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natural Horror in Literature 文学中的超自然恐怖 (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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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d="ch44" href="#ch44-back">(44)</a> 三十年战争发生于1618年至1648年，是全欧洲参与的一场大规模国际战争，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来，导致全欧洲约八千万人死亡。

在怪奇领域的创作中，法国作家的活跃程度也不亚于德国。维克多·雨果的《冰岛之汉斯》（Hans of Iceland），巴尔扎克的《驴皮记》（The Wild Ass's Skin）和《塞拉菲达》（Seraphita）与《路易·朗贝尔》（Louis Lamberre）中都多少运用了超自然主义。不过归根结底，这些作品始终是对人性的讨论，因此其中的超自然元素略显无力且欠缺真实感，与暗影艺术家笔下真正的恐怖大相径庭。直到泰奥菲尔·戈蒂耶的出现才使得法国恐怖文学呈现出真正可信的虚幻世界之感，他对鬼怪元素的精通在文中随处可见——虽然他并未在文中一直使用这些元素，但对它们的运用手段却使其具有相当的深度与真实性。其短篇小说如《化身》《木乃伊的脚》与《克拉利蒙》均展示了各种令人入迷、使人痛楚、并有时令人惊恐的禁忌幽会，而《克利奥佩特拉的一夜》中所描述的埃及景观更是充满了高度浓缩的表现力——戈蒂耶在对埃及人神秘的生活方式与宏伟的建筑的描写中，完美地捕捉了那古老沉重的国度最深处的精华，并以令人难忘之笔刻画了地下墓穴中的不朽恐惧——千万具填满香料的干尸毫无生气的眼睛在漆黑的洞穴中永世仰望着，好似时刻等待着来自未知的召唤。古斯塔夫·福楼拜则在《圣安东尼受试探》中以幻想之狂欢巧妙地延续了戈蒂耶的传统，若不是其对现实主义的偏好，他很可能称得上是一位编织恐惧的大师。后来文坛的趋向开始分化，衍生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流派：各类古怪的象征主义诗人与颓废派奇幻写手，貌似痴迷于黑暗，但他们真正的兴趣却是人类本能与思维的畸形，而非超自然；作为文笔微妙的小说作家，其笔下的惊悚直接来源于宇宙洪荒之虚幻那无比漆黑的深井之中。前者“罪孽艺术家”之中首屈一指的代表便是受爱伦·坡影响极大的著名诗人波德莱尔<a id="ch46-back" href="#ch46">⁽⁴⁶⁾</a>，而心理派小说家约里斯·卡尔·于斯曼，一位1890年代精神真正的后裔，则是此潮流的集大成者与尾声。后者的纯叙事手法又被普罗斯佩·梅里美继承，其作品《伊尔的维纳斯铜像》则以富有感染力的简短散文讲述了托马斯·摩尔在诗篇《指环》中的题材、关于“雕塑新娘”的经典故事。

<a id="ch45" href="#ch45-back">(45)</a> 这篇故事与洛夫克拉夫特的《夜魔》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并很可能是其灵感来源之一。两篇作品中的主人公均写有日记并时常向窗外望去，而爱华斯的人物在最后说道：“我的名字——是理查德·布拉克蒙特……”，与洛夫克拉夫特笔下的“我叫布莱克——罗伯特·哈里森·布莱克……”如出一辙。

而现代德国恐怖文学的代表人则是汉斯·海兹·爱华斯，其种种黑暗构想有效地运用了现代心理学的种种特色。他的作品，如小说《法师的学徒》（The Sorcerer's Apprentice）、《风茄》（Alraune）与短篇故事《蜘蛛》<a id="ch45-back" href="#ch45">⁽⁴⁵⁾</a>，均蕴含了与众不同的特点，使其名列恐怖文学经典。

<a id="ch46" href="#ch46-back">(46)</a> 自1920年中期，洛夫克拉夫特便已开始阅读克拉克·阿什顿·史密斯翻译的波德莱尔《恶之花》中的诗篇与散文诗。洛夫克拉夫特也拥有一本波德莱尔的合集——《波德莱尔：散文与诗篇》（Baudelaire：His Prose and Poetry），并从中摘取了部分作为《修普诺斯》的引言。

相比之下，另一部德国19世纪早期的神作影响不及《涡堤孩》，但因其充满真实性的描述，并大胆地摒弃了传统哥特俗套的故事框架而更使其引人注目。这便是威廉·梅恩霍德的《琥珀女巫》（The Amber Witch），一部作者自称以科塞罗一座古老教堂中发现的手稿改编而成的故事。这部作品以三十年战争<a id="ch44-back" href="#ch44">⁽⁴⁴⁾</a>为背景，围绕着笔者的女儿、被误判为女巫的玛丽亚·施魏德勒展开。她在无意中发现了一块巨大的沉积的琥珀，并因种种原因将其隐藏，而一笔来路不明的财产更为其责难者——爱好猎狼、心怀鬼胎的贵族维蒂希·阿佩尔曼提供了证据——维蒂希向来打算将她据为己有，但屡次都没成功，因此怀恨在心。于是一位因超自然事件死于监中的真正女巫的罪行，被顺理成章地嫁祸给了无辜的玛丽亚。在一连串传统女巫审判过后，玛丽亚终于不堪酷刑，承认了莫须有的罪名，即将被烧死在刑柱之上。所幸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她被自己的爱人，一位来自邻乡的公正青年救出。梅恩霍德最大的长处便是描述真实平常的场景，而这种真实的气氛更是增强了剧情中的悬疑：这种半劝说式的口吻使读者感到这些邪恶之事是真实发生过的，即使并非如此，它们也十分接近于现实。的确，这种真实性着实拥有以假乱真的能力，使得一本流行杂志以17世纪的真实事件之名发表了这部虚构作品的梗概！

<a id="ch47" href="#ch47-back">(47)</a> 大木偶剧场（The Theatre du Grand Guignol）成立于1897年，主要上演以痛苦、酷刑、强奸、谋杀、奇幻为主题的舞台剧，并于1962年关闭。值得一提的是剧场主管将关闭的缘由归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称“我们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战前，观众们认为舞台上的一切都是不可能发生的，而今日现实中却发生了比舞台上的表演暴虐数百倍的恶行。”

涡堤孩是一位强大的泉水亲王的女儿，在出生不久后便被父亲与一位人类渔夫的女儿调换，以便其未来能与人类通婚，进而获得如人类一般的灵魂。成人后，她在渔夫那座位于鬼怪出没的森林旁的海边小屋内，与年轻善良的胡尔德布兰德邂逅，两人不久后成婚。涡堤孩婚后随丈夫回到了位于灵斯特滕的祖宅古堡内，但胡尔德布兰德不久便开始因妻子与超自然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当她的舅舅赫列博恩，一位心怀恶意的林中瀑布之灵前来拜访时——对她心生厌倦；这种厌倦又因他与贝塔尔达的恋情而加深，贝塔尔达正是那位渔夫的亲生女儿。之后在前往多瑙河的途中，胡尔德布兰德被妻子的无意之举触怒。尽管知道她深爱着自己，胡尔德布兰德仍迫使她回归超自然的怀抱；不过依据其族人的法则，无论涡堤孩情愿与否，当胡尔德布兰德对自己做出不忠之举时，她将必须再次回归人世，亲手结束他的生命。于是，在胡尔德布兰德与贝塔尔达的婚礼上，涡堤孩为履行自己悲伤的职责回到了他的身旁，流着泪了解了这一切。当胡尔德布兰德被葬在村中教堂边的家族墓地时，一位头戴纬纱，身着素衣的雪白女子出现在悼念的人群中，但在悼词念诵完毕之后便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则是一股清泉环绕着他的坟墓，最终流进了附近的湖里。时至今日村民们仍可见此景，并相继诉说着涡堤孩与她的挚爱胡尔德布兰德之间至死不渝的爱情。文中诸多段落与气氛的营造，特别是文章前段里闹鬼的森林、雪白的巨人和众多无名的恐怖，更是奠定了福开在恐怖文坛中杰出艺术家的地位。

<a id="ch48" href="#ch48-back">(48)</a> 真名为所罗门·拉波波特（Solomon Rappoport）。

恐怖文学在欧洲大陆的发展尤为蓬勃。著名短篇小说作家恩斯特·西奥多·威廉·霍夫曼（1776—1822）<a id="ch42-back" href="#ch42">⁽⁴²⁾</a>便是深厚的底蕴与成熟文风的代名词。不过其作品情节仍略欠推敲，而他倾向于过度夸张的叙事，更无法体现即便是文采逊其一筹的写手也能营造的恐怖——总的来说，他的作品使人感到不舒服，而非令人屏息凝视的恐惧。不过，全欧洲最具有艺术性的怪奇作品当属穆特·福开的德文经典小说《涡堤孩》（Undine，1811）<a id="ch43-back" href="#ch43">⁽⁴³⁾</a>，剧情以一个水之精灵为获得人类般的灵魂，与一名人类男子结婚展开。其精致优雅的行文不仅使小说在众多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而且它还拥有一种本属于民间传说的自然感。其实，这部作品是根据文艺复兴时代医师与炼金术士帕拉塞尔斯在其论述《论元素之灵》（Treatise on Elemental Sprites）中提到的故事改编而成的。

<a id="ch49" href="#ch49-back">(49)</a> 洛夫克拉夫特在1925年12月17日观看了这部舞台剧。

VI欧洲恐怖文学

<a id="ch50" href="#ch50-back">(50)</a> 指颓废主义与象征主义；见下文。

作为杰出的纪实作品，同时也是优秀的恐怖文学作品的则是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以其中狂风大作的约克郡荒野的苍凉，与描写当地人强烈而扭曲的生活的叙述而闻名于世。这部作品虽然是关于人性与情感冲突之痛的故事，但其史诗般宏大的场景为精神层面的恐怖提供了充分发挥的余地。文中稍加修正的拜伦式反派英雄希斯克里夫，起初是一位古怪阴郁的流浪儿，被领养之前还一直说着某种奇怪的胡话，最终毁了收养他的家。文中不止一处暗示着他其实是魔鬼而非人类，其中的虚幻成分更是因山庄访客在楼上靠近大树的窗户处遭遇的哀怨的女鬼而增强。联系着希斯克里夫与凯瑟琳·恩肖的则是一条比爱情更加深刻、更加恐怖的纽带：凯瑟琳死后，希斯克里夫两次扰动其坟墓，并被某个难以捉摸的幽灵——无疑是凯瑟琳的鬼魂——所困扰。这鬼魂三番两次地闯入他的生活，直到最后使他在冥冥之中坚信自己与凯瑟琳即将见面。他讲到他的生活将要发生不可言喻的转变，并因此开始绝食；夜里他也常外出漫步，而且从不关闭床边的窗子。他在急风暴雨的夜里死去，但那扇窗子依然敞开着，而他僵硬的脸上也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他被埋在了魂牵梦绕十八年的坟墓旁，当地的牧羊童仍说他与凯瑟琳时常在坟场中漫步，而每当雨夜之时，他们也会在旷野中游荡。他们的面庞也会在这样的夜里浮现于呼啸山庄上层的窗扉之后。其实，勃朗特女士笔下的怪诞恐怖之景并不只是哥特文学的余波，更是人类面对未知战栗不止的完美体现。如此看来，《呼啸山庄》也见证了文学的变迁，昭示着一个更新、更健全的文体的到来与发展。

<a id="ch51" href="#ch51-back">(51)</a> 洛夫克拉夫特早在八岁时便已阅读了坡的作品。

这种具有浪漫主义的伪哥特半说教式文体，经由诸多作家之手演绎流传甚广，直到19世纪末仍屹立不倒，代表作家包括约瑟夫·雪利登·拉·芬努<a id="ch40-back" href="#ch40">⁽⁴⁰⁾</a>、威尔基·柯林斯、托马斯·佩基特·普雷斯特与其著名的《吸血鬼瓦尼》（Varney，the Vampyre，1847）<a id="ch41-back" href="#ch41">⁽⁴¹⁾</a>、最近去世的H．莱特·哈葛德爵士（其作品《她》尤其优秀），柯南·道尔爵士、H．G．威尔斯与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后者的文风虽然倾向于轻快与自大，他仍写出了如《马克海姆》《盗尸人》《化身博士》之类的经典佳作。诚然，这种伪哥特文体的影响很可能依然流传至今，因为现代恐怖故事大多在事件的构造中着墨甚多，多少忽略了气氛细节营造的重要性，而且在剧情的构造上依靠逻辑思维能力而非印象式的想象，因此常常构造了一种虽然显赫，却如隔岸观火般的遥远景致，而非充满恶意的紧张感，抑或心理上的逼真情境，并在主题上决定站在有利于人类福祉的一边，时刻希望人类能够安宁昌盛地发展。不可否认，此类文章确有感染力，也因“人性元素”而比真正的艺术性恐怖拥有更为广泛的受众。不过为何无法企及后者的高度，究其原因，也只是稀释过后的作品强度完全无法与浓缩之精华相提并论。

<a id="ch52" href="#ch52-back">(52)</a> 详见爱伦·坡在《我发现了》（Eureka）中提出的古怪科学假说，与其他作品中对熟知希腊文与希伯来文的佯称。

在《一篇奇怪的故事》（A Strange Story，1862）中，鲍沃尔—利顿对怪奇景致的描写与气氛的营造表现出了相当的进步。虽然行文过度冗长，情节也生硬做作，作者更是决定以不失时机的巧合填补剧情中的漏洞，加之透着一股说教般的伪科学气息以迎合维多利亚时代读者们实事求是的口味，这部作品仍不失为一篇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足以激发长久的兴趣，并设计诸多即便过于夸张但仍强有力的场景与高潮。这里我们再次遭遇了炮制永生药剂的神秘人物、冷酷无情的巫师马格雷夫，其邪恶之举与平静的现代英国村庄，连同澳大利亚荒野<a id="ch37-back" href="#ch37">⁽³⁷⁾</a>的背景形成了戏剧性的鲜明反差。作者也为我们再次展现了种种暗示，指向某个虚无缥缈，如同幽灵一般包围着众人的未知世界——而这次则比《扎诺尼》中处理得更为鲜活。文中有两大描写召唤仪式的绝佳段落，着实算得上文学史中数一数二的恐怖场景描写——少有直言，仅靠暗示足矣。其中之一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主人公在一个闪着磷光的邪灵的驱使下开始梦游，拿过一支古怪的埃及魔杖，开始在一位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炼金术士故居那遥瞰墓园的阴森阁楼中，召唤某个无名之物。梦游者两次听闻未知之词，当他复述这些密语时脚下的土地开始颤抖，荒野中所有的狗也开始对某个时刻潜伏在月光之外的无形阴影嗥叫<a id="ch38-back" href="#ch38">⁽³⁸⁾</a>。当第三组未知咒文在梦游者的耳边回响时，他的内心突然激起了强烈的反抗，就好像虽然其心智无法理解这终极恐怖，但灵魂却早已熟知这一切的来龙去脉。最终在爱人的鬼魂与善良的天使的帮助下，主人公才摆脱了恶灵的控制。此段落诠释了利顿勋爵完全有能力超越自己常用的浮夸与乏善可陈的浪漫元素，完成只有在诗篇中可以完全展现的恐怖艺术的精华。至于对召唤仪式细节的描述，利顿还要感谢自己对神秘学的严肃研究——正是在对神秘的追逐中，他结识了法国学者与犹太神秘哲学者，自称掌握上古魔咒秘密的阿方斯—路易斯·康斯坦特（笔名“埃利法斯·莱维”）<a id="ch39-back" href="#ch39">⁽³⁹⁾</a>，并称与其一并召唤了在尼禄统治时期，希腊巫师提亚纳的阿波罗尼乌斯的鬼魂。

<a id="ch53" href="#ch53-back">(53)</a> 参见洛夫克拉夫特《皮克曼的模特》：“这是因为只有真正的艺术家才懂得对于恐怖的实际分析，谙晓恐惧的生理机能”。

故事《房屋与头脑》包含了“玫瑰十字会”元素，其中出现的不死之人极可能是路易十五神秘的廷臣“圣日耳曼”<a id="ch35-back" href="#ch35">⁽³⁵⁾</a>，而时至今日也可能是最为杰出的短篇鬼屋故事之一。小说《扎诺尼》（Zanoni，1842）也包含了类似元素，不过发挥得更加精妙，并且引入了一个与已知世界相依并存的未知世界，由一位可怖的“居于户口之物”看守，任何未能成功进入的人都会永远遭其困扰。这里作者创造了一个与世无争的古老兄弟会，会员世代传承，直到仅剩一位长生不死的迦勒底<a id="ch36-back" href="#ch36">⁽³⁶⁾</a>法师，最终死于法国革命的断头台下。虽然充斥着传统浪漫主义精神、被一连串教条刻板的象征意义所伤、对未知世界的描写又缺乏气氛营造，《扎诺尼》还是比其他同时期浪漫传奇故事更胜一筹，在今天也是通俗易懂的娱乐佳作。有趣的是，为了描述这个兄弟会的入会仪式，作者还是无法免俗，使用了沃波尔式的哥特城堡。

<a id="ch54" href="#ch54-back">(54)</a> 如此描述也很符合洛夫克拉夫特笔下的众多人物，特别是其早期的“恐怖”作品；详见《坟墓》中的杰瓦斯·达德利，与《猎犬》中的两位主人公。

这个年代同样见证了威廉·哈里森·安斯沃思与其洋溢着怪诞和恐怖的浪漫传奇小说的崛起。马尔亚特船长除了写下如《狼人》之类的短篇作品，还以小说《鬼船》（Th Phantom Ship，1839）为怪奇文学做出了深远的贡献：正是这部作品开创了“飞翔的荷兰人”——一艘在好望角附近徘徊，永世无法靠岸的鬼船的传说。狄更斯也在此时偶尔创作出如《信号员》一类的作品——作为一篇受众甚广、讲述幽灵般的警告的虚构怪奇短篇，其剧情中处处透着逼真之感，这也使其更接近日后壮大的心理恐怖，而非江河日下的哥特文学。各种灵媒骗局与印度通神学在当时也如今日一般时髦，于是“灵媒”或种种伪科学理论在相当一部分怪奇作品中十分流行，尤以受人欢迎的爱德华·鲍沃尔—利顿的众多作品出名。除去其作品中浮夸做作的辞藻与索然无味的浪漫主义主题，他对诡异的营造仍然相当成功，令人欲罢不能。

<a id="ch55" href="#ch55-back">(55)</a> 指《僧侣》的作者马修·格雷戈瑞·刘易斯。

沃尔特·司各特爵士也于此时开始了对怪奇的不懈尝试，并时常将其编入诸多小说与诗篇之中，完成了如《雷德冈脱利特》（Redgauntlet）中《挂绣帷的房间》与《流浪人威利的故事》之类的独立短文——后者幽暗邪恶的气氛更是因朴实的对话中流露的诡异增强。1830年司各特出版了《恶魔与巫术之研究》，至今仍是欧洲巫术神话研究最为杰出的著作。另一位与怪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作家则是华盛顿·欧文<a id="ch33-back" href="#ch33">⁽³³⁾</a>，虽然其鬼怪故事大多过于风趣，因此有别于正统的恐怖文学，作品中的气氛仍然倾向于恐怖。《旅行者故事集》（Tales of a Traveller，1824）中的《德国学生》便是其中之一——一篇狡诈且精湛的短文，其中对“尸体新娘”的传统故事进行了复述，令人印象深刻，而虽然故事集中的《淘金女郎》是一部喜剧作品，其中也不乏对基德船长的鬼魂依然游荡于世间的暗示。托马斯·摩尔也以诗作《阿尔西弗龙》（Alciphron）加入了恐怖艺术家的行列，并在此诗的基础上扩展，写出了散文《享乐主义者》（The Epicurean，1827）<a id="ch34-back" href="#ch34">⁽³⁴⁾</a>。虽然这部作品的剧情不过是在狡猾的埃及祭司们的诡计下，年轻雅典人的历险遭遇，摩尔仍在描写古老的孟菲斯神庙地下的种种恐怖奇遇时，运用了使人信服的恐惧。作家德·昆西也不止一次地陶醉于诡异的阿拉伯式恐怖之中，不过他浮夸的文风与特有的散漫令他无法跻身于怪奇大师之列。

<a id="ch56" href="#ch56-back">(56)</a> 此处指法官约翰·霍桑（1641—1717），威廉姆·霍桑之子，于1630年定居于马萨诸塞州，是霍桑家族第一位定居美国的成员。

相比之下，他的女儿，诗人雪莱的妻子玛丽·雪莱在恐怖创作的领域里更为成功，而她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1818）更是无与伦比的恐怖经典。作为与其夫珀西·雪莱、拜伦勋爵和医生约翰·威廉·波里道利在恐怖创作比赛中完成的作品，雪莱夫人的《弗兰肯斯坦》是其中唯一的成品<a id="ch31-back" href="#ch31">⁽³¹⁾</a>，况且日后的评论家们也并未能证实其中最为有力的部分出自诗人雪莱之手。这部作品虽然略带教条主义，但这些说教对其中的气氛影响甚少：它讲述了一位年轻的瑞士医学院学员<a id="ch32-back" href="#ch32">⁽³²⁾</a>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在一阵“智慧的狂傲”中以拼接尸块的方式创造了一个人造人——一个拥有常人般思维的怪人，却因其型畸形丑陋的外表被人类社会所排斥，进而对自己的创造者怀恨在心，开始有计划地接连杀害弗兰肯斯坦的亲朋好友。当它逼迫弗兰克斯坦为自己创造一位妻子时，这位年轻的医学学生因惧怕人类世界将被其畸形的后代所占据而拒绝了它的诉求，使得怪人放出“在新婚之夜与你再见”的威胁后愤然离去。维克多在自己的新婚之夜发现未婚妻惨遭扼死，即刻发誓走遍天涯海角也要将怪人绳之以法，为此不惜深入极地冻土，却最终在临时避难的船上被自己搜寻多年的目标、这个傲慢的产物造成重伤，死在叙事者的眼前。故事中的许多情节令人难忘，例如当这只被创造不久的怪物走进维克多的卧室，撩起床帘，在淡黄的月光下死死地盯着它的创造者，双眼——“如果它们还是眼睛”——闪着阵阵寒光。雪莱夫人也著有其他小说，包括颇有名气的《最后一人》（Last Man），但她完全无法超越自己第一部作品的成功，只因这部作品的确具备真正的“宇宙恐怖”，即使行文略显逊色。波里道利则将自己的创意以长篇幅短篇小说展开，写出了《吸血鬼》，刻画了一位温文尔雅的典型拜伦式或哥特式反派，同时也刻画了一些气氛鲜明的恐怖场景，包括在众人避讳的希腊森林中的恐怖夜游。

<a id="ch57" href="#ch57-back">(57)</a> 洛夫克拉夫特在七岁时读到了这两部作品，从而激发了他此后一生中对古董鉴赏持久的兴趣。

可惜的是，贝克福特对东方的执着仅属独秀一枝。其他作者大多更贴近哥特文学传统与欧洲生活，满足于忠实地追随沃波尔的步伐。在这些多如牛毛的恐怖作家之中，值得一提的应属乌托邦理论经济学家威廉·戈德温，作品《凯莱布·威廉姆斯》（Caleb Williams，1794）是一部著名的纪实小说，不过其续集《圣莱昂》（St．Leon，1799）则是不折不扣的怪奇作品。剧情——围绕着虚构的秘密结社“玫瑰十字会”<a id="ch29-back" href="#ch29">⁽²⁹⁾</a>炼制永生药剂——的展开甚是精妙，为此营造的气氛也相当逼真。玫瑰十字会在文坛的流行与公众对魔术的兴趣大抵起源于江湖骗子卡廖斯特罗<a id="ch30-back" href="#ch30">⁽³⁰⁾</a>的种种把戏，结合法兰西斯·巴瑞特的《众法师》（The Magus，1801）——一篇关于神秘学原理与仪式、简短却值得一读的论述，直至1896年时仍有再版版本在市面流通——在鲍沃尔—利顿的诸多作品与其他晚期哥特小说，特别是拖延至19世纪中后期的哥特文学那几近销声匿迹的尾声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乔治·W．M．雷诺兹的作品《浮士德与恶魔》（Faust and the Demon）与《狼人瓦格纳》（Wagner，the Wehr-wolf）中便可见端倪。至于《凯莱布·威廉姆斯》，它虽然并非超自然故事，但文中的种种恐惧还是着实令人信服的。这部作品讲述了一位仆人因发觉主人隐瞒谋杀之罪而遭其迫害，作品中的种种创新与高超的技法时至今日仍有新意，改编的戏剧《铁箱》（The Iron Chest）也获得了与小说旗鼓相当的成功。不过戈德温在思想上太过拘泥于现实，作品中也不乏说教之词，所以无法创作出真正的怪奇佳作。

<a id="ch58" href="#ch58-back">(58)</a> 霍桑法官便葬于此公墓。

此时，其他作家也并未怠慢。于是，纵使当时的英国与德国流行文学好似堆积如山的垃圾，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怪奇作品依然从中脱颖而出——如马奎斯·冯·格罗斯的《神秘怪谈》（Horrid Mysteries，1796），罗切夫人的《修道院的子民》（Children of the Abbey，1796），达克尔女士的《佐夫洛亚或荒原》（Zofloya；or，The Moor，1806），与诗人雪莱幼稚之情横溢的《扎斯特罗齐》（Zastrozzi，1810）和《圣埃尔文》（St．Irvyne，1811）（两者皆为对《佐夫洛亚》的仿写）。18世纪初，瑰丽无比的《一千零一夜》经加兰德之手译为法语引进欧洲，其中的东方故事很快便成为引领主流文坛的时尚。其中的元素被严肃地用于寓言之中，也常常以消遣为由被谐谑文所用——它固有的怪奇，加之那些只有东方人方可运用娴熟的狡黠与幽默交相辉映，吸引了整整一代文人学者，更使得源于巴格达与大马士革的名字毫无禁忌地在公众文学中传播，如同时髦的意大利或西班牙式人名在日后显赫的发迹一般。既拥有古典文学的优点，又因东方传说的基奠而非沃波尔式哥特的俗套，有别于同类，《哈里发瓦泰克的历史》（History of the Caliph Vathek）便是受其影响的佳作之一。这部作品由生活富裕安逸的文学爱好者威廉·贝克福特所著，原稿为法语，不过其首版以英文翻译发表。贝克福特熟读东方传奇故事，巧妙地把握了其中气氛的精髓，而他精妙的文笔更是强有力地反映了撒拉森精神中的高贵之华丽、狡黠之世故、直白之残忍、隐晦之背叛，与阴影般的诡异之恐怖。贝克福特娴熟的笔法出色地传达了文中邪恶的气息，即使荒诞与滑稽与之并存也丝毫没有削弱效果——文章通篇如诡谲的幻影般华丽展开，而阿拉伯式拱顶之下大肆饕餮的骷髅则发出阵阵狂笑。故事讲述了哈里发哈龙的孙子瓦泰克，希望获得无上的权利、知识与欢愉——这些正是驱使传统哥特反派或拜伦式英雄（两者其实本质相同）的动力——而饱受野心的折磨。在一位邪恶天才的引诱下，瓦泰克开始在伊比利斯——穆罕默德式恶魔那火焰缭绕的地下宫殿中，搜寻史前苏丹诸王宏伟华丽的宝座。文中的诸多描述——如瓦泰克的宫殿与其消遣玩乐之景，以及他精于算计的母亲女巫卡拉希斯的高塔，塔内长着五十一只眼睛的女黑奴，瓦泰克前往伊斯塔卡尔（波斯波利斯）<a id="ch28-back" href="#ch28">⁽²⁸⁾</a>那阴森恐怖的遗迹的旅途；还有他途中强娶来的妻子、鬼灵精怪的诺容尼哈尔，灼眼的月光下伊斯塔卡尔古老的高塔与残破的庭院，与伊比利斯宏伟可怖的殿堂，和其中每一位被美丽的承诺所引诱，永世在痛苦中游荡的受害者，右手时刻抚于熊熊燃烧的心口之上——则是使这部作品成为英文文学经典的杰出怪奇要素。无独有偶，《瓦泰克断章》（Episode of Vathek）的三个章节更是值得一提。作为在伊比利斯的殿堂中游荡的受害者的陈述，作者原先计划将这些章节穿插于正文中，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也因此未能出版，直到1909年学者刘易斯·梅尔维尔在创作其传记《威廉·贝克福特：生平与书信》（Life and Letters of William Beckford）收集资料时才被重新发现。虽然如此，贝克福特的作品仍旧缺乏纯正怪奇作品应有的朦胧神秘感——相反，他的作品带有一种拉丁式的准确与透彻，并因此与令人恐慌的惊骇格格不入。

<a id="ch59" href="#ch59-back">(59)</a> 当然，洛夫曼也是洛夫克拉夫特的挚友。

V哥特文学的余波

<a id="ch60" href="#ch60-back">(60)</a> 洛夫克拉夫特曾在信中写道：“在一切虚构文学中，鲜有作品能与此文中毫无修饰的憎恶相提并论。”

这便是整篇故事的梗概。毋庸置疑，这部节奏适当、充满暗示、以艺术性的手笔刻画恐怖的作品，与——引述乔治·圣慈贝利教授之言——“拉德克利夫女士那具有艺术性但仍略显浅薄的理性主义，和品味差、有时匆忙草率、通常过分幼稚的刘易斯”的作品之间的区别显而易见。特别是马图林的文风尤其值得称赞。相比其前人作品中多见的浮华与造作，其直白有力、生动鲜活的描写使这部作品着实高明许多。艾迪斯·伯克黑德教授在她的哥特文学史研究中恰到其处地指出，虽然马图林的缺点不可忽视，他仍是最后一位，同时也是最为杰出的哥特文学作家。这部作品出现于哥特文学晚期，因此《游荡者梅尔摩斯》未能掀起如《乌朵菲奥》或《僧侣》一般的狂热，但它依然深受读者欢迎。如同之前的哥特作品一般，这部作品也被改编为戏剧，搬上了舞台。

<a id="ch61" href="#ch61-back">(61)</a> 参见洛夫克拉夫特致奥古斯特·德雷斯，1927年4月2日：“我（在安布罗斯·比尔斯的作品中）最为欣赏的作品之一便是《合适的环境》（The Suitable Surroundings），因为这是一篇关于恐怖作品的恐怖作品。

最终约翰与德蒙卡达的谈话被游荡者梅尔摩斯的闯入打断了。此时梅尔摩斯显得精疲力竭，眼光不再咄咄逼人，他的面容也在迅速衰老——契约的期限已然临近，而他也在一个半世纪的游荡之后回归祖宅等待命运的审判。他警告所有人务必速速回避，夜里无论听见任何声音也不可出屋，自己必须独自面对生命的终结。恐怖的嚎叫声整夜回荡在大宅之内，而约翰和德蒙卡达听闻着这一切，直到天明周遭安静之后方才走出房门。梅尔摩斯所处的房间内空无一人，地上有一串通向后门的泥泞脚印，引至屋后的海边悬崖，一旁则是一道凌乱的痕迹，好似沉重的躯体被挣扎着拖行至悬崖的边缘。游荡者的围巾在悬崖下的岩石上被发现，但除此之外，再无任何迹象证明梅尔摩斯的存在。

<a id="ch62" href="#ch62-back">(62)</a> 一位名叫乔尔·曼顿的人物出现于《不可名状》中。

不久之后，约翰迎来了一位访客——海难幸存者、西班牙人阿隆索·德蒙卡达，为逃离修道院的强制修行与异端裁判庭的折磨渡海而来。他承受了无数酷刑——文中对他在地牢中所受的刑罚与其试图逃脱的描写甚是精妙——但即使在这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他也没有屈服于游荡者梅尔摩斯的诱惑。逃狱之后，他在庇护他的犹太人家中发现了一本关于梅尔摩斯其他事迹的笔记，其中包括了他如何在印度迷惑了一位名叫依玛黎的少女。依玛黎之后来到西班牙寻亲问祖，改名为多娜·伊西多拉，并与梅尔摩斯在午夜时于一座遭人嫌恶的修道院礼拜堂的废墟中，在一位隐士的尸体旁举行了婚礼。在这部由四卷组成的作品中，德蒙卡达的陈述所占篇幅略显过多，而这不均衡的布局则很可能是整部作品写作手法上最大的败笔。

<a id="ch63" href="#ch63-back">(63)</a> 当然，洛夫克拉夫特与霍姆斯也是有些关联的。据说霍姆斯在诗人路易斯·伊莫金·圭奈家中做客期间，时年两岁的洛夫克拉夫特曾坐于其膝上玩耍。洛夫克拉夫特同样喜爱霍姆斯的诗作。

《游荡者梅尔摩斯》中的某些场景至今仍使读者不寒而栗。故事以死亡开场——一位老者因其所见之物惊吓过度而突生急病，命不久矣。他的病因与其所读过的某篇笔记，和一座位于威克洛郡的古老住宅中一扇偏僻的壁橱内的肖像画有关。于是他给尚在都柏林三一学院进修的侄子约翰写信，请他前来探望，而当约翰到达其住宅时注意到许多反常之事：壁橱中的画像双眼放着令人不安的光<a id="ch26-back" href="#ch26">⁽²⁶⁾</a>，有两次有如画中人模样的人在大门前一闪而过。梅尔摩斯古宅随即被一股恐惧的阴影所笼罩，而这座古宅的前主人、梅尔摩斯家族的祖先，便是画中之人“J．梅尔摩斯，1646”。老者在弥留之际声称画中人——当时已是1800年前夕——仍存活于世间，而约翰则在遗书中得知叔叔希望自己能将画像与抽屉中的某本笔记一并销毁。年轻的约翰很快便从那笔记——由一位名叫斯坦顿的英国人17世纪末所写——中得知了一起发生于1667年的故事：斯坦顿在西班牙遭遇了一位令人毛骨悚然的同乡，之后被告知了一段往事——一位牧师试图谴责其为至恶之人，却在他的注视下死于极度惊恐。当斯坦顿回到伦敦与那人再次相遇之后便被送入了疯人院，而这位陌生人之后前去探视——他的眼中闪烁着非同寻常的光芒，他的到来也伴随着诡异的音乐。这位邪恶的陌生人便是游荡者梅尔摩斯，前来劝说斯坦顿从他身上接下这恶魔的契约来脱离眼前的困境；而斯坦顿如同梅尔摩斯之前拜访的人一般，面对如此诱惑毫无动摇。梅尔摩斯为了使斯坦顿回心转意，对疯人院生活的恐怖进行了颇为详尽的描述——这也是全书中最为有力的段落之一。斯坦顿获释后用了后半生搜寻梅尔摩斯，发现了他的家族与祖宅。这篇笔记便是由他所留，此时早已破旧不堪。约翰之后烧毁了画像与笔记，但在当晚的梦中便遭遇了自己令人胆寒的先祖，手腕上也因此留下了一块蓝黑色的印记<a id="ch27-back" href="#ch27">⁽²⁷⁾</a>。

<a id="ch64" href="#ch64-back">(64)</a> 洛夫克拉夫特在写给巴洛的信中称：“至于《埃尔西·韦内》——这部作品中微妙的感染力的确令人难忘，不过我感到其中的恐怖元素略少，不足以使这部作品成为怪奇文学的典范，当然这也只是我的一己之见。这部作品中的气氛还是相当强大的——我在几年前读过这部作品，至今依然记得故事中的小镇后方山岭之中沉重的邪恶之气。”

《游荡者梅尔摩斯》讲述了一位17世纪爱尔兰绅士的故事。他将灵魂出卖给恶魔来延长自己的寿命，而如果自己能够劝服他人接受此契约，便可获得救赎。不过无论他如何威逼利诱，即便是那些因绝望行为不择手段的人也对此诱惑无动于衷。其实总体说来，整篇故事不乏硬伤：框架十分臃肿，行文冗长繁琐，有意义的内容随着剧情发展逐渐递减，大段的叙述中还套着其他不相关的叙述，作者甚至会通过做作的巧合试图圆说剧情中相对生硬的部分。不过在这无尽的长篇大论中，却有许多处透着以往此类作品中不曾见的力量——对人性真理的亲近，对真正意义上的“宇宙恐怖”精髓的理解，与文中近乎白热化的情感抒发，使得这部作品成为了作者自我表达的杰出艺术品<a id="ch24-back" href="#ch24">⁽²⁴⁾</a>，而不仅仅是其写作技巧的展现。对于不抱有任何成见的读者而言，《游荡者梅尔摩斯》作为恐怖文学的一大进步是无可厚非的：在这里，恐惧由以往的传统中提炼而出，升腾为笼罩在全人类命运之上的阴云。马图林笔下的恐怖，即使是作者本人读来都会战栗，因此也无疑是令人信服的恐怖。对于讽刺作家而言，将拉德克利夫女士与刘易斯的作品谐谑一番本在情理之中，但当换做这位爱尔兰人的文章，这位手法有如疾风暴雨般剧烈、气氛构造极具张力的天才时，他们在其文章难寻丝毫虚伪之情应是情理之中的事。无疑，这纯净但又强烈的情感，伴随着些许凯尔特神秘主义，给予了马图林无上优良之匠器以塑其伟业，并因此获得了文豪巴尔扎克的赞美，将梅尔摩斯与莫里哀笔下的唐璜、歌德的浮士德，与拜伦的曼弗雷德并称为现代欧洲文学中至高无上的寓言式人物，随后更写下了名为《改邪归正的梅尔摩斯》（Melmoth Reconciled）的乐观续集，使这位游荡者终获救赎，将契约传至一位宿居巴黎的逃债者身上，并在之后流转于一系列受害者之手，最终因一位嗜赌成性的亡命徒之死而告一段落。司各特、罗塞蒂、萨克雷与波德莱尔<a id="ch25-back" href="#ch25">⁽²⁵⁾</a>这几位文学巨匠也给予了马图林一致好评，而在奥斯卡·王尔德遭贬黜之后流亡巴黎，化名“赛巴斯蒂安·梅尔摩斯”度过余生的这一事中也可见其影响力之广泛。

<a id="ch65" href="#ch65-back">(65)</a> 洛夫克拉夫特在信中曾写道：“正如你所见，詹姆斯的文学生涯可明显划分为三部分——有人曾将此戏称为‘詹一世时期’、‘詹二世时期’和‘老滑头时期’。”

此时，英文与德文的哥特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多以粗制滥造的形式充斥于公众的视野之中。对于成熟的读者而言，这些作品大多愚蠢可笑，而简·奥斯汀女士的《诺桑觉寺》（Northanger Abbey）便是对这早已沦落至荒谬庸俗的文体恰到其处的讽刺。哥特文学的原创性至此已逐渐枯竭，读者的关注程度也在日渐衰落，不过在其完全淡出文坛之前仍出现了最后一位哥特伟人——他便是查尔斯·罗伯特·马图林（1782—1824），一位之前鲜为人知的古怪爱尔兰教士。马图林曾以一系列短篇作品，包括一篇不知所云的拉德克利夫式仿作《致命复仇或蒙托里奥家族》（Fatal Revenge；or，The Family of Montorio，1807）出道，却在其恐怖杰作《游荡者梅尔摩斯》（Melmoth the Wanderer，1820）中生动详尽地描绘了种种恐惧，将哥特文学中恐怖的高度一举提升至前所未见的精神层面。

<a id="ch66" href="#ch66-back">(66)</a> 此处与洛夫克拉夫特笔下的禁书《死灵之书》之间的联系看似一目了然，不过鉴于洛夫克拉夫特在创造此书（1922年于《猎犬》内）五年之后才读到钱伯斯的作品，任何可能来自《黄衣之王》的影响均是不可信的——尤其是洛夫克拉夫特在《〈死灵之书〉的历史》中暗示钱伯斯正是受到《死灵之书》的启发才创造了《黄衣之王》。

恐怖文学随着马修·格雷戈瑞·刘易斯（1775—1818）的成名再次攀上了新的高度——他的小说《僧侣》（The Monk，1796）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甚至为他赢得了“僧侣刘易斯”的别名。这位年轻的作家早先留学于德国，对天马行空的条顿传说涉猎颇广。这种优势是拉德克利夫女士所不曾具有的，而他也因此使文中的恐怖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剧烈程度——他为作品中的传统哥特元素增添了一股新的残酷，因此使它成为了好似鲜活梦魇的佳作。《僧侣》的主线情节讲述了安布罗西奥——一位自恃清高的西班牙修道士，在恶魔伪装而成的美妇人玛蒂尔达的诱惑之下做出了极恶之事。当他在异端裁判庭的囚牢中等待死刑时万念俱灰，认为自己的灵魂与肉体均已无法被拯救，进而与恶魔定下了契约以便逃脱刑罚。在一番嘲弄之后，恶魔即刻将他带往一片荒野，并告知他所做的一切终为徒劳——教廷的赦免在自己出卖灵魂的那一刻已然宣判，救赎的希望指日可待。恶魔最终背叛了契约，在重申了他的罪行之后将他的躯体抛下了悬崖，他的灵魂也随之被投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这部作品中包含诸多骇人的描述，如修道院地下墓穴中的仪式、院中的大火与邪恶院长最终的覆灭。而在次要情节之中，如马奎斯·德拉斯西斯特纳斯与他历代负罪的祖先——流血修女的鬼魂相遇的部分也运用了许多具有强烈感染力的描写，着实称得上是神来之笔，特别是到访马奎斯床边的行尸，与流浪的犹太人协助他驱逐这不死的折磨者所用的食人仪式尤其值得一提。即便如此，文章整体读来依旧索然无味，令人感到遗憾——行文过于冗长繁琐，语气过于轻浮，而作者起先在前文中对教规的处理太过严肃，而后文的反应又颇显轻佻，显得着实做作，因而大大损毁了恐怖气氛的效果。不过仍有一点是特别值得称赞的：作者在文中从未以看似符合逻辑的解释破坏自己所绘的恐怖之景——刘易斯成功地打破了哥特文学中的拉德克利夫式传统，也因此拓宽了这一流派领域。在此之后刘易斯还完成了其他创作：以歌谣为文体的作品《恐怖传说》（Tales of Terror，1799），《幻奇怪谭》（Tales of Wonder，1801），与一系列德文作品翻译。他的舞台剧《古堡幽魂》于1798年上演。

<a id="ch67" href="#ch67-back">(67)</a> 由比尔斯在《卡尔克萨的居民》中首创。

IV哥特传奇的巅峰

<a id="ch68" href="#ch68-back">(68)</a> 洛夫克拉夫特在《时尚》杂志（Cosmpolitan）1923年9月刊中读到了初版，而《墙中鼠》明显受到了这篇作品的影响。

正因为如此，拉德克利夫女士有着数不胜数的效仿者。在文风与精髓上最为相似的非美国小说家查尔斯·布罗克·布朗莫属——与拉德克利夫相同，布朗喜欢用看似符合逻辑的解释来摧残其作品中的超自然恐怖气氛；但也正如她一般，布朗营造气氛的手法高超娴熟，只要不予解释，他笔下的恐惧会栩栩如生地萦绕在读者的脑海中。与拉德克利夫不同的是，布朗毅然决然地抛弃了传统哥特文学中的种种背景套路，转而以当代美国作为故事背景。这一决策并没有影响他在取材和行文中对哥特精神的贯彻——布朗的作品中包含了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而在对凌乱不安的心智的描写上甚至比拉德克利夫女士更胜一筹。《埃德加·亨特利》（Edgar Huntly）以一位掘坟的梦游者开篇，可惜后文的气氛却被戈德温式的教条主义削弱；《奥尔蒙德》（Ormond）牵扯到一位邪恶的秘密兄弟会的成员，并和他的另一篇文章《亚瑟·默文》（Arthur Mervyn）相同，布朗依照其亲身经历详尽地描述了肆虐费城与纽约的黄热病瘟疫。不过他最为出名的作品则是《威兰或变形记》（Wieland；or The Transformation，1798）：叙事人克拉拉讲述了其兄长——一位居住在费城的德国人如何被宗教狂热所控制，开始出现幻听，最终杀害妻儿以作献祭，自己侥幸逃生的故事。这篇文章对斯库尔基县人迹罕至的农场树林中的梅廷根宅邸的描写尤为逼真，而克拉拉所经历的一系列恐怖事件，与她极具吸引力的生动口吻，和由此而逐渐积累的恐惧气氛，伴随着空荡大宅中幽幽回响的脚步声，在布朗充满艺术性的笔下一起得到了完美的诠释。尽管文末用“口技腹语”这一蹩脚的解释未免有些不尽如人意，文中还是一贯保持着令人可信的气氛，而充当反面角色的邪恶口技艺人卡尔文，则是与曼弗雷德或蒙托尼类似的传统哥特式反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