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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还有一桩悲剧加深了我的愧疚。敌军撤退后，玛托拉和玛奥塔酋长的部队见败军势单力薄，于是大肆劫掠马哈祖和齐沙沙族人的屋舍、女人和牛群。你无法想象这场劫掠在土地上留下了怎样的疮痍。那些黑人不睦已久，但我还是不免怀疑是我们导致了他们的毁灭。我的同事都把那场灾难性的劫掠视为振奋人心的事。在他们看来，马哈祖和齐沙沙族人复仇的愿望已经胜过从前对葡萄牙人的敌意。
然而，这些情况在马古尔都没发生。我军止步不前，敌军也没有进攻。就像我说的，我们命令安哥拉人发起佯攻，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或者说，对方的反应让我们始料未及。除了之前瞥见的两千士兵，我们还听见震天的圣歌和以矛击盾的节拍声。顷刻间，约莫七千士兵出现在地平线上，跳着战舞向我们逼近。他们意图明显，想把我们困在沼泽地，活活饿死。从来没有哪支军队那么渴望受到进攻。当我们不再妄想事态出现转机时，酋长希班扎背着步枪，从队列里冲了出来。他迈着稳健而庄严的步伐，走向瓦图阿的军队。我身旁的一名士兵认为：“那个狗娘养的黑人要向自家的兄弟投降了。”更让我们震惊的是，酋长爬上一座巨大的山头，在那个临时的露天舞台，对着贡古尼亚内破口大骂。瓦图阿人发出嘘声抗议，但任由酋长继续他雨点般的恶语。发言结束时，齐班扎朝瓦图阿人的军队开了七枪。接着又唾地一口，怒斥一声：“怂包！”之后他安然自若地回到营地。希班扎的表演达到了期待中的效果：由人群组成的怒浪朝我方袭来。瓦图阿人发动进攻。黑人光着膀子，迎向我军扫射的机枪。战斗不到几分钟就结束了。敌军伤亡惨重，不可计数，尸横遍野。然而，我也无法统计我军的战损情况。他们说死的不过三十余人，多半是安哥拉的黑人。尽管如此，当我们收敛他们的遗骸将其下葬时，我依旧无法直视那样的伤痛。每一个死去的年轻人都是我的一部分，他们的牺牲将成为我一生的重负。
那些经验老到的非洲将领提出要小心行事是对的。起初，我承认我并不理解（或者说理解但不愿接受）那只名叫卡尔达斯·沙维尔的老狐狸提出的洞见。那个老谋深算的谋略家认为我们不该正面进攻瓦图阿人的军队，最好在周围设下坚实的据点，逐步收紧包围圈，最后将其一举歼灭。如果敌军感受到威胁，想要反击就更好了。因为沙维尔确信，倘若瓦图阿人正面来袭则不足为惧。他甚至建议我们引诱他们，还说让我们把碉堡外部建得不堪一击，诱使敌方主动来犯。谁能想到您在恩科科拉尼的据点如此破败，实际上是出于战术需要？
我亲爱的中士，我们得力的盟友希佩伦哈内将会带来这则喜讯：我们以绝对优势打赢了马古尔战役！胜利的秘诀在于之前发生的一件小事，我敢肯定没什么人有印象。这件小事有个名字，叫酋长希班扎。现在让我来告诉您事情的经过。我们在马古尔郊区花了四天时间，才穿过那个由沼泽、泥潭和蚊虫堆成的鬼地方。我们能调派的人有限，只配备了两头驴和两匹马。我们被迫在一个没有遮蔽和植被的地方扎营，地上泥泞不堪。我们远远地看见敌军，但他们没有注意到我们。我们派出几个安哥拉人诱敌深入，向我军发起进攻。这招我早就学会了：在军队里唯一安全的移动方式，就是模拟方形龟甲的乌龟。但是我们绝对绝对不能先发制人。反之，应该先让他们进攻。
整套方案无论听上去多么有理有据，但在我看来有一个致命的缺点：耗费时间。而我很赶时间。作为刚从军校毕业的青年，我来到莫桑比克，急于平步青云。我成了进攻马古尔的支持者。我为这次豪赌感到骄傲。但是，最近这场战役也体现了另一条原则：在战场上谁着急，谁死得就快。卡尔达斯·沙维尔说得有道理：我们迎击的不是一支军队，而是武装起来的人民。
亲爱的热尔马诺·德·梅洛中士：
让我给您一条建议，我的中士：不要在卡菲尔人面前表现出脆弱、人性和平等。您是白人，不管怎么说目前也还是一位军人。您受伤了，孤立无援。但你也不能因此敞开心扉，和原住民笑泪与共，尤其不能向一个女黑人表露爱意。
<i>希科莫，1895年9月16日</i>
卡尔达斯·沙维尔的策略从长远的角度看不无道理。马古尔战役本不该发生，但它发生了，我们也获取了巨大的利益。因为我们需要鲁莽的进攻。这种勇猛不光是为了向反叛的卡菲尔人示威，而且会影响葡萄牙的舆论——国人并不满意这场遥远的海外战争所耗费的开销。其他欧洲国家也会见识到我们在东非的有效统治。
（《艾雷斯·德·奥内拉斯关于军事和殖民的重要作品集》第一卷，殖民总局，1934，艾雷斯·德·奥内拉斯著；转引自《莫西尼奥·德·阿尔布开克：为帝国服务的军人》，保罗·乔治·费尔南德斯著，书球出版社，里斯本，2010）
我们不必再羡慕过往的成就——这是一个经历了马古尔战役的士兵说的话。
<i>艾雷斯·德·奥内拉斯承认自己的无知，他曾写道：“尽管这事看上去匪夷所思，但我们那年代的军校对殖民战争只字不提。1890年的《临时兵役管理条例》在这方面装聋作哑。我们要怎么战斗？我们的敌人会怎么战斗？我毫无头绪。”</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