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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想到了死去的安·马圭尔，跟那个荷兰牧师的妻子安娜·凡·高一样，也将一个夭折的孩子的名字给了一个新生儿，将希望寄托在新生儿身上。不过，凡·高家族特别喜欢这几个名字，西奥多勒斯、文森特，然后又是文森特、西奥多勒斯，一代又一代，不断循环。这个家族还有一个类似的特征，他们的脸型都差不多，浓眉毛，深蓝眼睛，高颧骨，大鼻孔。在19世纪70年代，英国有一家人在教堂墓地写下他们一个儿子的名字沃尔特·科尼利厄斯·布里顿，在这个墓地，他们还葬了三个儿子，一个五岁，一个两岁，一个两个月，还有几个年纪在他们之间的女儿，一个叫珍妮特，一个叫玛丽安，一个叫伊娃。
“丹尼尔还是老样子。”亚历山大说。
1976年8月，一辆载有一名爱尔兰共和军枪手(这个枪手可能已经死亡)的汽车冲上人行道，撞死了马圭尔夫人的三个孩子，八岁的乔安妮，两岁的约翰，六个星期的安德鲁，留下一个七岁的儿子马克。人们感到十分震惊，不仅因为死了这么多人，更是因为这些人遭受的都是无妄之灾。马圭尔夫人的妹妹和一个朋友一起建立了“和平人民”组织，对于他们勇敢的开端和悲伤的结局，这里便不再详述。后来，安·马圭尔去了新西兰，在那里生了一个女儿，取名乔安妮，但受不了文化差异，又回去了。报纸上都称她是“和平妈妈”，其实她不怎么参与“和平人民”的活动。她向法院起诉为去世的孩子主张赔偿，也为她自己的精神损失要求赔偿，人们通过录音听到她说了几句话，其中一句是说，当时给予她的赔偿简直是“施舍”。到了开第二次听证会那天，人们发现她已经死了。丹尼尔从广播报道得知一些消息，大体是说“她喉咙上有伤口，但排除他杀”。报纸上的说法存在一些分歧，有说用树篱修剪刀的，有说用雕刻刀的，有说是电动雕刻刀，有说是自杀。至于她的自杀动机，法医的意见是“比较费解”。对偶然性颇有研究的丹尼尔觉得他看懂了一点门道。
“大家又要勒紧腰带了，好吧，我长大了，有钱了。”他们看见丹尼尔朝他们走过来。
他没有为安·马圭尔祈祷。他不是那一种牧师。他象征性地挥动他的大拳头，但颇为无力，对面若隐若现的力量强大，于是他继续工作，那是他的工作。
“大家又要勒紧腰带了，你倒有钱了。”
他跟着另外两个人进入一个阴暗的房间，那里展出低地国家的艺术。远处的墙上，修女们戴着白色燕尾帽登上灰色的楼梯。阿姆斯特丹的劳里埃格拉赫特十分昏暗，闪着微光，蒙德里安9的《夜晚》有点阴郁，天上云很多。这些他都喜欢。和文森特一样(尽管他不知道文森特是否说过)，他长着“北方人的脑子”，在生理和精神上，对黑色、棕色、深浅不同的灰色以及黑暗中的白色，他的反应都很强烈。“这个国家的画家干得最漂亮的事情之一，就是黑暗中都透着光芒。”人在荷兰的文森特在信中这样说。对于画修女的画家泽维尔·梅勒里10，画册说他“创造了一种光，否定了我们对事物的直接视觉体验，那是心灵的内在光芒……”丹尼尔习惯了这种语言，这是他的精神食粮，他每天或者每周都要进食一次。他知道什么叫黑暗中的光芒，对于这种比喻性的语言，他已经不再信任，亚历山大也不喜欢这种语言，不过后者更喜欢的是准确、具体的说法。布道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做过比喻，也没有做过类比，他更倾向于用活生生的例子，用现实的教训来警醒新信徒。不过他喜欢荷兰人黑乎乎的画，这样的画能引起他的共鸣。
“现在我有钱了。”
他走近弗雷德丽卡。
“没错。”
“你说你有威廉的消息？”
“哦，我有我自己的特点。我理解20世纪50年代，但实在接受不了40年代的风格——垫肩、绉纱、童花头，算了吧。我觉得只有恋母情结的人才会喜欢，那是上一辈的打扮，见鬼了，我们是不是跑题了？没办法，这是我喜欢的话题。”
“一张明信片，没错。”
“别胡说。你呢？你不随大流，反而要复古吗？”
“他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