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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林恭平隔一段时间就会回一趟位于东京的父母家看看。他每天到家的时间几近午夜，所以平时很难有时间见父母一面。
乘客接连下车，巴士几乎成了一辆空车。村林说得没错，下了车的人们面无表情地接连走进了那家便利店，他们看起来年纪轻轻，才二十多岁。
有一次他回到父母家，却十分沮丧地发现，自己和父母之间仿佛隔了一道看不见的屏障。
他手指的方向，是一家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
“我回了父母家，跟他们聊天。然后，我就觉得明明对话的内容跟以前没什么两样，但心里却忽然焦躁起来。你们说话再干脆一点！再快点，别绕弯子，先告诉我结论！是对是错，是黑是白给我个确切说法！就是这样的感觉。”
“您等会看着，大家一下车，就会一股脑地涌向那里。”
因为计算机是一个逻辑关系的世界，不是黑就是白，不是正确就是错误，不是A就是B。村林说他担心如果从早到晚与计算机为伴，人类的思想会不会也逐渐被计算机同化，但他却没发现，自己已经开始了被同化的进程。
在巴士中摇晃了二十分钟之后，他任职的研究所大楼终于从一片丘陵中的台地上露出头来。
“父母大概也察觉到了我的变化。我妈对我说：‘你以前都挺乖的，怎么现在变得这么急躁了，像变了个人一样？’被她这么一说，我才猛然回过神来。我的生活，每天二十四个小时里，有十多个小时都在跟一个不允许‘暧昧’的人对话，剩下的时间都是独处，也没有人说个话。”
出站后我们换乘了巴士。巴士里塞满了一看便知是“高科技战士”的上班族。他们把公文包垫在膝盖上，手里举着经济类报纸，耳朵里插着耳机，一言不发……这就是现在随处可见的、面目整齐划一的男人们的生活状态。村林恭平也不例外。
像村林这样的经历绝非个例。我还采访了多位从业二十多年的资深工程师，他们也有过类似的体验。
村林恭平，今年二十八岁，供职于开在东京神奈川沿线的一家超大型计算机企业，在其中的研究所里担任系统工程师的工作。近年来，日本全国各地都开始出现高精尖技术研发机构聚集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他所工作的厚木地区也是其中之一。随着超大型企业进驻这一地区，各类周边产业也随之兴盛起来，从东京市中心出城上班的人口亦同步激增。
“如果一件事不是黑白分明，我心里就会着急得不行。一件事非得分出个是非对错不可。所以看人的时候，心里总觉得非得给他定性、分群才舒服。潜意识里就会认为必须给一个人定下来是喜欢还是厌恶……跟妻子对话的时候，也会忍不住呵斥她，说‘给我个确切说法！’‘结论是什么！’之类的话。本来，我就不喜欢那些乱七八糟的烦心事。平时除了‘洗澡’‘吃饭’‘睡觉’这些必要的话以外，我都懒得张嘴。”
那晚我们一谈就谈到了凌晨两点多，等从床上爬起来的时候，已经是必须飞奔出门的时刻。我们连早饭都没吃，就从家里冲了出来。我在后面追赶着身材高大的村林向车站赶去。明明是出城方向，早晨从东京新宿开往神奈川县方向的特快列车依然挤得人动弹不得。所以，他才会关切地询问我。
很多人都向我倾诉过类似的烦恼，表示和家人的对话十分别扭。
这一天，我终于实现了随行贴身采访计算机企业一线技术人员工作的愿望。前一晚上，我住在独自居住的村林家，次日早晨，和他一起出门上班。
在前几节登场的川越和臣今年四十三岁，仍旧活跃在这个三十五岁退休的行业的第一线。
村林恭平对我说。
“也许跟计算机打交道时间长了，我们的思考方法和感性就都会变得像模子里铸出来的一样僵化。本来我就很少和妻子说话。一旦变成技术应激，就更懒得和她纠缠不清。特别是年轻工程师，他们在这一方面更加明显，都不喜欢在情绪上产生波动，更不会真正发怒。无悲无喜对他们来说才是最舒服的状态。”
“您没事吧？”
将浪费压缩到最低，不断寻求到达目标的捷径。越是陷入这种思考模式，和计算机的对话就越是顺利。但是，这样却会导致和人的交往越发空虚、冷漠。川越对这点似乎很有切身体会。
列车到站之后，我被挤到变形的身体猛地从电车中释放出来。车站的站台上瞬间人潮汹涌。
“这样下去的话，和其他人的交往就会越来越少，视野也会越来越窄。大家的脑子有九成都被电脑占领了，对于政治、社会之类的越发淡漠，至于文学、戏剧什么的就更是像火星人的活动，连都不会去想。我感觉，这样每天都面对计算机，虽然技术会有所提高，但作为一个人是没有成长的。”
战士们贫穷的早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