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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家，即早期的“公共选择”学派经济学家，倾向于把症结归咎于民意的整合机制，尤其是民主选举和官员任免机制。他们指出了这个机制的诸多毛病，尤其是它歪曲民意的缺陷。这些经济学家总结说，不是人民愚蠢，而是汇总民意的机器有问题，所以才产生了不良的经济政策。这就是所谓的“珠宝进、不当加工、垃圾出”之说。
前面已经解释，经济学家绝不轻易假定人是蠢的。何况，要说人们在市场领域是聪明的，到了公共领域就变笨，那似乎说不通，这样的解释丧失了逻辑上的一致性。所以经济学家们不得不仍然坚守理性人的假设。同时，他们把目标瞄准了公共决策机制。
就拿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为例。根据经济分析，贸易保护主义的必然结果，是广大消费者受损，高效率的进口厂商受损，以及国内低效厂商得益，而净社会效果是亏的，因为国内低效厂商所耗费的资源，本来可以而且应该转到更有益的其他生产用途上去。但是，为什么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总是挥之不去？
<b>三、“珠宝进、不当加工、垃圾出”之说</b>
早期公共选择学派认为，真正影响公共政策的，是那些能从公共政策中获取巨大好处的利益集团。由于广大消费者不仅非常分散，他们往往互不认识，而且其单独受到的损害并不够大，所以几乎不可能联合起来影响经济政策。至于国外的厂商，也因为不容易联合和缺乏国内的行政资源，不容易在别国造成政策影响。相反，因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得益的国内厂商，则不仅数目少，易沟通，而且获益巨大，所以有很大的积极性通过各种游说的办法来取得对自己有利的经济政策。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在市场领域，个人选择的最优化，能导致总体选择的最优化；而在公共领域，政府顺应民意作出的决策，却与经济学家的理想状态背道而驰？“个人选择”与“公共选择”的结果的差异，困扰了公共经济学家半个世纪。
<b>四、“珠宝进、适当加工、珠宝出”之说</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