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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参与了不同类型的衍生品合约的交易活动。考虑到衍生品大量使用所带来的系统性问题,我们这样的举动看起来有些奇怪。你或许会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和这些有潜在毒性的物质鬼混在一起?
衍生品还可能造成连锁反应式的风险,因为很多保险公司或再保险公司将它们的风险分散给其他保险公司。在这种情况下,来自于很多合约对象的巨额应收账款随着时间渐渐堆积,参与其中的某个参与者或许认为自己很谨慎,相信它巨大的信用风险已经充分具有多元化分散机制,所以没那么危险。在某些特定的状况下,一个外部事件的发生可能会引起A公司的应收账款发生问题,从而影响B公司,直至影响到Z公司。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引发问题的危机经常是在宁静时刻,由一连串意想不到的事件引发的。
答案是,就像股票、债券一样,衍生品有时也会出现价格错得离谱的现象。因此,很多年来,我们有选择性地参与了一些衍生品交易,虽然数量并不多,但有时涉及的金额非常巨大。我们目前手中持有62个衍生品合约,由我本人亲自管理,并且可以肯定,我们的合约方不存在信用风险。到目前为止,这些衍生品交易的结果不错,为我们提供了可观的利润。尽管我们时不时会经历亏损,但整体而言,我们愿意继续参与下去,并打算从这些衍生品的错误标价中获取巨额利润。
衍生品的另一个问题是,它可能会使一个存在问题的公司由于原本不相关的因素加剧恶化。这种雪上加霜效应的发生,往往是因为很多衍生品合约要求公司信用等级一旦被调低,立即需要提供更多的担保给合约方。可以想见,一家公司因面临困境而遭到降级,与此同时,衍生品合约要求它立刻提供事先没有想到的、大量的现金作为担保。这种要求会将公司抛入流动性危机,在一些情况下,触发新一轮的降级。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使得公司最终崩溃。
衍生品交易是危险的,因为它使用了极大的杠杆率,增加了我们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它几乎让投资者难以理解,在分析我们最大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时无从下手。它使得房利美(Fannie Mac)、房地美(Freddie Mac)这样的巨型公司多年来,进行了巨大的虚假的利润陈述。两房的情况是如此令人困惑,以至于联邦监管机构OFHEO(联邦住房企业监管办公室)的百余名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除了监督这两家公司之外,其他什么都不用干了。即便如此,他们也好似彻底地迷失在两房迷宫般复杂的账目里,不得要领。
我可以肯定地说,在衍生品业务中所犯的错误不是对称的,它们几乎总是有利于那些眼睛盯着数百万奖金的交易员,或是有利于希望报出引人瞩目“盈利”的CEO(或者两者兼有)。交易员领到了奖金,CEO兑现了他的期权,只有股东们在很久之后,才会发现这些报告的“盈利”都是虚假的。
实际上,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证明,一些在大金融公司任职的CEO们(或前CEO们)也没有能力去管理如此庞大而复杂的衍生品生意。芒格和我也在这个倒霉的名单里,1998年收购通用再保险公司时,我们就知道搞不定它与884个对手(其中很多我们闻所未闻)签署的23218个衍生品合约,所以,我们决定不做这生意。尽管我们退出时,在一个温和的市场中运作,没有压力,但还是花了五年时间,损失超过4亿美元,才大致完成了这项任务。离别之际,我们对这类生意的感觉印证了一首乡村民谣的歌词:“在了解你之前,我喜欢你更多。”
估值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层面。近些年来,一些大规模的欺诈和类欺诈案都是由衍生品交易引发的。例如,在能源和电力行业,很多公司利用衍生品以及交易活动,在账面上创造出巨额“盈利”,直到它们试图将资产负债表上记录的与衍生品相关的应收账款转变为现金时,才最终东窗事发,根本无法实现。按市场结算真的变成了按神话结算。
更高的“透明度”——这是一个政治家、评论员和金融监管机构最喜欢的良方,以避免未来出现的严重问题,但这个方法对于衍生品引发的问题也无能为力。我还没听说过有什么报告机制,可以较为准确地描述和测量那些由巨额、复杂的衍生品投资组合所带来的风险。审计师无法审计这些合约,监管机构无法进行监管。当我阅读这些公司财报中“信息披露”的10-K部分时,被这些工具弄得头晕,搞不清楚这些投资组合到底是怎么回事(随后,还要吃些阿司匹林缓解一下)。
当然,内部和外部的审计师都会审核这些数字,但能看出其中端倪并非易事。举例来说,通用再保险证券公司到2002年底(关闭它的运营10个月之后),还有流落在外的14384件合约,涉及世界各地672个签约方。每一个合约都有一个或若干个参考变量,导致其合约价值波动不已,其中包括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情况。要想给这些衍生品合约进行估值,即便是专业的审计师也会莫衷一是,分歧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