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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过遍布刀蛏贝壳的沙滩，风卷起那一寸深的浅水到处飘洒。我走到一半时，那位妈妈似乎觉察到了我的脚步，她的脸依稀转向我。即便从那么远的距离，我仍然能得到一种神秘的强烈印象，就是那个身影痛彻的恐惧，还有，当她以为，祈望，最后看到女儿在我怀里时，她的如释重负几乎像火焰一样一跃而起。我加快步伐，深一脚浅一脚，越过我们之间的一亩沙滩。现在她向我这里奔跑，还推着那辆巨大的婴儿车，当我们之间的距离只差几丈远时，她开始欢快地啼叫，至少听起来像啼叫，婴儿车几乎把我撞倒，孩子从我手臂间挣脱，这时才开始放声大哭起来。好像我把孩子从阴间抢救回来了一样，尤其当我说起那个岩洞，还有上涨的潮水。
兔儿岛和铁人之外再远处就是河口岭的地界了，那里的沙滩略逊一筹，后来却成为我受难的现场。
她说：“我没法，真的没法向你形容，找不到她时我万念俱灰的心情。脑袋里好像有一千只海鸥在这里同时尖叫。胸口疼得像被浇了热油。整个浅滩空荡荡地对着我呼啸。啊，我的好孩子，好孩子，好孩子。”
爸爸去世后，妈妈，已经沉默不语，用这家医院的话说，越发每况愈下。一天清晨，我醒来后下楼给她沏了茶，然后上来，发现她床上竟然没有人。我大惊失色，急忙跑到楼下，叫她，到处找她，街上，哪里都找遍了。当我碰巧从厨房的窗户看出去时，才发现妈妈正缩成一团，像一只牧羊犬，躲在爸爸破旧的摩托车下。我赶紧把她带回家，安顿她在床上躺下，羞愧地意识到，床单已经发灰了，因为她长时间不洗澡。我心情沮丧，从斯莱戈走出来，一直走到罗斯海岬，那里有最可爱的海滩。我想去高尔夫球场走走，那里有小湖和形单影只的鸟儿，还有忽然显现的海市蜃楼，那是远处水边的豪宅，好像它们都在海边喝水（当然，是海水，就是这个意思了）。我向水边走去，经过那些房子，兔儿岛就在青野河水流的对岸，还有那位气定神闲的铁人，身着蓝铁衣，头戴黑铁帽，永久地举手指向深水区，为靠岸的船只指引安全的方向。他置身在危险的礁石上，却标识着安全的水域，如此巧妙的建筑方式一定是古往今来独一无二的。我有一次听说，他的兄弟在都柏林荆棘岛的一个小公园里，承担什么任务我就不知道了。
这最后一句是对我说的，她一面紧紧拉着另一个“好孩子”，一面拽着我的胳膊。
我本有可能通过正常渠道找到这份工作，比如，先看到店窗里张贴的招聘启事，然后走进去，向负责人介绍说，我虽然看上去其貌不扬，但毕竟是长老会信徒，所以很适合这份工作（贵格会的店主即便很开明，雇员中也还是没有天主教徒，除了克丽茜，她本是天主教徒，但却是在基督教特许学校里长大的）。但事实上，我是通过截然不同的方式得到这份工作的。
“我谢谢你，谢谢你，好孩子。”
历尽苦难之后，能在开罗咖啡店穿起女招待的制服，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安慰。我们招待斯莱戈的各色人物，从不对人妄加评论。店主一家是贵格会信徒，经常教导我们不要把任何人拒之门外。所以，你完全应该无视一个潦倒的靠退休金为生的人坐在那喝茶，以为没人看见，从怀里揣着的奶酪上掰下一小块，偷偷放在嘴里。我清楚地记得那个人，穿着一件陈旧的棕色西装，当时觉得他真是太老了。其实他可能也就七十岁！那些贫困的顾客根本没有影响咖啡店的生意，斯莱戈的贵妇们照样进来叽叽喳喳。她们围成一圈坐在桌边，像院子里的一群母鸡，闲言碎语和家长里短在她们中间此起彼伏，如一撮撮飞扬的尘土。她们中间有些人聪明绝顶，我们这一班女招待就特别崇拜她们，也爱招待她们，恨不得她们天天来。有些人则咄咄逼人。形形色色，三教九流都来光顾，于是这里成了我的大学，在彬彬有礼的端茶送水之间，我学到了很多人情世故。这里也许可以成为我幸福生活的开端，但如今已无从知晓了。
这位普兰提夫人是开罗咖啡店老板的妻子。在回斯莱戈的路上，坐在她的大黑轿车里，她一会就问清了我的情况，虽然我小心翼翼，遮遮掩掩。既然我已终止了学业，父亲去世了，母亲又用我的话说卧病在床，她欣然建议我来开罗咖啡店工作。
他那么随口说我爸爸是警察，真是不堪入耳。我觉得他这样做很不妥当。这种说法我以前也听到过，在哪里听到的，出自谁口，却记不得了。谎言，丑陋的谎言。这种谎言在过去能带来杀身之祸，在爱尔兰的历史上，行刑式枪杀曾经风行一时，新政府在内战期间枪决了七十七个人。死的多数是他们从前的战友。约翰·拉维奥侥幸逃过了一劫，没有成为第七十八个人。但我敢肯定，另外还有在私下里执行的枪决，只是没有记录，也没有记忆。男孩子们在山上凄凉地死去，就像我曾目睹的一幕，或者说我目睹的结局，那出发生在约翰的弟弟威利身上的惨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