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桑德尔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a id="ch48-back" href="#ch48">[48]</a> . Paul Krugman, “Green Economics,”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pril 11, 2010.
贝克通过对结婚和离婚的经济学分析阐明了他的上述主张：
<a id="ch49-back" href="#ch49">[49]</a> . See Richard B. Stewart, “Controlling Environmental Risks Through Economic Incentives,” Columbia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Law 13 (1988): 153–69; Bruce A. Ackerman and Richard B. Stewart, “Reforming Environmental Law,” Stanford Law Review 37 (1985); Bruce A. Ackerman and Richard B. Stewart, “Reforming Environmental Law: The Democratic Case for Market Incentives,” Columbia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Law 13 (1988): 171–99; Lisa Heinzerling, “Selling Pollution, Forcing Democracy,” Stanford Environmental Law Journal 14 (1995): 300–44. See generally Stavins, Economics of the Environment.
贝克并不认为病人和医生、商人和政治家、老师和学生事实上都知道他们的决策是受经济法则支配的。但是，那只是因为我们往往会无视我们行动的理由而已。“经济学分析并不假设”人们“必然会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是使福利最大化，或者他们能够用语言来表达，或者如果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话用一种非正式的方式来描述”他们行为的理由。然而，那些对隐含于每一种人类情境中的价格信号有着敏锐眼光的人能够认识到，我们所有的行为（不论与物质考量有多么遥远）都可以被解释成和被看成是对成本和收益的一种理性计算。<sup><a id="ch8" href="#ch8-back">[8]</a></sup>
<a id="ch50-back" href="#ch50">[50]</a> . John M. Broder, “From a Theory to a Consensus on Emissions,” New York Times, May 17, 2009; Krugman, “Green Economics.”
在贝克看来，人们为了福利最大化而行事，而不论他们所做的是什么事情。这个“被不断使用的”假设，“构成了人类行为经济学分析的核心”。在运用这种经济学分析的时候，不用考虑其所分析的是什么物品。它对生死决定以及“选择某种品牌的咖啡”都可以做出解释。它也可以用来分析伴侣的选择和购买一桶油漆。贝克接着指出：“我信奉这样一种立场，即经济学分析是一种可适用于所有人类行为的综合性分析，而不论这种行为是否明码标价，是人们经常会做的决策还是难得会做的决策，是大决策还是小决策，是出于情感目的还是机械目的，是富人还是穷人，是男人还是女人，是成年人还是小孩，是聪明人还是笨人，是病人还是医生，是商人还是政治家，是老师还是学生。”<sup><a id="ch7" href="#ch7-back">[7]</a></sup>
<a id="ch51-back" href="#ch51">[51]</a> . Broder, “From a Theory to a Consensus on Emissions.” For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the cap-and-trade approach to sulfur emissions, see James Hansen, “Cap and Fad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7, 2009.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加里·贝克（Gary Becker）在其1976年出版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一书中，就这个观点提出了最有影响力的表述。他反对那种陈旧的观念，即经济学是“研究物质商品分配”的学科。他推测说，这种传统观念之所以能够久盛不衰，乃是因为“人们不愿意把某些人类行为交由经济学进行‘冷酷’的计算”。贝克试图使我们彻底摆脱这种犹豫不决的状况。<sup><a id="ch6" href="#ch6-back">[6]</a></sup>
<a id="ch52-back" href="#ch52">[52]</a> . See BP “target neutral” website, www.bp.com/sectionbodycopy.do?categoryId=9080&contentId=7058126; ￡20 yearly estimate is at www.bp.com/sectiongenericarticle.do?categoryId=9032616&contentId=7038962; for British Airways carbon offset projects, see www.britishairways.com/travel/csr-projects/public/en_gb.
如果这个观念是正确的，那么所有的东西就都有自己的价格。这种价格可以是明码的，就像汽车、烤面包炉和五花肉的价格一样。或者，这种价格也可以是隐含的，比如性、婚姻、孩子、教育、犯罪、种族歧视、政治参与、环境保护甚至人的生命。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这种价格，供需法则都支配着所有这些东西的供给。
<a id="ch53-back" href="#ch53">[53]</a> . Jeffrey M. Skopek, a student in my Harvard Law School seminar, elaborates this critique of carbon offsets effectively in “Note: Uncommon Goods: On Environmental Virtues and Voluntary Carbon Offsets,” Harvard Law Review 123, no. 8 (June 2010): 2065–87.
然而，最近以来，很多经济学家都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更为宏大的计划。他们论辩说，经济学所提供的不仅是一整套有关物质商品的生产和消费的洞见，而且也是一门有关人类行为的科学。这门科学的核心乃是一个简单但却极其重要的观念：在所有的生活领域中，人类的行为都可以通过如下假设而得到解释：人们通过衡量他们所具有的各种选项的成本和收益，并选择一个他们认为会给他们带来最大福利或功利的选项来决定做什么事情。
<a id="ch54-back" href="#ch54">[54]</a> . For a defense of carbon offsets by a thoughtful economist, see Robert M. Frank, “Carbon Offsets: A Small Price to Pay for Efficiency,” New York Times, May 31, 2009.
与此同时，经济学家也一直在重构其学科，使其变得更加抽象、更具抱负。在过去，经济学家所处理的是一些典型的经济论题——通货膨胀与失业、储蓄与投资、利率与外贸等问题。他们所解释的是国家如何变得更加富有，以及价格体系如何调整五花肉期货和其他商品的供求关系。
<a id="ch55-back" href="#ch55">[55]</a> . Brendan Borrell, “Saving the Rhino Through Sacrifice,” Bloomberg Businessweek, December 9, 2010.
在最近几十年里，市场和市场导向的思想侵入了传统上由非市场规范所调整的各个生活领域。我们越来越多地给非经济类物品定价，而哈利斯为节育提供的300美元要约便是这一趋势中的一个例子。
<a id="ch56-back" href="#ch56">[56]</a> . Ibid.
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反映了世界的变化，另一个原因反映了经济学家们理解其研究对象的方式所发生的变化。
<a id="ch57-back" href="#ch57">[57]</a> . C. J. Chivers, “A Big Gam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ugust 25, 2002.
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喜欢讨论道德问题，至少在他们以经济学家这个身份自居的时候是如此。他们说，他们的工作是来解释人们的行为，而不是对其进行判断。他们坚持认为，告诉我们什么规范应当用来调整某种活动或者我们应当如何评价某种物品，并不是他们要做的事情。价格体系是根据人们的偏好来分配物品；至于那些偏好是否有价值、是否值得赞赏或者是否适合于某种情势，价格体系一律不予评价。然而，尽管经济学家们极力坚持上述观点，但他们还是越来越发现自己深深地陷入了各种道德问题之中。
<a id="ch58-back" href="#ch58">[58]</a> . Ibid.
生活中的经济学分析
<a id="ch59-back" href="#ch59">[59]</a> . Paul A. Samuelson, Economics: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 4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1958), pp. 6–7.
如果我们接受这个论点，那么用金钱换节育的交易就不再是贿赂。因此，为了决定一个妇女的生育能力是否应当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易，我们就必须追问这种物品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物品：我们是否应当把我们的身体视作我们所拥有并可以根据我们自身的意愿加以使用和处分的所有物，或者说，对我们自己身体的某些使用方式是否就等同于自我贬低？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大问题，也可以见之于有关卖淫、代孕妈妈以及买卖精子和卵子的争论中。在我们可以确定市场关系是否适合于这样一些领域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什么样的规范应当用来调控我们的性生活和生育活动。
<a id="ch60-back" href="#ch60">[60]</a> . N. Gregory Mankiw,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3rd ed. (Mason, OH: Thomson South-Western, 2004), p. 4.
有人可能会反驳说，这个类比是有缺陷的。一个接受贿赂而做出腐败判决的法官所出售的乃是某种并不属于他的东西，因为这种判决并不是他的财产。但是，一个为了金钱而同意节育的妇女所出售的乃是某种属于她自己的东西，即她的生育能力。撇开金钱不谈，如果这个妇女选择节育（或不要小孩），那么她并没有做错什么事；但是，即便是在没有收受贿赂的情形下，一个法官只要做出不公正的判决，他就是在做错事。一些人还会争辩称，如果一个妇女有权基于她自己的理由放弃生育能力，那么她也就必定有权为了挣钱而这样做。
<a id="ch61-back" href="#ch61">[61]</a> . Steven D. Levitt and Stephen J. Dubner, Freakonomics: A Rogue Economist Explores the Hidden Side of Everything, revised and expanded ed.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2006), p. 16.
这种广义的腐败/腐蚀观念，便是人们把“金钱换节育计划”指责为一种贿赂的原因。那些把这项计划看成是贿赂的人指出，不论这种交易是否是强制性的，它都是一种腐败/腐蚀。而它之所以是一种腐败/腐蚀，其原因就是交易双方——买方（哈利斯）和卖方（毒瘾患者）——都在用一种错误的方式去为所出售的物品（即卖方生育孩子的能力）估价。哈利斯把身患毒瘾和身患艾滋病的妇女视作一台可通过支付货币而使其停止运转的坏了的生育机器。那些接受她要约的人，也默认了那种贬低其自身人格的观点。这就是把哈里斯的做法指责为贿赂的观点所具有的道德力量。与腐败的法官和政府官员一样，那些为了钱而选择节育的妇女乃是在出售某种不应当拿来买卖的东西。她们把她们的生育能力看成是一种赚钱的工具，而不是一种应当根据负责和关爱的规范而予以实施的能力或禀赋。
<a id="ch62-back" href="#ch62">[62]</a> . For an illuminating discussion of the concept of incentives and its history, see Ruth W. Grant, “Ethics and Incentives: A Political Approach,”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0 (February 2006): 29–39.
我们通常都把腐败/腐蚀（corruption）与人们用不法手段贿赂政府官员的做法联系在一起。但是正如我们在本书第1章所看到的，腐败还有一种更为宽泛的含义：就一个物品、一个行动或一种社会惯例而言，当我们根据一种比适合它的规范更低的规范来对待它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对它进行腐蚀。对此，我们可以用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明：当一个妇女生下孩子是为了把他们卖掉换钱的时候，这种做法就是对母亲这种身份的腐蚀，因为它把孩子视作一件被使用的东西，而不是一个被疼爱的人。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看待政治腐败：当一个法官因接受贿赂而做出一项腐败判决的时候，他的这种做法就好像他的司法权力乃是他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而不是一种公信力。他根据一个比适合于其职责的规范更低的规范来看待它从而贬低且贬损了它。
<a id="ch63-back" href="#ch63">[63]</a> . Google Books Ngram Viewer, http://ngrams.googlelabs.com/graph?content=incentives&year_start=1940&year_end=2008&corpus=0&smoothing=3. Accessed September 9, 2011.
反对贿赂的意见与上面的反对意见不同。它所关注的并不是交易的条件，而是拿来买卖的物品的性质。让我们来看一下一种典型的贿赂个案。如果一个不择手段的人贿赂法官或政府官员以谋取某种不法利益或好处，那么这一不道德的交易就有可能是完全自愿的。双方当事人都没有被强迫，而且他们也都得到了好处。人们之所以反对贿赂，并不是因为它是强制性的，而是因为它是一种腐败行为。腐败就是买卖某种不应当拿来出售的东西（比如，一种偏袒某一方的判决或一种政治影响力）。
<a id="ch64-back" href="#ch64">[64]</a> . Levitt and Dubner, Freakonomics, p. 16.
反对强制的意见所担忧的是，当一个身患毒瘾的妇女同意为了金钱而进行节育的时候，她并不是自由地做出这个选择的。尽管没有人拿枪指着她的头，但是金钱的诱惑却足以让她无法抗拒。由于她身患毒瘾且在大多数情形下极为贫困，所以她用节育换取300美元这个选择有可能并不是真正地自由做出的。她实际上有可能会因为她的处境而受到强制。当然，人们会对什么诱惑（在什么情形之下）可被等同于强制的问题持有不同看法。于是，为了评估任何市场交易的道德状况，我们就必须追问这样一个前提性问题：市场关系在哪些条件下反映了选择自由，而又在哪些条件下它们施加了高压？
<a id="ch65-back" href="#ch65">[65]</a> . Ibid., p. 17.
那么，为什么人们还要对此深感愤怒呢？这里有两个原因，而它们合在一起共同阐明了市场逻辑的道德局限。一些人批评用金钱换节育的交易是强制性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一种贿赂。实际上，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对意见。这两种反对意见分别给出了各自不同的理由，都反对市场侵入它们并不属于的地方。
<a id="ch66-back" href="#ch66">[66]</a> . Google Books Ngram Viewer, http://ngrams.googlelabs.com/graph?content= incentivize&year_start=1990&year_end=2008&008corpus=0&smoothing=3. Accessed September 9, 2011.
我们可以把这种交易看成是一种市场交易，因为它使双方都获得了益处，并且增加了社会功利。毒瘾患者得到了300美元，交换条件是她放弃生育孩子的能力。通过支付300美元，哈里斯和她的组织得到了这样一个保证，即毒瘾患者不会在未来再生育身患毒瘾的孩子。根据标准的市场逻辑，这种交易在经济上是有效的。它把物品——在这个事例中是指对身患毒瘾者再生育孩子能力的控制——分配给了那个愿意为此支付最高价格、因而被认为最珍视其价值的人（即哈里斯）。
<a id="ch67-back" href="#ch67">[67]</a> . LexisNexis academic search of major newspapers by decade for “incentivize” or “incentivise.” Accessed September 9, 2011.
从市场逻辑的角度看，我们并不清楚为什么这项计划会引起人们的愤慨。尽管一些评论家说这项计划让他们想起了纳粹的优生学，但是“金钱换节育的项目”却是私人之间自愿达成的一种协议。这里并没有涉及国家问题，而且也没有人是在违背其意志的情况下被节育的。一些人争辩称，在那些极需金钱的毒瘾患者可以轻易得到钱的时候，她们并不能进行一种真正自愿的选择。但是哈里斯却对此回应说，如果她们的判断力真的严重受损的话，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指望她们在养育孩子的问题上做出明智的决定呢？<sup><a id="ch5" href="#ch5-back">[5]</a></sup>
<a id="ch68-back" href="#ch68">[68]</a> . Data compiled from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archive of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1TLVOyrZt.
2010年，哈里斯把她的这个激励计划带到了英国；但是在那里，这种用金钱换节育的想法遭到了报刊媒体的强烈批判（《每日电讯》上的一篇文章把它称作一项“令人毛骨悚然的计划”），同时也遭到了英国医学协会（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的强烈反对。尽管如此，大胆的哈里斯还是把她的计划推广到了肯尼亚；在那里，她支付给阳性艾滋病妇女患者每人40美元，要求她们在子宫内安放一种可以长期节制生育的避孕环。在肯尼亚以及哈里斯打算下一步去的南非，卫生部门的官员和人权倡导者们都对她的计划表达了愤慨和反对。<sup><a id="ch4" href="#ch4-back">[4]</a></sup>
<a id="ch69-back" href="#ch69">[69]</a> . Prime minister’s speech at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Davos, January 28, 2011,www.number10.gov.uk/news/prime-ministers-speech-at-the-world-economic-forum/; Cameron quoted following London riots in John F. Burns and Alan Cowell, “After Riots, British Leaders Offer Divergent Proposals,” New York Times, August 16, 2011.
哈里斯承认，她的客户大都用那些钱去买更多的毒品了。但是她相信，为了避免孩子生下来就身患毒瘾，这样做只是个很小的代价。一些用节育换现金的妇女实际上已怀孕10多次；很多妇女也已将多个孩子交由他人代养。哈里斯问道：“是什么使得一个妇女的生育权利比一个孩子拥有正常生活的权利更为重要？”当然，她是从经验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的。她和她的丈夫已收养了一位身患毒瘾的洛杉矶妇女所生的4个孩子。“我要竭尽全力去防止婴儿遭受痛苦。我认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把她的毒瘾强加给另一个人。”<sup><a id="ch3" href="#ch3-back">[3]</a></sup>
<a id="ch70-back" href="#ch70">[70]</a> . Levitt and Dubner, Freakonomics, pp. 190, 46, 11.
评论家认为这个项目“应当受到道德的谴责”，因为它是一种“用金钱换节育的贿赂做法”。他们争辩称，用金钱诱惑毒瘾患者使她们放弃生育能力，无异于强迫；当这个项目的目标所指向的是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无助妇女的时候，情形就更是如此了。评论家抱怨说，金钱并没有帮助接受者戒掉毒瘾，反而是在资助她们吸毒。正如一位该项目的推销员所说的，“不要让怀孕破坏你的毒瘾习惯”。<sup><a id="ch2" href="#ch2-back">[2]</a></sup>
<a id="ch71-back" href="#ch71">[71]</a> . Mankiw,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3rd ed., p. 148.
每年都有成千上万名染上毒瘾的母亲生下婴儿。其中的一些婴儿生来就患上了毒瘾，而且其中的大多数婴儿都会遭到虐待或遗弃。芭芭拉·哈里斯（Barbara Harris）是一位总部位于北卡罗来纳州（North Carolina）被称作“预防项目”的慈善机构的创建者，她对此提出了一项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如果患上毒瘾的妇女实施节育措施或长时间控制生育，那么她们每个人就可以得到300美元现金。自她于1997年启动这个项目至今，已有3 000多名妇女接受了她的建议。<sup><a id="ch1" href="#ch1-back">[1]</a></sup>
<a id="ch72-back" href="#ch72">[72]</a> . For a fuller discussion of this objection to utilitarianism, see Michael J. Sandel, 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9), pp. 41–48, 52–56.
用金钱换节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