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桑德尔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a id="ch53-back" href="#ch53">[53]</a> . Ibid.; www.coventry.com/about-coventry/index,asp.
然而，同意的缺失并不是可以用来反对普通员工保险的唯一的道德性反对意见。即便在员工同意此类方案的情形中，仍然存在着某种在道德上令人感到厌恶的东西。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它是指公司对待那些被参保员工的态度。公司在制造使员工的死亡比活着更有价值的情形中，实际上是把他们客体化了。公司把员工看成一种商品期货，而不是雇员——他们对公司的价值在于他们所做的工作的那种人。一种更进一步的反对意见指出，公司员工人寿保险业务扭曲了人寿保险的目的；人寿保险曾经是一种家庭安全的渊源，而现在却变成了公司减免税收的一项举措。<sup><a id="ch14" href="#ch14-back">[14]</a></sup> 我们很难理解，税收制度为什么应当鼓励公司为其员工的死亡投资数十亿美元，而不是为提供服务和生产商品进行投资。
<a id="ch54-back" href="#ch54">[54]</a> . www.coventry.com/life-settlement-overview/secondary-market.asp.
一些州并不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它们要求公司在为其雇员办理保险之前一定要征得员工本人的同意。当公司向员工征得许可的时候，它们一般都会向员工提供一份适度的人寿保险收益作为诱饵。沃尔玛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办理了大约35万名员工的保险，它向那些同意由它办理保险的员工提供一笔免费的价值5 000美元的人寿保险收益。大多数员工都接受了这个报价，但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在他们的家庭将会得到的5000美元保险收益与该公司将从他们的死亡中获取的数十万美元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sup><a id="ch13" href="#ch13-back">[13]</a></sup>
<a id="ch55-back" href="#ch55">[55]</a> . See Susan Lorde Martin, “Betting on the Lives of Strangers: Life Settlements, STOLI, and Securitiz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Business Law 13 (Fall 2010): 190. The number of lapsed life policies for 2008 was 38%, according to ACLI Life Insurers Fact Book, December 8, 2009, p. 69, cited in Martin.
普通员工保险毕竟是双方当事人——购买此项保险（并成为受益人）的公司与出售此项保险的保险公司——之间自愿达成的一种交易。员工并不是这项交易的当事人。一家金融服务公司科凯集团（KeyCorp）的发言人直截了当地指出：“雇员并没有支付保险费，因此也就没有理由向他们透露这项保险的细节。”<sup><a id="ch12" href="#ch12-back">[12]</a></sup>
<a id="ch56-back" href="#ch56">[56]</a> . Mark Maremont and Leslie Scism, “Odds Skew Against Investors in Bets on Strangers’ Lives,”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21, 2010.
这种反对意见很可能与同意的缺失有关。如果你得知你的雇主在你不知情或者未同意的情况下为你办理了人寿保险，你会作何感想呢？你有可能觉得自己被利用了。但是你有理由抱怨吗？如果这项保险的存在对你并无伤害的话，那么你的雇主为什么有通知你这件事或者征得你同意的道德义务呢？
<a id="ch57-back" href="#ch57">[57]</a> . Ibid.; Mark Maremont, “Texas Sues Life Partners,”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30, 2011.
然而据我猜测，那些对普通员工保险极其反感的人所主张的乃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反对意见，已经超出了那种实践性的风险观，即肆无忌惮的公司有可能在工作场所乱扔致命危险品或者对各种危险熟视无睹。这种道德性的反对意见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呢？人们是否必须接受它呢？
<a id="ch58-back" href="#ch58">[58]</a> . Maria Woehr, “ ‘Death Bonds’ Look for New Life,” The Street, June 1, 2011, www.thestreet.com/story/11135581/1/death-bonds-look-for-new-life.html.
最直白的反对意见是一种实践性的意见：允许公司因其员工死亡而获得经济利益的做法，对于工作场所的安全几无裨益可言。相反，一家缺乏资金的公司如果可以因其员工的死亡而得到数百万美元，那么它就会滋生一种反向的动机，即在健康与安全措施方面偷工减料。当然，任何一家负责任的公司都是不会公然依照这种动机行事的。公司故意加速其雇员的死亡，乃是一种犯罪。允许公司为其员工购买人寿保险的做法，并没有为它们发放杀害员工的许可证。
<a id="ch59-back" href="#ch59">[59]</a> . Charles Duhigg, “Late in Life, Finding a Bonanza in Life Insuranc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7, 2006.
公司是否应当可以从其雇员的死亡中获益？甚至保险业中的一些人士也都发现这种做法令人反感。“美国全美教师保险及年金协会”（TIAA-CREF）是一家从事退休与财务服务的大公司，它的前任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约翰·比格斯（John H. Biggs）将这种做法称为“一种似乎总会令我感到厌恶的保险形式”。<sup><a id="ch11" href="#ch11-back">[11]</a></sup> 但是它究竟错在哪里呢？
<a id="ch60-back" href="#ch60">[60]</a> . Ibid.
截至21世纪的头几年，公司员工人寿保险业务承保了数百万名员工的生命，其总额达到了全部人寿保险销售额的25%~30%。2006年，美国国会曾试图制定一项法律来限制普通员工保险业务，该项法律要求这种业务需征得雇员的同意，并将公司拥有的保险限制在公司1/3薪酬最高的劳动力的范围内。到2008年，仅美国各家银行就持有其员工的1 220亿美元的人寿保险。普通员工保险向美国各家公司的扩展，已然改变了人寿保险的意义和目的。《华尔街日报》的一系列文章得出结论：“普通员工保险所展现的无异于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即人寿保险如何从一种丧失亲人的安全网络演变成了一种公司财政策略。”<sup><a id="ch10" href="#ch10-back">[10]</a></sup>
<a id="ch61-back" href="#ch61">[61]</a> . Ibid.
普通员工保险这项繁荣的生意因《华尔街日报》在2002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而引起公众的关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说，一名29岁的男子在1992年死于艾滋病，他的死亡使一家公司得到了33.9万美元的死亡保险金，而他的家庭却分文未得。这家公司就是他曾经短暂工作过的一家音乐制品商店的所有者。另一篇文章讲述了得克萨斯州一名20岁便利店职员的遭遇，他在该店遭抢劫的过程中被枪击身亡。拥有这家便利店的公司为这名年轻男子的遗孀和孩子支付了6万美元，以便让他们不再提起任何诉讼，但却没有向他们透露公司已经因该男子的死亡而得到了25万美元的保险赔偿金。这一系列文章还报道了这样一个无情但却很少被人们注意到的事实，即“在‘9·11’恐怖袭击之后的第一批人寿保险赔偿金中，有一些并没有给遇难者的家庭，而是给了他们的雇主”。<sup><a id="ch9" href="#ch9-back">[9]</a></sup>
<a id="ch62-back" href="#ch62">[62]</a> . Leslie Scism, “Insurers Sued Over Death Bets,”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2, 2011; Leslie Scism, “Insurers, Investors Fight Over Death Bets,”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9, 2011.
普通员工保险在大银行中曾是非常流行的，这些银行包括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和摩根大通银行（JPMorgan Chase）。20世纪90年代末，一些银行还曾想过除了它们的员工之外，给它们的存款人和信用卡持有人办理人寿保险事项。<sup><a id="ch8" href="#ch8-back">[8]</a></sup>
<a id="ch63-back" href="#ch63">[63]</a> . Pleven and Silverman, “Cashing In.”
几乎没有员工意识到他们的公司已经给他们的人头标价了。大多数州都没有要求公司在为其雇员购买人寿保险的时候需通知雇员本人，也没有要求公司在这样做的时候必须征得员工的允许。而且大多数公司为员工购买的人寿保险甚至在员工辞职、退休或者被辞退后也依然有效。因此，公司仍能获得离开公司多年以后去世的员工的死亡保险金。公司通过社会保障总署（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来跟踪了解它们之前员工的死亡状况。在一些州，公司甚至还可以办理其员工的孩子与配偶的人寿保险并获取死亡保险金。<sup><a id="ch7" href="#ch7-back">[7]</a></sup>
<a id="ch64-back" href="#ch64">[64]</a> . Ibid. Quotations are from home page of Institutional Life Markets Association website,www.lifemarketsassociation.org/.
到20世纪90年代，一些大公司已耗资数百万美元来投保公司员工的人寿保险（corporate-owned life insurance，简称COLI），并创造了一个总额达数万亿美元的死亡期货产业（death futures industry）。为员工购买保险的公司包括：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陶氏化学公司（Dow Chemical）、美国雀巢公司（Nestlé USA）、必能宝公司（Pitney Bowes）、宝洁公司（Procter & Gamble）、沃尔玛、迪士尼（Walt Disney）和温迪克西连锁超市（Winn-Dixie supermarket chain）。这些公司在当时之所以愿意进行这种病态的投资，乃是因为这样的投资可以享受优惠的税收待遇。正如死亡保险金在传统的终身人寿保险业务中是免税的，普通员工人寿保险业务所产生的年度投资收入也是免税的。<sup><a id="ch6" href="#ch6-back">[6]</a></sup>
<a id="ch65-back" href="#ch65">[65]</a> . Martin, “Betting on the Lives of Strangers,” pp. 200–06.
公司为其首席执行官和高层行政主管办理人寿保险、用以抵消他们一旦去世而需雇人替换他们所产生的高昂成本的做法，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惯例。按照保险业的说法，公司对它们的首席执行官享有一种“可保权益”（insurable interest），而且这也是法律认可的。但是公司为普通员工购买人寿保险的做法，相对而言则是新近才出现的。这样的保险在保险业中被称为“普通员工保险”（Janitors insurance）或者“死亡佃农保险”（dead peasants insurance）。直到最近，这种保险在美国大多数州还是不合法的；这些州认为，公司对它们的普通员工生命不享有可保权益。但在20世纪80年代，保险业成功地游说了大多数州的立法机构，让它们放宽了对保险法的限制，允许公司为它们的所有雇员（从首席执行官到收发室职员）购买人寿保险。<sup><a id="ch5" href="#ch5-back">[5]</a></sup>
<a id="ch66-back" href="#ch66">[66]</a> . Testimony of Doug Head, executive director, Life Insurance Settlement Association, at the Florida Office of Insurance Regulation Informational hearing, August 28, 2008, www.floir.com/siteDocuments/LifeInsSettlementAssoc.pdf.
普通员工保险
<a id="ch67-back" href="#ch67">[67]</a> . Jenny Anderson, “Wall Street Pursues Profit in Bundles of Life Insuranc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6, 2009.
沃尔玛的一位发言人承认，公司持有其数千名雇员的人寿保险单——这些人并不只是助理经理，甚至也包括维修工这样的员工。但是他也否认了这种做法就是要从员工的死亡中获益的说法。他指出：“我们认为，我们并没有从同事的死亡中获益。我们在这些员工身上进行了相当大的投资”，而且“如果他们一直活着的话”，那么公司只能继续支付他们的保险费。这位发言人论辩说，在迈克尔·赖斯的案例中，保险赔付的这笔钱并不是一份令人高兴的意外所得，而是对培训赖斯以及现在重新雇人替换他的成本的一种补偿。“他曾经接受过相当多的培训，并且获得了不付出代价便无法复制的经验。”<sup><a id="ch4" href="#ch4-back">[4]</a></sup>
<a id="ch68-back" href="#ch68">[68]</a> . Ibid.
按照赖斯夫人的说法，无论是她还是她的丈夫，都对沃尔玛公司曾为她丈夫办理人寿保险一事毫不知情。当她得知这份人寿保险单后，她便把沃尔玛告上了联邦法庭，要求把这笔钱判给她的家庭，而不是给沃尔玛。她的律师论辩说，公司不应当从其员工的死亡中获益：“像沃尔玛这样的大公司拿其雇员的生命进行赌博的行为，绝对是应当受到谴责的。”<sup><a id="ch3" href="#ch3-back">[3]</a></sup>
<a id="ch69-back" href="#ch69">[69]</a> . Ibid.
赖斯的遗孀维基·赖斯（Vicki Rice）在得知沃尔玛超市得到了这笔意外之财后感到非常愤怒。为什么这家公司可以从她丈夫的死亡中获益？赖斯生前每天都要为这家公司工作很长时间，有时候每周要工作长达80个小时。她说：“他们先是拼命使用迈克尔，然后毫不费力地得到了30万美元。这太不道德了。”<sup><a id="ch2" href="#ch2-back">[2]</a></sup>
<a id="ch70-back" href="#ch70">[70]</a> . Leslie Scism, “AIG Tries to Sell Death-Bet Securities,”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2, 2011.
48岁的迈克尔·赖斯（Michael Rice）是美国新罕布什尔州蒂尔顿一家沃尔玛超市的助理经理。一天，他在帮助一名顾客将电视机搬上她的轿车的时候，心脏病突发并倒地不起。一周之后，他去世了。根据他的人寿保险单，保险公司为他的死亡偿付了约30万美元。但是这笔钱却没有给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而是给了沃尔玛超市，因为这家超市在先前就已经为赖斯购买了人寿保险，并把自己指定为受益人。<sup><a id="ch1" href="#ch1-back">[1]</a></s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