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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特神父说：“那么，杰克，我们今天该办的事都办妥了。萝珊，你必须原地不动，你可以每星期从店里领取食品和日杂，你必须满足于孤身一人的生活。不要畏惧，你最大的敌人是你自己。”
我离广场越近越觉得自己像个鬼魂。所谓的广场曾经就是个度假屋，虽然后面建起了大厅，从正面看来，还是像个平常的民宅，只是浇上水泥后面目全非而已。屋顶上，一面耀眼的旗帜迎风招展，上面印着“广场”两个大字。周围也没有什么灯光布置，因为没人需要灯光的指引，这座建筑物本身就是人们每周朝思暮想的殿堂。你可能在镇上某个地方窝囊地当牛做马，但是只要你心中有一个广场……我跟你说，当一个人翩翩起舞的时候，那感觉比所有的宗教仪式都更天高海阔。被剥夺跳舞的权利可以与什么相比呢——失去所有社会关系，被排除于宗教生活之外，就像内战中爱尔兰共和军的遭遇。
我站在那里。虽然我当时深陷罗网，孤立无援，我还是可以自豪地说，一种剽悍，凶猛的狂怒灌注了我的全身，一浪接一浪，好像大海波涛汹涌，带给我匪夷所思的慰藉。我的脸上可能仅仅流露出些许蛛丝马迹，毕竟，所有的面孔都善于隐藏。
距离舞会开场还有一段时间，但是车辆已经开始陆陆续续驶出斯莱戈，大灯的光线像巨大的铁铲，掘出路上的车道沟。车窗里露出一张张充满期待的面孔，偶尔还有小伙子站在车外的脚踏板上。那是一幅欢乐的画面，斯莱戈难得一见的欢乐。
两位黑衣人走到外面的阳光下。他们的黑西装，黑外套，黑帽子，逐渐消失在铺天盖地的海蓝、明黄和翠绿之间。
我仍然抱着一线希望，认为一切都还可以挽回。为什么我会那么不切实际？因为没人告诉我事情的真相。我一直被蒙在鼓里。
而我满腔的怒火，压抑的怒火，却久久不能平息。
事已至此，我决定去那里看个究竟。虽心情阴郁，惶惶不安，我还是得打扮一番。我挑出最漂亮的连衣裙，匆匆在脸上拍了点粉，梳梳头发，整个发型，穿上登台演出的漂亮鞋子，然后带着沉重的呼吸走进外面的风中，我立刻感觉到风的凛冽，前胸不禁凹陷下去。但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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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至少汤姆是这么告诉我的，每次舞会上，班尼·古德曼总要在这首曲子上花二十分钟时间。这完全有可能。你甚至可以花上一天时间，却仍然有意犹未尽之感。这首歌就是这么娓娓动听，情意绵绵。即便没人唱出歌词也无妨。
但是，一个愤怒的女人孤零零地住在一个窝棚里，我说过，是微不足道的。
《金银花玫瑰》。鼓声催动，时缓时疾，吉他和弦，忽高忽低。整首歌迂回婉转，能让斯莱戈山里的野小子听得如痴如醉。就算是呆子听了那段华彩的独奏也不能不欢呼。连死人都得爬起来载歌载舞。
真正的慰藉是，这个世界的历史充满了悲情，我自己的些微哀伤根本不值一提，不过是水深火热边缘的几星炭灰。我反复强调这一点，因为我希望这是真理。
啊，这首歌堪称吉他独奏的经典。
当然，备受煎熬的时刻，个人的痛苦似乎充斥了整个世界，即使那只是一种错觉。
我这才意识到，那天是星期六。我重新确定了时间的坐标。
我曾经亲眼看过，亲身经历过更为沉痛的事件。是的，我曾亲眼目睹。但是，那天夜里，独自一人，我还是怀着莫名的愤懑，在窝棚里呼喊，咆哮，好像我是世上最后一条痛不欲生的狗，肯定把路过的人都吓得心惊肉跳。我大喊大叫，放声号啕。我还不停地顿足捶胸，以至于第二天早晨醒来，发现自己的前胸青一块紫一块，好像一幅地狱或者什么蛮荒之处的地图，又好像我被杰克·麦科纳提和冈特神父的话烫得伤痕累累。
两天之后，我好像依然坐在那里，纹丝未动。但这绝对是不可能的。我难道没吃饭吗？没去过窝棚后面的厕所？没四处走走，伸伸腿？我其实已经不记得了。换句话说，我只记得自己坐在那里，而薄暮正笼罩浅滩岭，改变了草地的颜色，一切都渐趋静谧，不久，风从海湾匆匆赶来，我的玫瑰在窗前迎风摇曳，它们新鲜饱满的花蕾轻轻敲打着窗棂，就像基尼·克鲁帕在架子鼓上开始一首新曲。这时，仿佛忽然接到了命令，《金银花玫瑰》的乐声从路上隐隐传来，转过街角，钻入门缝，开始只是若干个音符，不久我就听到哈利·B敲起了架子鼓，随后单簧管应和，应当是汤姆，有人在弹钢琴，当然不是我，从生疏的手法上判断，可能就是老汤姆本人，弹节奏吉他的大概是迪克西·科提，他嗜吉他如命，哦，他们将乐曲慢条斯理地演绎出来，一枝一枝地舒展，一朵一朵地摊开，好像每个乐段都是一蔓金银花，虽然真正的金银花要到迟一些的时候才会盛开。
不管我的生活过去如何，从那以后，它便面目全非。这可是铁打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