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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说，在那个下雨的夜晚，守候在地窖里的我们并不觉得紧张，那显得过于夸张和荒谬了。我曾说过，我们不相信任何天真幼稚的迷信，但科学研究与思考教导我们，已知的三维宇宙所包含的仅仅是一些小小的片段——由物质与能量构成的宇宙系统里的一块小小片段。若是这样，从无数真实可靠的来源那里获得的数不胜数的证据指明，世界上始终存在着某些无比强大——并且对于人类而言——异常邪恶的力量。因而，相信吸血鬼或狼人或许也是一种粗心而又概括的陈述。更准确地说，生命以及与之相关的物质的定义或许还存在着某些既未知又不可归类的特征，而我们并没有准备好否认这种可能性；而且，由于和其他的空间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它们很少出现在三维空间里，但却又足够靠近我们的边界，因此能够偶尔呈现给我们一些意象，然而在缺少合适机会的情况下，我们或许永远也无法理解这些意象。
III
总之，在叔叔和我看来，一系列不容置疑的事实表明，某些东西仍在那令人畏避的屋子里徘徊；它起源于两个世纪前某个丑陋的法国殖民者，并且依靠某些罕见而又未知的原子、电子运动规律在屋子里继续运转着。与他们有关的历史记录证明，胡勒家族与实体世界的外缘——那些让普通人感到恐惧和厌恶的阴暗领域——有着某些不同寻常的联系。那么，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发生的那些骚乱可能让他们中一两个人——尤其是那个凶恶不祥的保罗·胡勒——在自己病态的大脑里构建了某些动态的模式，使得他们能在肉体被暴徒们消灭和埋葬后继续以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方式生存下来，并且存留在某个多维空间里——暴徒侵害造成的疯狂憎恨决定了这股力量的基本方向，而它们会按照这个方向一直运转下去。
维尔康比父亲死得更早。1862年，他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光荣牺牲。他和他的儿子阿切尔只知道那令人畏避的屋子是一处令人厌恶的地方，几乎不可能租借出去——他们觉得这可能是因为屋子长年无人打理，产生了大量霉菌与令人作呕的臭味，才落得这样的结果。事实上，在1861年，屋子里发生了一连串的死亡事件——这起最终的惨剧甚至让人们将激烈的战况抛到了脑后——而在那之后，再也没有人愿意租住那屋子。而卡林顿·哈里斯，这位哈里斯家族的最后子孙，在听我叙述完自己的经历前，只把那屋子看成是一处聚集了许多传说、荒废已久、有点儿诱人产生幻想的地方。他原本打算拆毁那屋子，并在原地新建一栋公寓，但在听过我的叙述后，他放弃了原有的计划，决定把它留下来，加装上新的管道系统，然后再租出去。对他而言，想要招来房客并不是件难事。毕竟，屋子里的威胁已经消失了。
根据新近发展起来的科学理论，包括相对论以及有关原子内部运动的理论，这样的事情，从物理学或生物化学的角度上来说，并非是完全不可能的。人们或许更容易想象这样的景象：那是一个由物质或能量构成的怪异核心，可能没有固定的形状，也可能有，它能够刺透其他那些我们更容易触碰察觉到的活物，吸食其生命力，或是身体组织与体液；甚至偶尔与这些生物的身体组织完全融合在一起。它可能会表现得非常主动并且充满敌意，也可能只是盲目地按照自我保护的本能行事。无论如何，在我们的认知体系中，这样的怪物必然是极端异常的闯入者；任何不愿与这个世界的生命、健康和理智为敌的人类都会将消灭它视为自己的首要任务。
另一方面，迪提也很少思索那屋子里发生的事情，因为他成为了一名私掠船上的水手，参加了1812年战争，并且在卡霍船长率领的“警戒号”上有着极其出色的表现。战后，他毫发无损地回到了家乡，并且在1814年结了婚，然后又在1815年9月23日那个令人难忘的夜晚成为了父亲；那晚，海湾里的潮水在狂风的驱动下冲上了堤岸，淹没了半个镇子，还将一艘高高的单桅小帆船送上了威斯敏斯特大街——这艘帆船的桅杆几乎拍打到了哈里斯家的窗户，它以一种充满象征意味的方式宣告这个新出生的男孩，维尔康，是一名水手的儿子。
然而，我们完全不知道自己会遇上什么模样的东西，这让我们非常困惑。从未有哪个神志清醒的人见过它，甚至只有少数几个人明确地察觉到了它的存在。它可能是纯粹的能量，虚无，而且完全不属于物质世界；或者，它也可能拥有部分的物质形态，例如某种可以改变形状、完全未知，同时也难以界定的团块，并且能够随意转变成固体、液体、气体或者空洞的非物质状态。地板上类似人形的霉菌斑点，黄色蒸气的形状，某些古老传说里提到的、由树根构成的轮廓，至少全都强调了它与人类的形状有着一种微弱但又诱人联想的联系；可是，这种形状上的相似能否具有代表性，又能持续多久？没有人能给出肯定的答案。
拉思伯恩是个务实的人，尽管威廉希望让那栋位于邦尼菲特街上的屋子一直空着，但他依旧将屋子租了出去。他觉得自己必须充分利用孩子的财产，这是他对被监护人应尽的责任。虽然死亡与疾病让屋子里的房客换了一拨又一拨，虽然人们越来越厌恶那座房子，但他却并不在意。恐怕他只在1804年的时候为屋子烦恼过一段时间——当时，有四个人在屋子里相继死亡，这引起了市民们的广泛讨论，有些人猜测这可能是由当时正在逐渐消失的流行性热病造成的，因此市议会命令他用硫磺、柏油和樟脑将整个屋子熏蒸一遍，彻底消毒。他们说，那地方有一种像是热病的气味。
为了对抗它，我们准备了两种武器；如果我们要对付的敌人没有可以触碰的形体，并且只能依靠极具破坏性的以太射线加以对抗，那么我们有特别订制的大型克鲁克斯管，它由非常强力的电池驱动，并且配置了独特的屏幕与反射器；如果我们要对付的敌人有一部分是物质的，能够被物理方法摧毁，那么我们还找来了一对为世界大战设计的军用火焰喷射器，就像是迷信的埃克塞特仪式，我们准备好烧掉那个东西的心脏，只要它有心脏让我们烧毁。我们将所有的进攻性设备搬进了地窖里，小心地与行军床及折椅摆在一起。这些东西都很靠近壁炉，因为那里的霉斑会呈现出奇怪的形状。此外，当我们布置仪器与家具，以及夜晚回来开始守夜时，我们只能模糊地看到那些诱发许多联想的形状。有那么一会儿，我有些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见过它更加明确清晰时的模样——然后，我想起了那些传说。
威廉·哈里斯最终意识到了问题，他确信自己的住处是个极度危害身体健康的地方。于是，他打算从里面搬出来，并且永远关闭这屋子。首先，他在新开张的金球旅馆里为自己与妻子寻找了一个临时的住处；然后，他又在威斯敏斯特大街上修建了一栋舒适的新房子。房子位于格雷德大桥的另一侧，属于镇子扩建后的新区。1785年，他的儿子迪提出生在他们的新家里；这家人一直住在那儿，直到后来商业活动占领了那块地方，于是他们被迫迁移回了河的这一侧，居住在了安吉尔大街的小山丘上。这里是新规划出的东部住宅区（1876年的时候，当时尚在人世的阿切尔·哈里斯还在那儿修建了他那座有着法式屋顶、极尽奢华却丑陋难看的豪宅）。威廉与菲碧全都死于1797年爆发的黄热病大流行，但迪提却被他的堂兄拉思伯恩·哈里斯，皮莱格的儿子，给带大了。
夜晚十点，我们在地窖里开始了守夜工作。日光缩短了守夜的长度，而且只要还有阳光，我们就没法确保获得任何进展。窗户外，饱受雨水摧残的街灯透过层层阻挡投射进暗淡的光芒；地窖里，令人憎恶的真菌散发着羸弱的磷光。两种光芒混合在一起，点亮了墙面上湿漉漉的石头。石灰粉刷的痕迹早已从石头上消失了；潮湿、腐臭、遍布点点霉斑的坚硬泥土地面上生长着令人厌恶的真菌；桌椅板凳以及其他老旧得不成样子的家具只剩下一堆堆渐渐腐烂的残骸；构成一楼地面的笨重木板与厚实横梁铺架在我们的头顶上；一扇破旧的木板门通向其他那些位于屋子下方的房间与贮藏室；摇摇欲坠的石头阶梯上还残留着毁坏的木头扶手；搭建壁炉的砖石早已被熏黑了，仿佛洞穴般的简陋炉膛里还保存着些许锈迹斑斑的铁片——那是弯钩、铁叉、吊钩、柴火架以及荷兰灶的炉门留下的痕迹。而我们将简朴的行军床、轻便折椅以及笨重而又精密的破坏性武器摆放在了这些东西的中央。
年轻的士兵回到了故乡，但这并不完全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情。的确，那屋子依旧保存得相当完好；街道也已经得到了改造扩宽，而它的名字也从最初的“贝克街”换成了现在的“邦尼菲特街”。但玛西·德克斯特原本健康的身体却发生了令人悲伤的奇怪衰退，她变成了一个佝偻的可怜女人，说话的声音空洞含糊，脸色也苍白得让人担忧——玛丽亚，那个留下来的仆人，也极为异常地表现出了类似的情况。1782年的秋天，菲碧·赫特菲尔德在屋子里生下了他们的女儿，但却是个死婴。第二年五月十五号，玛西·德克斯特告别了她朴素、高尚同时也辛勤操劳的一生。
和前几次我独自探险时一样，我们没有锁临街的房门；如果无法击败显现出来的敌人，我们至少还有一条笔直的随时可用的逃生通道。按照我们的设想，不论屋子里潜伏着怎样的邪恶存在，如果我们连续好几个夜晚都出现在这里，或许就能将它吸引出来；在做好周全的准备后，只要有充足的时间辨认和观察它，我们就能按照预先准备好的计划彻底消灭它。但是，我们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引起这个东西的注意，也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彻底消灭它。我们都知道这次冒险并不安全；因为没人知道那个可能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东西会有多强大。但我们相信这是个值得冒险的猎物，因此我们在没有告知其他人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展开了行动；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寻求其他人的帮助只会遭来嘲笑，甚至还可能破坏我们的整个计划。交谈的时候，我们始终在思索着这些事情——直到深夜时分，叔叔开始昏昏欲睡起来，于是他躺了下来，并要求我在两个小时后提醒他换班。
1775年，美洲殖民地与大英帝国之间的战争爆发了。虽然威廉·哈里斯当时只有十六岁，是个身体羸弱的小伙子，但他还是设法通过了征兵审核，加入了格林将军手下观察兵团；从那时起，他的健康与声望开始与日俱增。到了1780年，他已经成了罗得岛兵团的上尉，驻扎在新泽西州，听从安吉尔上校的指挥。他遇见了来自伊丽莎白敦的菲碧·赫特菲尔德，然后娶了她。第二年，在荣誉退伍之后，他带着她回到了普罗维登斯。
凌晨时分，我一个人坐在地窖里。某种类似恐惧的东西让我觉得毛骨悚然。我之所以说“一个人”，是因为坐在一个熟睡的人身边，的确让人觉得无依无靠；或许比想象的还要孤立无援。叔叔的呼吸很沉，他深深的呼气与吸气声伴着屋外的雨声起起伏伏。而令人神经紧绷的滴水声从屋子的某处远远地传过来，不时打断了叔叔熟睡的呼吸声——即便是在干燥的天气里，这屋子依旧潮湿得令人厌恶，而在风暴里，这地方简直就像是个沼泽。借着真菌的磷光与透过纸糊窗户从街上悄悄漏进来的微弱灯光，我细细地研究起了四周墙面上古老而又松动的砖石结构；有一会儿，地窖里的恶臭空气让我觉得有些恶心，于是我打开了门，沿着街道来回打量了一番，让眼睛尽情地享受熟悉的景色，让鼻孔尽情地呼吸洁净的空气。在守候的这段时间里，我什么也没发现；于是，我开始频繁地打起了哈欠，疲劳也渐渐盖过了忧虑与恐惧。
与此同时，可怜的拉比·哈里斯变得更加疯癫了。她开始在疯病发作时谈论某些让人极度毛骨悚然的噩梦与幻想。有时，她会高声呼喊出让人无法忍受的尖叫，而在大多数时候，她会描述一些令人尖叫的恐怖事物——为此，她的儿子不得不临时搬到了位于新修的学院大楼一旁的帕斯特瑞安巷里，与自己的堂兄皮莱格·哈里斯住在了一起。在借宿过一段时间后，那个孩子的身体状况似乎有了改善；虽然玛西满怀好意，但如果她足够聪明的话，就应该将自己的侄子留在皮莱格身边，一直住下去。每每提到哈里斯夫人在疯病剧烈发作时高声呼喊的内容，传说就会变得格外含糊其辞；或者，人们觉得若是转述那些耸人听闻的言词，那么自己的故事就会因为太过荒诞悖常而变得毫无意义。一个仅仅接受过法语入门教学的女人为何会经常使用这种语言高声呼喊出粗俗、地道的词句？或者，一个单独囚禁、被人看守着的女人会狂乱地抱怨说有某个瞪着眼的东西在咬她？这样的叙述听起来肯定非常荒唐。1772年，仆人泽纳斯死了；而当哈里斯夫人听到这个消息后，她哈哈大笑起来，表现出了令人惊骇的愉快神情——这完全不像是她的作为。一年后，她也死了。人们将她安葬在北墓地里，与她丈夫的坟墓紧靠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