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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似乎有心事，”他主动说，“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
我走回我住的旅馆。路上经过的地方似乎不是酒吧就是酒铺子。我上楼回到房间里，一直待在那儿。
我回去重新坐下。我呆呆地坐在那儿，一位嗓音轻柔的年轻神父走过来，抱歉地告诉我晚上的关门时间到了。我点点头，站起身。
我提前几分钟来到开会的地方。五六个人叫出我的名字，和我打招呼。我倒了杯咖啡，然后坐下。
我把无用的五十块钱塞进捐款箱。我点了支蜡烛，盯着它看，像是期待着在火苗中见到什么东西在舞动。
演讲者先说了个简略版的酗酒故事，然后用大多数时间讲述四年前他戒酒后发生在身上的种种事情。他婚姻破裂，最小的儿子死于交通意外，肇事司机事后逃逸，他长期失业，数次被确诊为抑郁症。
离开阿姆斯特朗酒馆后，我来到圣保罗教堂。我在后排找了个长椅坐下，尽量静心思考。一幅幅画面没完没了地来回跳动，我和金的两次会面与我和钱斯的交谈混剪在一起。
“但我没有喝酒，”他说，“第一次来到这儿时，你们对我说，喝醉永远只能让世上所有糟糕事变得更差劲。你们说想要成功戒酒，办法就是哪怕天塌地陷你也不喝酒。我告诉你们，有时候我觉得我能保持清醒，纯粹就是因为他妈的固执。其实也没什么不好。要我说，只要有用，怎样都行。”
我坐在那儿，一杯接一杯地喝咖啡，一遍又一遍地读那篇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