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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饱受噩梦的折磨。可怕的噩梦在等着她，等着她的家族，等着和她一样的所有的人。
她无法接受捷克的种族新形势。讽刺的是，她一直认为自己是少数民族的一员：不是犹太人，而是德裔捷克人。她的第一语言是德语——标准德语，而不是有些布拉格犹太人说的摩西德语。她的捷克语尽管很流利，但谈不上完美。她，她的父亲，她的整个家族都认为自己是德裔捷克人，都把德国文化当成自己的文化。突然之间，这些东西全部被剥夺了。
每次和父亲说起这些的时候，父亲总是试图安慰她，让她不要有阴暗的想法，并告诉她这种想法的危害。她则努力说服父亲这种害怕是有根有据的，和以前不一样。她过去在学医的时候，也曾被不理性的、难以解释的焦虑、怀疑、恐惧所折磨，但这次不一样。现在的恐惧是合理的，可以解释的。然而父亲每次安慰她的时候，总是故意避免使用一个词：他们所有的谈话都可以感受到却从未挑明的一个词。
至于普拉特纳的助手卡拉克，这种倾向更无须分析：每次两人相遇的时候，卡拉克总是一副鄙夷的神情，说话时的语气非常不耐烦，给人感觉他是逼不得已才和她这样的下等人说话的，之所以他还在忍受是因为这种日子不会太长久了。
她的精神崩溃。
威胁已经够多了。年轻的科萨雷克医生好像和普拉特纳医生相处得很好：不管他们如何用捷克语称呼自己，他们其实就是纳粹党，对犹太人的看法和纳粹没什么不同。普拉特纳在工作上对她彬彬有礼，甚至非常友善，从未流露过任何反犹倾向，但是骨子里面是这样的——她知道这些人骨子里面全是反犹的。
上学的时候，假想的危险、虚构的敌人是造成她精神崩溃的原因。虽然早已痊愈，但是一直以来，她已经失去了别人的信任。所以现在，当危险是真实的时候，当敌人是清晰可见的时候，当别人陷入疯狂的时候，没人再理会她的警告。
在这之前，她的犹太出身从没如此重要，但是现在却给她与身边所有人的交往蒙上阴影。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现在都必须当作潜在的威胁对待。
每个人似乎都对眼前的一切视而不见：大家都可以看到一起又一起的残暴行为在慢慢堆积，却看不出这终究会演变为可怕的灾难。他们看到了乌云，却预测不到风暴。
与此同时，在工作上她会与维克多恰当地保持同事之间的礼貌与尊重，但在其他事情上要保持一臂之遥。一臂之遥已经迅速成为所有人际关系的标准距离。现在的做事方式是：每一个新认识的人，每一个不期而遇的人，都必须当作一个危险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估。
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德国上个月通过的《纽伦堡种族法案》，禁止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限制犹太人在教育、就业和社交上的权利。布罗乔娃非常沮丧，因为她无法说服父亲对犹太人而言，这种危险在捷克已经迫在眉睫，区分人种这件事虽然进度不快，但趋势已不可逆转。
维克多做的唯一正确的事情就是对她父亲的赞美，话中可以听出他对自己导师的挚爱。今晚她会给父亲打个电话问问他对这个学生的印象。
所以布罗乔娃把每一个熟人、每一个不期而遇的陌生人当作潜在的威胁对待。但是她被科萨雷克所吸引，而且两人相遇的时候，他也毫不掩饰对自己的喜爱。这是否意味着他是那种没有被疯狂的时局影响的人呢？
和布罗乔娃不同，维克多永远不会怀疑自己适合在城堡工作，也不会让别人产生这种怀疑。刚才的那番对话让布罗乔娃有足够的理由对他不满。除此之外，如果她的学业和事业按计划进行的话，他现在的这份工作本应该是属于她的。但是计划泡汤了。
今晚她要打电话给父亲问问这个人的情况。
布罗乔娃也深深地被维克多吸引。让她感到不解的是，她对维克多也有一种奇怪而不可动摇的感觉：她认识这个人，尽管从未谋面，但她就是认识这个人。当然，维克多又高又帅，非常迷人，就是有一点点冷酷和傲慢。她认为维克多和这座城堡简直就是绝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