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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
拿着刚颁布的《反垄断法》，让我们先看粗枝大叶，然后再看细节末梢。整部法律要处理的核心课题有三个：（一）界定“市场支配地位”，即说清楚什么是垄断；（二）界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即规定禁止垄断者从事何种行为；（三）界定“垄断协议”，即规定禁止垄断者或非垄断者从事何种行为。让我逐一说明，为什么经济学对这三个课题均不提供理论支持。
这样，电信、航空、邮政、烟草、能源、电力等行业就都有可能完全解脱。不少人一直以为，推出反垄断法这样的庞然大物，至少能替他们争取一点诸如“免双向收费”这样的蝇头小利。看过这条规定，他们作何感想？
产业经济大师德姆塞茨（H.Demsetz）在纪念谢尔曼法颁布100周年的会议上致辞时，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我们对竞争的理解中，还没有出现与反托拉斯有关系的内容”（We do not yet possess an antitrust-relevant understanding of competition.）。这不是说经济学还未曾去观察和解释竞争过程，也不是说经济学者还根本不理解反托拉斯法或反垄断法的立法原意，而是说，随着经济学对市场、产业组织和竞争过程的深入研究，经济学家仍然不能对过去一百多年反垄断政策的所作所为，找到确凿的理论支持。
此外，《反垄断法》对“市场垄断”和“行政垄断”两者给予了明显的区别对待。对于“市场垄断”，即在市场竞争下形成的垄断者，《反垄断法》明确规定了禁止其从事的行为，如第13、14和17条。但是，对于“行政垄断”，《反垄断法》并不明确规定禁止其从事的行为，而是先默许其行为，然后对其行为的效果提出了要求。例如，第7条在确立了行政垄断的合法合理性后，《反垄断法》提出：“前款规定行业的经营者……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或者专营专卖地位损害消费者利益。”这里，“控制地位”和“专卖专营”本身显然是不视作损害消费者的利益的。
<b>二、经济学未对反垄断法提供支持</b>
只是在一些不涉及行政垄断结构的领域，《反垄断法》对地方政府的行为作出了规制。第33条规定，行政机关和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妨碍商品在地区之间的自由流通，包括不得“对外地商品设定歧视性收费项目”、不得“对外地商品规定与本地同类商品不同的技术要求”、不得“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等。这些规定本身都是积极的，一般有利于促进竞争和增进社会福利。问题在于第33条与前述第4条如何协调，反垄断法执法机构与地方政府行政力量如何抗衡。
到了大众媒体那里，反垄断法简直就成了许愿树。人们不仅一厢情愿地想用反垄断法来撼动行政垄断，还想用它来对付外国企业势力的经济渗透，用它来压抑因需求增加而导致的春运车票涨价，用它来抑制因时局变幻而导致的能源涨价，还要用它来抑制因通货膨胀而导致的房价、肉价、菜价和面价的上涨。在他们看来，任何“价高量少质低”的经济问题，根源都在于黑心商人狼狈为奸；而实施反垄断法，就能把坏人抓出来，把问题解决好。
<b>五、执法机构职能重叠</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