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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拉斐尔·费伯说：“那棵榕树让人印象特别深刻。”
知识革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影响到我们，而且不会一成不变。弗洛伊德对能量来源和人类性追求这两者的关系做出了新鲜的解释，让人感觉获得了解放，又令人震惊，这是无可争辩的。“不可救赎”这个词来自另一场知识革命，那场性质有所不同的革命来得更早，如今只是偶尔得到认同或付诸行动。现在知识界流行的，是书写人的欲望，还有另一种渴望，即文本对自身的渴望或对另一个文本的渴望，或者说语言对不可理解指示物的渴望。在斯特拉·吉本斯87的《冰冷的安慰农场》中，可怜又可怕的麦布先生把每一片云彩、灌木丛和蜜蜂都视为生殖器，把地球上每一处柔软的事物都视为维纳斯的乳房。威基诺浦教授用瓶子、水壶和咖啡壶比喻生殖器官，让亚历山大·韦德伯恩很不舒服。弗雷德丽卡读大学的时候，思维主要关注“意象”，这也许只是流于平庸的思维。有些人从未读过弗洛伊德的著作，但他们知道自来水笔、帽子和钥匙在梦里是阴茎的象征，于是，他们都会把这样的意象“解释”成弗洛伊德式的意象，这很普遍，就像弗雷泽笔下的稻草人和金枝一样普遍存在。朗基努斯戳刺耶稣侧腹的长矛<a href="#note_2" id="noteBack_2">[2]</a>，以及装过神血的圣杯，是男性和女性生育能力的象征，而这是众所周知的。相反，什么是救赎，什么是不可救赎，早就无人知晓了。根也是如此。春雨拨动了迟钝的根，艾略特说。弗雷德丽卡对拉斐尔·费伯几乎一无所知，但她知道根意味着什么。如今，她把《异物》中的榕树气根看作是一团相互缠绕的性器官，作家本人也曾用“粗糙”“肿胀”“难以穿越”和“危险”等字眼来加以描述。他其实很少使用形容词，这就更令人惊讶。弗雷德丽卡真希望看到笔还是笔，帽子还是帽子，钥匙还是钥匙。有一次，她用新发明的双面毛线编织毛衣，那根粗钝的针有节奏地从打结的毛线网中插进插出，她突然想到了性，毫无来由地心生怨恨。但她做不到。她了解文学上的类比，她接触过男性的器官，她能想起男性器官的种种形状，有苍白绵软的，有细长的，有粗壮的，有深色圆柱形的，有鲜艳玫瑰色的，有深紫红色的，有张扬勃起的，等等。她是否会因此想象藏在拉斐尔·费伯整洁的灰色法兰绒裤底下的阴茎是什么形状？不。虽然她注意到了榕树周围的灌木丛散发着腐烂和枯叶的气味，对作者产生了距离和厌恶感，但她无权了解或者揣测。
“那是《失乐园》中那棵让人犯错误的树。”费伯的回答让人惊讶不已，“不是生命之树，也不是善恶知识树，是亚当、夏娃摘叶子做衣服的印度榕树，是被耶稣诅咒的无花果树。弥尔顿说，无花果树，不以结果而值得称颂的树……”
在这次采访中，弗雷德丽卡碰到另一个更神秘、更有趣的尴尬。与根有关。这些植物的根茎异常突出，因此，她将《异物》中的身体意象与先前几本书中的有机体联系起来。《温室》里有一株植物外表丑陋，不断往上长，盲目地寻找气根。《练习》里有一段话描写钢笔笔芯，笔芯消耗着空气和墨水，所以，她大胆地认为钢笔和根是相互关联的。《异物》中最不愉快的，也是最实在、最核心的意象是一棵巨大的榕树，它的气根越来越多，缠绕在一起，形成一个拱门，一个藏身之处，藏着一个个陷阱、一张张网、一个个圈套。赶路的人会被拉进去，被捕获。这不好。弗雷德丽卡坐着，听着拉斐尔夸夸其谈地介绍他作品中难以发现的高明之处。读到根这一部分的时候，她觉得自己似乎很有文化，她不确定他是否知道，是否希望她有，或者希望他自己有。她感觉还不如刚才有把握：他是否了解他们到底在干什么？他不是那种会承认有些工作很重要而自己却没有认识到的人，不论这些工作有多重要。
“继续。”
她表扬了拉斐尔·费伯那首关于油的诗，他竟然如此欣喜，以至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弗雷德丽卡很惊讶，也许她本不应该这么惊讶的。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她也遇到过许多人，最终注意到并理解了自己思考或创造的复杂或难以理解的东西，他们同样迸发出了极大的激情。而此时此刻，她更关心自己的社交情绪。弗雷德丽卡想，一个男人开始时把你当成一个笨女人，后来却开始重视你，你会觉得既高兴，又丢脸。她经常碰到这样的事情。她的社交生活是一场战争。她要在别人的心目中树立起自己很聪明、很善于说话的形象。她接着采访，说《练习》中的机器与《温室》的机械环境有关。拉斐尔·费伯不再泰然自若地坐在沙发椅上，也不再摆姿势。他边走边谈，滔滔不绝地谈着水泵、锅炉、加热炉、玻璃窗、电话亭、汽车和自来水笔，深刻而兴奋。他向弗雷德丽卡介绍了嫁接和繁殖的隐喻历史，他还打算写一篇文章，将人类心脏当作水泵，这既有本义，也有比喻义。他又给她倒了一些雪利酒。当然也有尴尬的时刻。他听到有人说《温室》和《异物》是相互关联的微观世界，就突然变得暴躁起来。
“但如今印度无人不知，
“的确如此。所以，在《温室》里，我也想写这样的诗，但是，在我看来，那些诗没有一首比得上。你觉得呢？”
马拉巴尔、德康地区枝繁叶茂，
“写得非常准确，但意义要深远很多……”
树枝长且宽，虬茎扎根于地下，
“不，不。你说得很对。”他又倒了些雪利酒，转过身来面对她，脸上露出了笑容，“没有一个评论家提到那首诗。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诗。”
子树长在母树的周围，
“因为那是流动的。这是个隐喻。对于油，你赋予了意象，它五彩斑斓，反射着天空，你提到它的黑暗和潮湿，我却想到了溢出的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是不是错了？”
圆柱高耸，树荫成穹，
弗雷德丽卡说了很多她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的话。
步行其中，便起回音。”
“为什么？”
“之所以让人犯错误，是因为枝丫繁复，真理只有一个，生命之树只有一棵，这棵树却从自身生出子树，就像罪恶不断生出地狱恶犬。”
“有一首关于碎石路面上的油的诗，我很喜欢。我认为那是最重要的一首诗。”
“在马拉美讲座上，您说我们不能繁殖，马拉美说，树林盛产木材。”
“也许吧。”他坐直身子，“再来一杯雪利酒。它也涉及工厂和战争对欧洲的破坏。”
“萨特在《恶心》74里也写了一棵树，无法命名，无法描述。非常可怕的他者。有点过分。”
“哦，不。不至于。关键是界限，它在讲我们的身体延伸到物体里，比如卡钳、夹具扳手和相机镜头。《异物》也差不多，就是情况比较不同。”
“我没读过《恶心》，我在读马拉美。”
“有一篇评论说，这几首诗表达了现代社会对工业文明的厌恶。”
“我可以把这本《恶心》借给你。中午想吃什么？我这里有奶酪和萝卜，喝一杯葡萄酒，这些可以吗？”
“《练习》里的诗，主题是帮助人体延伸的事物。有些工具和机器，我真搞不懂，它们看上去那么精确，但怎么感觉就那么吓人？”
“当然可以。”拉斐尔·费伯拿出这些东西，放松下来，愉快而尖锐地评论英国人狭隘的文化。弗雷德丽卡品着奶酪屑，也很愉快地承认英国文化确实狭隘。她举例说，《幸运的吉姆》中英国人对所谓的“正派”过分崇拜，她很不高兴。拉斐尔没有读过《幸运的吉姆》。他给弗雷德丽卡一杯酒。他说：“英国人没有根源感。”
最后这句话引起了弗雷德丽卡的兴趣，无关他说这句话的语气。她感觉到，他现在跟她说的这句话，他一直都在说，这句话经过了他的精雕细刻，变得非常精确，可以信手拈来应付好奇的人，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甚至可能是不自觉的。这时，一种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拥有的记者本能，跟妇女被忽视而产生的愤怒交织在一起。她意识到她必须停止采访，因为他已经感到厌烦，开始走神了。
“我有。我有很强的根源感。”
“我是一个难民，一个被放逐的人。我已经忘了德语。我是一个没有母语的人。”
“哦，我以为你是犹太人。”
瞧他说的，好像她没听说过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或读过他的作品似的。她问他小时候读过什么书，他说他小时候主要读德国作品，但现在不读了。然后，他开始凝视窗外。
弗雷德丽卡盯着他。她看到自己红色的头发，轮廓分明的脸上有很多雀斑，她看到了自己对知识的渴望，他也看到了。他们四目相对，脸马上红起来，两个人都一样。
“我希望我的品位足够广泛，不至于受到压倒性的影响。有几个现代法国作家让我佩服，我也喜欢几个明显被低估的美国作家，比如威廉·卡洛斯·威廉斯86。”
“不，不是。我是正宗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正宗的英国人，大家都知道。北方人，你知道的。我们的根源在北方，我们非常清楚。北方的中低阶层。不信英国国教的北方人。”
他非常客气，但他的回答都暗含着敌意。这是锋芒毕露，还是故意捣乱？他的回答似乎都在暗示，她居然会提这个问题，实在很愚蠢。她有点怕他。看着他那张漂亮的脸，她的腹部如同被针刺着，刺得她心烦意乱。她不抱希望地问他，他的作品有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弗雷德丽卡很想回避这些标签。他似乎不太理解，有点茫然，好像这些标签都很难得。
“也许他们不是真正的作家，或者还没有成为真正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