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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择权（如自由工会权）受限时，就可能存在剥削，因为那违背自由选择原则。如果企业给工人的价格低于边际生产率，工人靠什么将其纠正？当然可选另一家，但另一家也只给低于边际生产率的工资呢？再跑另家？如果所有企业都在缺乏结社自由下谈价，就可能出现普遍低工资。
另一种办法，是在劳动合同中增加“不罢工”条款，从而增加合同的确定性。签署了合同的工人，如果再参与罢工，那就是违约；而只要法庭执行这种合同，契约精神就得以维护，契约所追求的双赢局面就得以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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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遇到工人罢工，第一次会束手无策，但下次就懂得未雨绸缪。假如你是老板，吃过罢工的亏，你会怎么办？一种办法是准备好替代品，一旦再遇到罢工，就用上替代品。撒切尔夫人在担任英国首相期间，由于要关闭一些长期亏损的国营煤矿，引发了1984—1985年间的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铁娘子处事周密，事先存储了大量煤炭，结果成功地拖垮了罢工。
靠户口制度、靠城乡差限制不同背景、不同身份人的选择空间，不仅违背自由原则，而且使农村人只能去工资低于边际生产率的企业打工，那是制度强制下的非自由选择、制度性剥削。从数理模型上能证明这点。富士康的条件比许多其他企业优越，所以，局部而言它没有剥削，但很难说那不是制度性剥削的体现。
临时以停止工作为威胁来要求加薪，是罢工的雏形。在1902年美国的Alaska Packers’Association v.Domenico案中，雇主准备了渔船，雇用了渔民，从旧金山出发到阿拉斯加捕捞三文鱼。船到了目的地后，渔民们便宣布临时要求加薪，否则就停止工作，这叫罢工。同样，1965年在美国爆发了葡萄园罢工，大量的葡萄眼看就要烂掉，采摘工人集体停工并要求增加工资，这也是罢工。敲竹杠是罢工的首要特征。
我的回应是：户口制度不是富士康造成的，物价飞涨不是本田造成的；相反，是这些企业向农民提供了更多选择，帮助他们切实改善了待遇。如果说收入差距与“权利的影子价格”有关的话，那当然也跟“性别的影子价格”“教育水平的影子价格”和“基因的影子价格”有关。试问企业主必须为“矫正”这些影子价格而承担义务吗？
只有通过（1）在关键时刻忽然停止工作、使得雇主临时无法找到别人替代，或（2）占着工作岗位不工作，并且设法阻止别人代替自己工作，来要挟雇主增加工资或福利的行为，才叫罢工。占着位置不干活并且不让别人代替自己干活，是罢工的基本特征。罢工就是集体敲竹杠，就是集体违约，而且必然包含暴力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