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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许多经济学者不看好欧元的前景。他们的理由是：在欧元系统启动前，欧盟各国政府可以左右开弓，同时动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应付经济周期；但欧元启动后，“货币政策”由欧洲央行统管，欧盟各国政府的武功便被废了一半。这时，欧盟各国只能靠增加税收或增发国债度日，这便激化了财政赤字的隐患。现在，既然民主体制不能动，政客又必然要讨好选民，而国债又已是天文数字，那么对某些国家而言，除了离开欧盟并重新启动印钞机外，恐怕很难找到别的出路。
顶着舆论的风向，经济学者布坎南和瓦格纳（R.Wagner），在1977年出版的《赤字中的民主》（Democracy in Deficit）中指出：由于人力和资本的重新配置，会造成社会的阵痛和伤害，政客为了争取选票，倾向于选择避重就轻的经济政策。两位作者认为，政客们歪曲价格信号，回避实质变革，通过政府举债来笼络人心，从而使国家债务积重难返，形成现代社会中“民主诱发赤字”的经济规律。这一经济规律，在四十多年后的欧洲债务危机中得到了验证。
经济学揭示的是市场运行的规律。我们知道价格管制会造成资源耗散；我们知道罢工会扭曲劳动力的定价和岗位的配置，结果迫使企业家选择外包策略，从而提升了本地失业率；我们知道福利和补贴政策惩罚了生产者、鼓励了懒惰者并限制了外来的移民，从长远来说会削弱一国的可持续的生产力。古今中外，哪里长期奉行这些政策，哪里的经济就会步入困境。
然而，西方曾经有过大批经济学者，构建各种宏观经济模型，为“制造通货膨胀增加就业、刺激经济挽救衰退”等观念大声辩护。到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这些观念达到全盛阶段，乃至当时还产生了“国家的债务究竟是不是负担”（Is the national debt a burden？）的争论。西方各国政府规模的急剧扩张，与这些观念的流行是密不可分的。
要明确的是，欧美所奉行的经济体制和政策，尽管叫做“资本主义”，但已经融入了大量“干预主义”和“福利主义”的因素。所以，不管是论功行赏，还是兴师问罪，都不应该笼统地使用“资本主义”做标签，而应该具体分析，究竟是哪套制度、哪个安排、哪项政策、在哪些范围，导致了哪些后果。以我的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自由，但各国的民主化进程已经削弱了资本主义的自由程度。
在西方民选社会，政客之所以热衷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调控政策，以回避或拖延真正的“岗位搜索”和“资源重配”过程，根本原因是这些政策能博取选民的欢心。当每一届政客都这么做的时候，一个国家积累的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就会越来越高。天下没有免费午餐，所有这些权宜之计，都迟早要有人来承担代价。
自由和民主，不仅有区别，而且往往有冲突。简单地说，“自由”就是个人的人身、言论、劳动和产业得到法治保护，他们有权与他人缔结契约和进行贸易；而“民主”则是按多数原则，集体商议如何行使国家暴力，来干预人与人之间本来可以缔结的契约、本来可以进行的贸易以及本来可以保有的产业。
举一个例子。“失业”本来是劳动力搜索更高价值岗位的过程，但为了暂时掩盖事实，政府往往会采用所谓“货币政策”，通过超发货币来拔高当前的就业率；另一方面，“衰退”本来可能是生产要素配置错误而导致的结果，但为了拖延纠正错误的痛苦，政府也往往会采用所谓“财政政策”，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来刺激本来不可能维持的生产和消费。
在普选制度下，政客热情兜售的经济政策，包括价格管制、贸易保护、移民劳动资格限制、以罢工为后盾的集体议价、提供廉价住房、增加贫困补贴等，均在不同程度上侵害了个人自由和市场经济。因此，一套成功的民主机制，不在于它如何能低成本地让成千上万的选民投出结果，而在于它如何能在事前严格限定投票和政府的行事范围。
据说弗里德曼曾经半开玩笑地说，经济学家只有好坏之分，而没有什么凯恩斯学派、芝加哥学派或奥地利学派之分。那究竟怎样才是好的、怎样才是坏的呢？弗里德曼认为，不相信世界上有免费午餐的，就是好经济学者。事实上，在几何曲线和数学方程重重混战的背后，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有时也就真是简单到“相信免费午餐与否”而已。
中国没有实施西方标准的民主，但也面临相似的挑战。为了维持社会稳定，政府也经常推出各种暂时讨好民心的经济政策，包括价格管制、收入补贴、产业倾斜、贸易保护、户籍歧视、廉价住房等等。这些政策有看得见的好处，比如政绩、安抚、和谐和缓冲；但也有看不见的代价，那就是增长的税收或国债，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网以及逐渐被侵蚀的自由。
欧洲多国陷入深重的债务危机，令全面运行仅仅10年的欧元体系面临挑战。有朋友慨叹道：“资本主义怎么了？市场经济失灵了，经济学恐怕要改写。”我的看法正相反：经济学恰恰得到了验证，市场规律恰恰显灵了，而西方国家有不少经济政策，恰恰是与资本主义精神背道而驰的。
欧债危机摆在那里，后果严重，根源是政客不得不讨好选民；经济规律也摆在那里，只要奉行错误的经济政策，就必定有人要为午餐付账；但眼前的制度选项并不清晰——我们只知道自由和民主并不重合，但我们仍需探索如何建立宪政（恰如其分地限制政府的职能范围），才能让自由得到保护，让市场得到发展，并让意见得到表达。
2012年2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