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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对你唠叨这些事呢？母亲的一生十分坎坷，她只求汤姆不要重蹈她的覆辙，在内心深处她自觉罪孽深重，所以，越发给自己套上了仁义道德的枷锁。
汤姆临终之前也对我吐露了他的秘密，这可能跟你更有关系，但也许会令你对母亲的冷酷无情越发大惑不解。他坦白地告诉我，我们两人同母异父，他的生父并不是老汤姆，而到底是谁就不得而知了，他也想问个明白，但母亲对此守口如瓶。这个秘密母亲始终对谁都没说，就把那个名字最终带进了坟墓。要知道，母亲生我的时候才十六岁，而没过多久汤姆就出生了，他是我同母异父的弟弟。
伊尼斯后来怎么样了？六十年代期间，我通过英国陆军部打听到了他的下落，一路找到伦敦道格斯岛上一家简易的客栈。那天傍晚我去找他，但他出门了，据说第二天才能回来。第二天上午我再去的时候，发现那里一片灰飞烟灭，已成为火灾后的废墟。可能他听说有人从斯莱戈来找他，误以为是宿敌找上门来，终于要执行多年前的暗杀指令，所以他在客栈放了把火以掩盖自己的行踪。也可能是我在查询的过程中，早被人盯了梢，我的探访竟然导致了他的毁灭。无论如何，我再也打听不到他的消息。他从此销声匿迹了。恐怕他已客死异乡，愿他安息。
大概距今二十年前，直到临终的时候，她才对我说出了自己出身的真相。你可能还没听说过，其实在斯莱戈早有风言风语，说她是私生女。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外婆生下我母亲不久就早早逝去，当时她家里根本不承认她的这段婚姻，所以即便家境殷实，外婆一死他们就把母亲过继出去了。外婆是长老会信徒，名叫丽梓·费恩。我的外公是一个军官，费恩家把母亲过继给了外公的勤务兵，一个天主教徒，他把我的母亲当作自己的孩子抚养成人。整个故事错综复杂，但是母亲去世多年以后，我在基督教教堂里亲眼看到了外公外婆的结婚证。如果母亲生前得知自己的父母确实结了婚，不知她是否会感到莫大的安慰。不过在天堂里，这种事也许不过是繁文缛节。
这就是我想说的了，也许我的话对你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但如果不说出口，我实在良心难安。萝珊，汤姆是真心爱你的，但他爱得很失败。其实我们都爱你。如果可能的话，宽恕我们吧。永别了。
不知你会不会说，一报还一报，也许吧。你可能没错。我还想就我的母亲说上几句，你至少应当同意，她算是造成当年这些深重苦难的始作俑者。我想告诉你一些关于母亲的事，有些话只有人之将死的时候才能倾诉，而且，还不能面对面说，只能通过一纸书信。但愿，这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究竟是为了什么，她对你的——我几乎写下“遭遇”，但你明白我的意思——表现出如此不近人情的铁石心肠。
遥致真诚的爱
我此时躺在斯旺西的医院里，不幸罹患肠癌。我写信给你，因为我打听过，得到了我希望是十分可靠的消息，那就是你还健在。我已经在某种意义上被宣判了死刑，这也是神的意愿，我将不久于人世。可以说，我一直活得津津有味，就像人们说的，在人世好好走了一遭，如今，我阳数已尽，大限将至。不知你是否听说，我后来当兵打仗了，在印度靠近开伯尔山口，跟廓尔喀雇佣兵步枪队一起服役，虽然也没看见什么德国人或者日本人，我依然为此感到自豪。不过，幸好蚊子没有支持德国人，否则，我们那场大战就输定了。人之将死，很多往事会涌上心头，所以我才给你写信。比如说，我妻子梅，她多年酗酒，死在五十三岁的年纪上。虽然我们之间只有短暂的欢乐，我也从没后悔跟她成亲，并对她的爱始终如一。当然，我也知道，她在有些人面前，表现得盛气凌人，尖酸刻薄，尤其是对你。而这也是我写信的原因之一。我沉浸在多年前的辛酸往事之中始终欲罢不能，一直想写信告诉你。你无须原谅我，对此我也不抱任何希望，只想让你知道，我追悔莫及，而且，我总也无法参透我们的人生因此经历了何等的剧变。陈年旧事，历久弥新，当时一幕幕的情景经常浮现在我的心头，出现在我的梦里。我应该告诉你，汤姆又结婚了，还生了孩子，但是，你可能不想听这些事。他十年前因胃病去世了，就在罗斯康芒综合医院，他的第二任妻子已经先他而去。我们俩经常见面，虽然从未谈起关于你的话题，但你的一颦一笑还是萦绕在我们中间，是我们说不出口的千言万语。事实上，汤姆的生活跟过去截然不同，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再也不是从前我们眼里那个性情随和，自由散漫的老好人了。
杰克
亲爱的萝珊：
*
我惊奇地发现这封信来自杰克·麦科纳提。根据邮戳的日期判断，他写信的时候已经是一位老人了。信里蜘蛛游走般的字迹也与这一点吻合。他当时的地址是斯旺西的詹姆斯国王医院。这封信就在眼前，我索性在此抄录，以为备份。
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这都称得上是一封出乎意料的来信。信里有些内容我无法完全理解。忽然，我只是全心祈望是她屋里的湿气令信封重新粘上了，而她曾经读过这封信。之后她当然要把它保存起来，除非是她根本没有拆开，把信夹在书里就忘了。但这可能是她收到的唯一一封信啊。天哪。飞机在盖特威克机场降落时，我心潮起伏。
当然，我也带上了萝珊的那本《医生的宗教》，以备万一。这里我必须忏悔，实在对不起爸爸的在天之灵，在飞机上，我翻开那本书，斗胆拿出了里面那封信，打开来看了，主要是考虑信的内容可能对我这一行有所帮助。我不知道这么想有没有任何根据。可能我不过是掩耳盗铃，真实的动机就是好奇心切，多管闲事。
贝克斯希尔离盖特威克不过五十英里左右，那一带的英国是彻头彻尾的英式，以至于几乎发生了某种质变，其风格变得难以言传。沿途的很多地名勾起了我一连串关于棉花糖和古老战役的遐思。布莱顿、哈斯丁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里的海岸线承载着不计其数童年假期的回忆，虽然，多年以前的孤儿们对此却未必苟同。我在网上查找飞往贝克斯希尔的航班时，碰巧进入了一个由当年孤儿院的幸存者们建立的论坛网站。里面的回忆真是字字血，声声泪。五十年代，两个女孩落了水，其他女孩在海里手挽手试图将她们救出来，匪夷所思的是那些修女，竟坐视不救，只在岸上祈祷。简直是一幅从狼心狗肺博物馆里流失的画卷。我不禁在心里揣摩麦科纳提夫人的女儿，但愿她并非那种见死不救的修女之一。如果萝珊的孩子在四十年代落入了那些人手里……这就是我坐在从维多利亚火车站出发的列车上杂乱无章的思绪。
除了护照，我随身携带着关于萝珊的全部文件以及履历资料，还有斯莱戈那位修女写的一封介绍信。我很清楚，这些古老的机构是出了名的，或者说，恶名昭著的讳莫如深，我们医院与其相比也不相上下，焦虑混杂着无助，还包含各种隐忧。事实通常并非人之所想，其发生发展往往千丝万缕、环环相扣，而真相并不一定意味着解决和了断，反而可能会造成进退维谷、停滞不前，人们据此开始疑神疑鬼、捕风捉影，终于陷入剑拔弩张、自相残杀。所以，虽然有那位修女的好心介绍（即使她没有给贝克斯希尔打电话更没再从中插手），另外还有珀西的鼎力相助，我还是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此行可能是以卵击石，败兴而归。
看来，我命里注定要见证各种机构令人叹为观止的萧条败落。这似乎已经成为这个时代一发不可收拾的潮流。贝克斯希尔的拿撒勒院也未能幸免。这些机构的历史似乎已经写进了它们所在建筑物的红砖灰泥。洗都洗不掉了，我心想。此时的寂静无声似乎暗示着历史长河里所有的默默无语。我敲响前门，顿时觉得人地生疏，形单影只，仿佛自己是个刚刚被送到这里来的孤儿。很快，一位妇女把门开了，不是修女，我告知来意后，被让进门内，进入一条长廊，那里的油毡地面暗光闪闪，红木家具坚实可靠，高高在上的是一尊意大利的圣若瑟塑像。我知道那是圣若瑟，因为基座上刻着他的名字。那位妇女停在一扇门前，对我微笑示意，我也回以微笑，然后推门走了进去。
机票最便宜的航班是从都柏林飞往伦敦的盖特威克机场。所以，我得先向东开五个小时的车。这年头，连斯莱戈都有机场了，萝珊知道了肯定会很惊讶，我是在网上看到的，就在浅滩岭。遗憾的是，那里只有小型飞机，目的地是曼彻斯特。
里面布置得好像是个小餐厅，至少是待客之处，桌上已经为一个人独自用餐摆好了餐具，还准备了三明治和蛋糕，以及茶盏。我不知该如何是好，就先坐了下来，思忖自己是不是来对了地方，同时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应该来这里的人。很快，一位身材高挑，笑容可掬的修女飘然而至，她用一个瓷壶给我倒了茶。我注意到，壶上是贝克斯希尔海滨的画面。
*
我说：“谢谢，姊姊。”实在想不出别的什么可说。
我自己也有点糊涂，反正管不了那么多，我得上路了。
她说：“经过长途旅行，我猜想，你一定饿坏了。”
希望他明白我的意思。我有意用了爱国志士这个字眼，免得让他感到不自在。当然也不排除我的推测谬以千里，他看着我的便条，以为我是痴人说梦。
我说：“的确如此，多谢了。”
亲爱的约翰（我写道），我注意到你对我们这里一位患者的善举，那就是萝珊·克莱尔，曾用名麦科纳提夫人。我猜测，约翰，你的父亲就是爱国志士约翰·拉维奥，对吗？我就要去英国了，希望在那里可以进一步打听到萝珊·克莱尔孩子的下落，等我回来的时候，我也想问你几个问题。也许，我们俩还可以相互对证？此致，等等。
“你先吃饭吧，吃完了米里亚姆姊姊会跟你见面。”
很快我就准备出发了，临走之前，我给约翰·凯恩留了一个便条，希望书面文字更容易理解。
于是，我带着几分诧异一顿狼吞虎咽——修女好像都有第六感，知道我饥肠辘辘所以准备了大量食物，常人恐怕不会有这么好的胃口。吃完之后，我被带入修道院的更深处，最后进了一个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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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里都是普通的档案柜。但我立刻感觉到无所不在的机密与历史。档案柜里有些资料恐怕需要律师申请才能开启，即便如此，能否面世也还很难说。这里执事的是一位衣着整齐，面如粉团的修女。
我总的想法是，对她听之任之。
我说：“米里亚姆姊姊。”
我庆幸自己没有依据冈特神父的供词来盘问她，刨根问底或者旁敲侧击，而是按照自己的直觉行事。可以想象，冈特神父的版本将会对她的个人记忆造成多么无情的打击。事实上，连她的自述也不应当作为进一步调查的工具。
她说：“我就是。你一定是格林医生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我最痛不欲生的时刻，她走过来，抚摩我的肩膀，一个轻描淡写的动作，对于我却是恩重如山。她走过来，像一位医生，试图为我疗伤止痛。我没有妙手回春的本领，但至少，我可以做一个合格的证人，见证一个普通灵魂平凡中的奇迹。
我说：“没错。”
读过她的自述之后，我决定无论如何必须得去趟英国。她的身世几乎是讲给我听的，至少有时候好像是针对着我，把我当作一位知心朋友，所以，我这么做不仅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而且我心甘情愿为她出把力，把已经开始的调查进行到底，看看谜底到底如何揭晓。我不指望能改变结局，温大夫认为她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他称之为一个“非常悲伤的消息”，还问我是否需要联系她的家属。我认为没有必要。除了那个神秘丢失的孩子，世上再没有一个人配得上这个名头。这也进一步坚定了我去英国的决心，世上如果还有一个人，在她去世时应该得到通知，那么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一定要找到这个人，即使萝珊在别人眼里微不足道，她在我心中已经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她不仅是我的一位朋友，而且她的存在赋予了我在这里工作的意义，同时也肯定了我对这份职业的选择。
“据我所知，你是专程来查找资料的？”
然后，就好像要证明这一点，我重温了冈特神父的供词，我以前在这里做过摘要，但并非原封不动的抄录，一个惊人的发现令我羞愧难当，他对塔楼事件的记叙里根本没有提到萝珊的父亲嘴里被塞满了羽毛，只说到他被人用锤子暴打。难道，在阅读他的供词和做摘要之间的时间里，我的头脑竟然盗用了萝珊提供的细节？可是，当时我还没有读过她的自述啊。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发现自己坠入了苏格兰精神病专家莱恩笔下的狂野丛林。如果我自以为可能靠直觉凭空想象出这个细节，然后下意识地穿插进了我的摘要，对即将阅读的故事早有先见之明，那就太令人作呕了。我可不认同六十年代那套时间轮回，前后倒置的谬论。线性的叙事与真实的记忆已经雾锁烟迷。无论如何，我得出的结论是，萝珊和冈特神父都尽其所能做到了确凿不移，然而人类记忆本身却经常是心血来潮，诡计多端。萝珊作为自己人生的历史学家，她的“罪孽”在于“疏漏”。她的父亲在塔楼给她演示重力的性质，几年之后，她的父亲在塔楼遭遇未遂的谋杀，她目睹了两个事件，但却选择忽视第二件。我首先倾向于认为，她的记忆在创伤后受损，各种细节一团乱麻，甚至张冠李戴，连年纪都记错了，但这个想法不但不太可能，而且显得过分简单。另外，我还有一个难与人言的细节碎片——天哪，天哪。当然，当然，完全有可能，实际上，在多年多年以前，她曾给我讲了锤子和羽毛的掌故，但是我早就忘了。而阅读冈特神父的供词又令这件逸事在我的潜意识里浮现。于是，在我写小记的时候，我用自己模糊的记忆进行了“添油加醋”。简直乱套了！但是，忐忑之余，这个结论还是比较可取的。我可以在神面前指证，我相信他们二人都没有篡改历史，两个版本也并不矛盾，他们各尽所能据实以陈，两个文本相得益彰，综合之后，便可以从中品味出超越所谓“事实”的真理。我开始思索，也许历历可考的史实根本就不存在，但是，我又仿佛听到贝特在我耳边低语：“真的如此吗，威廉？”
“是的，我带来了一些文件，可能对找资料有些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