我吗？如果一切都风平浪静——母亲还安然在世，我们也都没和别人偷情，那么我们还会单纯地因为两人结婚时尚且年少懵懂而离婚吗？答案无从知晓，但我们渴望得到答案。在一起时我俩相亲相近，而在共同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我俩仿佛走得更近了。我们终于对彼此敞开了心怀，字字句句发自心底。无论谈论的事物是美是丑，我们都毫无隐讳、和盘托出。
“可能吧。”我答道。他小小的自行车两侧画着花哨的火焰图案，明显是辆童车，他骑上去有些格格不入。
终于下决心离婚前的最后一次讨论，我俩坦诚相见，两颗心都在滴血。谈话终了，我俩的心仍在作痛。我半开玩笑地说：“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真该厮守在一起才对啊。”我俩坐在我公寓里的沙发上，从下午一直聊到夜里。屋里黑黢黢的，因为日落时我俩都被折磨得身心俱疲，谁也没有气力起身去开灯。
“你这是要出镇吗？”他问道。
见他没有吱声，我继续说：“我希望你能再找到一个人，和她一起厮守。”然而，想到保罗会和另外一个人长相厮守，我却顿觉心如刀绞。
他把我送到托德户外用品商店，托德先生亲自帮我拆洗了炉子，为我安上了一个新的过滤器，找到了合适的天然气，还看着我把火点燃，检查炉子是否已经修好。我又买了些用来处理伤口的强力胶带和第二代疤痕修复贴，然后到一家快餐店点了一杯麦芽巧克力和芝士汉堡配炸薯条。每咬下一口，我都觉得口中香气四溢，和昨天的晚餐一样美味如珍馐。餐后，我在镇上四处漫步，车辆从身旁呼啸而过，车里的司机和乘客用冷冷的眼神好奇地转过头打量着我。我走过快餐店和汽车经销店，考虑着是该现在就招手搭车离开，还是先在里奇克雷斯特住一晚，明天再回太平洋屋脊步道。我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旁，正在考虑该往哪个方向走时，一个蓬头垢面的骑着自行车的男人在我的身边停下，手中拿着一只发皱的纸袋。
“我也一样祝福你。”保罗说。
“我这辈子，先自由了17年，然后又被监禁了17年。”他虽然是在开玩笑，但从声音中不难听出他的悔恨，“如果能和你交换位置，上刀山下火海我都心甘情愿。”他边说边开车，“我生性自由，却从没勇气去追求过自由。”
我在黑暗中坐在他的身旁，想要劝说自己相信我能够在别处获得与保罗曾经拥有过的爱情，希望自己在重获爱情后不要再让这玫瑰凋零。然而，我觉得我办不到。我忆起了母亲，忆起了在她弥留之际发生的那些令人不堪回首的往事，那些微不足道却糟糕透顶的往事。母亲那荒谬怪诞、语无伦次的胡话，那因为久卧不起而积在胳膊背面的青黑色瘀血，还有她为了“那东西”而苦苦哀求的样子。“那东西”是什么，我们不知道，甚至连个用来称呼的名号也无从想起。我们只知道，她所恳求的，并不是主的宽赦，不，“那东西”远没有这么神圣。当时我觉得，那段日子可谓身在炼狱的最底层，但在母亲当真闭上双眼时，我却甘愿付出所有来留住那段岁月，那段平凡得不足为外人道却又那样熠熠生辉的日子。在决定离婚的那一夜，我坐在保罗的身边想：也许我和他在一起的日子也是如此吧，也许当这一切都结束之时，我也会想极力挽回这段痛苦的岁月吧。
第二天早晨，弗兰克开车把我送到高速公路旁的一家便利店门口，让我自己搭车去一个叫里奇克雷斯特（Ridgecrest）的镇子。我在店门口坐着，一个送薯条的送货员从店前经过，我问他能否让我搭车，虽然他的公司规定不能用车载搭便车的人，但他还是答应了。我钻进他的大卡车里，他马上自我介绍说他叫特洛伊。每个星期，他有五天的时间都在南加州开车送各种各样的薯条，17岁他还在上高中时和女同学坠入爱河，两人结婚相守至今已有17年了。
“你在想什么呢？”保罗问道。我没有回答，只是起身去打开了灯。
“是啊。”我回答道。我一身的泥灰和臭气，居然看上去还有大学生的样儿，这让我心里美滋滋的，“或者说，我是曾经的大学生。我四年前就毕业了。”说完后，我又吃了一口饭，意识到刚才的话严格来说并不能算是实话。虽然我在母亲病逝之前曾经承诺过要拿到学士学位，但是我并没有履行诺言。母亲是在春假那周的周一离去的，七天之后，我回到了学校。在学期结束前，悲恸将我打击得昏昏沉沉，我把自己埋在了沉重的课业之中，却没能拿到学位证，因为我没有完成一篇五页长的中级英语论文。这篇论文本应是小菜一碟，但当我开始写的时候，却只能盯着空白的电脑屏幕发愣。走过主席台，身穿学士袍、头戴学士帽的我接过一张卷成卷的证书，但打开一看，里面却写着我早已预料到的内容：如果不完成那篇论文，我就不能拿到学士学位。大学上完了，而留给我的只有助学贷款。据我计算，这笔贷款要到我43岁时才能还清。
离婚文件公证完后，邮寄的任务就是我们俩自己的事情了。我们一起走出大楼，在冰天雪地的世界中沿着人行道往前走着，找到了一个邮箱。寄出文件之后，我俩靠在一幢建筑物冰凉的砖墙上吻着彼此，一边啜泣一边低声述说着心中的悔恨，两人的眼泪在脸上交融。
“你是大学生吗？”
过了一会儿，保罗开口了：“我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我用叉子把一块土豆沙拉送到嘴里，味道之美，简直让我飘飘欲仙。
在长达一年的分分合合中，我们在床上缠缠绵绵地度过了几个下午和夜晚。我虽然想像以前一样，邀他一起跟我回公寓，但这次，我不忍也不敢再次逾界了。我回道：“我们在道别呀。”
“吃呀！”安妮特用塑料杯为我倒了一杯樱桃味的饮料，放在我面前。
“再见。”他说
我不想让她看出我对食物有多么饥渴，于是佯装无所谓地说：“等一等吧。”说完，我低头看了看眼前的食物，盘子里满满地堆着烤牛排、罐装玉米以及土豆沙拉。我本想起身去洗手，但生怕这么做会推迟了晚饭的时间。无所谓，反正餐前洗手的概念于我而言，已和电视上的新闻报道一样遥远了。
“再见。”我回答。
安妮特说：“耳边整天都是辛普森这、辛普森那的，非洲那些挨饿的儿童却无人关心。”她指了指我面前的食物，“你开吃吧。”
我俩紧紧地依偎在一起，脸贴着脸，我的双手用力地攥着他的大衣衣襟。我的身体一侧是一幢沉默不语的建筑，另一侧是如睡意正酣的巨兽一般灰蒙蒙的天空和白皑皑的街道。我俩被夹在这两个世界之间，被孤立在了一条隧道之中。雪花在保罗的发间融化，我想伸手去触摸那雪片，但还是控制住了自己。我俩就这样站在那里，沉默不语地凝眸对望，仿佛这是我俩的最后一次见面。
“别客气。”安妮特对我说。我听话地坐在厨房外的餐桌旁，等着她为我准备饭食。餐桌的另一角放着一台小电视，音量开得很大，声音杂乱得几乎让人听不清楚。电视里播放的又是“辛普森杀妻案”的庭审。我正看着，安妮特从厨房里走出来，把盘子放在我的面前，“啪”的一声关掉了电视。
时间缓缓地流逝，他终于开了口：“谢莉尔·斯特雷德。”自他口中说出我的名字，听上去是那样陌生。
几分钟后，两个人一起从房车里走了出来。安妮特满头灰发，身形丰腴，从她脸上的表情不难看出，她对我并不欢迎，还有几分警惕。弗兰克把我的背包从卡车上拖下来，她不满地嘟囔着：“你就这么多东西？”我跟着两人进了屋里，弗兰克马上进了洗手间。
我点点头，松开了紧握着他大衣的双手。
弗兰克住在一台房车里，房车停在一片沙漠灌木丛的房车营中。我们开到他房车旁的一条沙土车道上，他停下车，告诉我：“在这儿等一下，我先进去给安妮特介绍一下你。”
<a id="jz_1_109" href="#jzyy_1_109">(1)</a>POW为“Prisoner of War”的缩写，意为“战俘”。MIA是“Missing in Action”的缩写，意为“在战斗中失踪的士兵”。此处特指越战时期的战俘和失踪人员。—译者注
在卡车上，我大嚼了将近两米长的甘草糖。要不是甘草糖吃完了，再让我吞个两米也完全不在话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