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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前，中国赤贫，搞的是“论权排辈”。以货币收入算，基尼系数低。但在“多一袋米活，少一袋米死”的年代，“特权”的货币价值是多少？“苟活”用多大的正数表示？“饿死”又用多小的负数表示？实质的基尼系数又是多少？我不知道，其仁教授不知道，基尼系数专家们，也不要站出来献丑，说他知道是多少，且远没超过“国际警戒线”。
不要误会，我无意求证这MBA故事有多普遍，我只是说，光看基尼系数，谁也不知道背后发生了什么，更谈不上判断那是“好事”还是“坏事”。很多人只看数据，却不去分辨背后发生的错综复杂的情况，是科学的态度吗？基尼系数本身就经不起推敲，而那条“基尼国际警戒线”——“国际公认”超过了就会“如此这般”的“线”——则更是胡编乱造。
今天，中国市场化，向“论资排辈”过渡。从货币收入计算，名义基尼系数变大。推高这一系数的动因，不仅有正面的（如我上述的MBA故事），也有负面的（如政府垄断和官商勾结等），更有中性的（如人口结构的变动）。我的观点是：我们必须首先去探究造成贫富分化的成因，再有的放矢地去调整那些成因，而不是只拿基尼系数说事，自欺欺人地以为改造社会的指南针已经捧在手上。
朋友，要是只告诉你“基尼系数被三次推高”，你能猜到背后发生的故事吗？你能判断是好是坏吗？假如你认为“只要基尼系数增大就得劫富济贫”，那么在这过程中究竟应该“劫谁的富”，又应该“济谁的贫”？
上篇文章出来后，大量回应印证了我的推测：无论是匿名网友，还是署名专家，其实都并不关心基尼系数本身的科学性、准确性和现实含义；他们要说的只是：不管基尼系数有多少缺陷，既然大家都感到了贫富分化，我们就必须尽快劫富济贫。
我这位朋友，四年前辞职，收入由“正”变“零”，推高了基尼系数；三年前举债，收入再由“零”变“负”，再推高了基尼系数；两个月前海归，收入跃过国内收入中位数，进一步推高了基尼系数。
匿名网友说什么无所谓，但署名专家，本来应该多少具备数学修养，去理解统计学上的微妙陷阱，去理解量化“生死”和“特权”的困难；也应该多少具备科研耐心，去理清导致贫富分化的多种成因，并在政策建议中加以区别对待。有贼你去抓贼，有冤你去诉冤，不要抱着基尼系数这个不能说明情况的成人玩具，呼吁什么劫富济贫。
只告诉你基尼系数增大，你能借此推断现实发生了什么情况吗？不能。我的一位朋友，四年前从月薪1万人民币的工作岗位辞职，到“非典”笼罩下的北京苦读新东方；三年前，向美国银行借款10万美元，攻读美国名校MBA；两个月前，他回国工作，月薪5万人民币。
我邀请读者思考和讨论三个问题：第一，贫富分化，是否一定是坏事？盖茨（B.Gates）确实比我富裕，但假如不让他富裕，我们每个人都会更穷。实施一刀切的劫富济贫政策，会否打击了社会的进步力量？
读者朋友，知道“数据”，并不等于知道“情况”。死亡率高的医院，就一定表明医院的医疗水平低？一个人洗手的次数多，就一定表明他的手比别人干净？一个人打电话的次数多，就一定说明他很忙？常识告诉我们：不一定，可能相反。
第二，劫富济贫政策，能否有效抑制社会的丑恶行为？假如政府的行业垄断、不当干预和官商勾结等行为，是造成“贫富不当分化”的原因，那么不从根源上进行治理，而只是在收入上实施一刀切的劫富济贫政策，能让腐败的官商就此从良吗？抑或会令他们变本加厉？
上篇文章《中国的基尼国际警戒线》的要点是：（1）基尼系数的计算角度有结构性缺陷；（2）许多隐性收入、福利或灾难根本无法量化；（3）中国的统计数据不可靠；（4）即使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基尼系数算出来，它本身缺乏清楚的现实含义，因为贫富差距拉大未必不好；（5）许多人硬要从不知反映何物的基尼系数中推出“必须立即劫富济贫”的结论，这现象值得警惕。
第三，政府是劫富济贫的操办者，它的“劫富”所得，有多少能真用于“济贫”？须知“济贫”是深奥的学问，否则盖茨用不着脱产行善，巴菲特（W.Buffett）也用不着委托盖茨来散发捐款。到底要培养民间的慈善组织，还是要让政府把它们挤走，独断操办济贫事务？对任何真正热心公益的人来说，这是不容苟且的课题。
2006年7月25日
归根结蒂，收入不平是一个综合的结果，原因有多种，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不公的。我们应该直接去反对不公，而不是笼统地反对不平。置不公于不顾，而去反对不平，只会造成更多的不公和不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