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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曼也把巴克斯特医疗器材公司（Baxter Tavenol Laboratories）收购美国医疗设备供应公司（American Hospital Supply）的计划透露给了西格尔。1986年，R.H.梅西（R.H.Macy）在高盛的支持下进行杠杆收购期间，弗里曼告诉西格尔市场对梅西公司打算降低出价的传言反应过强：梅西公司正在打算降低出价，但是幅度比市场预测的要小。筹资工作是很安全的。
当西格尔回到自己的公寓时，他数了数钱，还是用恺撒宫的彩带扎着。数完后，他发现只有21万美元，他估计是布斯基的送钱人私吞了。而且，还有一捆钞票不是他所要求的百元纸钞，而是1美元的。西格尔感觉被欺骗了。
当布斯基给弗里曼打电话询问梅西公司的事宜时，弗里曼也很慷慨，向布斯基保证筹资工作会很安全。不管怎样，布斯基在高盛还有一个内线，可以了解梅西公司的收购信息，此人在高盛的不动产业务部工作。
布斯基随口就同意了这个数字，他认为这只代表西格尔提供消息的收益的一小部分。交钱方式也谈妥了，还是跟上次一样。西格尔又来到了广场饭店的大厅里，等待那个皮肤黝黑的送钱人。还是同样的暗号，“红灯”和“绿灯”，然后就是交接手提箱。
这样的泄密活动太普遍了，使得公平市场的概念成了人们嘲笑的对象。不过，其他人在泄露消息时很少像西格尔和弗里曼这样清晰，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必要这么做。并且，他们也不是泄露全部消息。同时，西格尔继续把给弗里曼透露消息看作为了客户利益这个“合理”的目的。
这个数目也是西格尔认为他所需要的。他当年的薪水和奖金是73.3万美元，比前一年要少一些。他刚刚在格雷西广场（Gracie Square）购买了一套四居室的房子，花费了97.5万美元，修理和装修工作刚刚开始。
这种情况在比阿特丽斯公司的交易上表现得十分明了。这是一次杠杆收购交易，也是1985年最具特色的一起交易。它是西格尔同KKR合作的顶峰，也使得该公司功成名就，成为全美首屈一指从事杠杆收购的大腕，令人闻风丧胆。同时，这场交易也是涉及华尔街专业人士大量非法和可疑行为的一次交易。
1983年12月底，西格尔和布斯基见面讨论他的“奖金”。西格尔提醒布斯基，在纳托马斯公司和格蒂公司的收购案中，他所提供的消息非常宝贵。他们还讨论西格尔提供的其他一些建议类的消息，例如他对犹他州管道公司的评估等，虽然这些消息的价值无法同内幕消息相提并论，但是西格尔认为，他也应该得到补偿，这样才算公平。他认为，他同布斯基的关系应该是一种类似“顾问”的性质。最后，西格尔向布斯基提出了25万美元的要求。他没有仔细计算，不过他知道布斯基在纳托马斯一案中收益颇丰，而且，尽管格蒂公司的收购案还没有最后确定，但是他认为布斯基肯定也会赚一大笔的。西格尔只是根据他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奖金计算，认为25万美元是一个相当“公平”的数目。
比阿特丽斯是KKR的第一个“恶意”收购的公司。KKR总是用友好的方式同目标公司的管理层协商进行收购，或者充当白衣骑士参与恶意收购战。然而，在比阿特丽斯一案中，KKR在西格尔的建议下，同比阿特丽斯的原董事长唐纳德・凯利联手合作，向比阿特丽斯公司施加压力。如果比阿特丽斯拒绝KKR的收购，KKR就将强行收购，并将其现在的管理层淘汰，然后让凯利和他的团队入主该公司。这个计划导致KKR的资深合伙人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不久之后杰罗姆・科尔伯格退出了这个有他名字的公司（KKR的第一个“K”，即为Kohlberg），他声称和其他合伙人（亨利・克拉维斯和乔治・罗伯茨）的“理念不同”。
还有一次，布斯基给西格尔打电话，说他得到了一些关于古尔德公司的机密消息，这是西格尔的一个客户。西格尔怀疑布斯基的消息是从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在波士顿的一个经纪人手里获得的，此人名叫唐纳德・利特尔。利特尔为布斯基处理过许多交易，也是一名狂热的马球爱好者，通过玩马球和古德尔公司的董事长威廉・伊尔维萨克结为好友。布斯基让西格尔确认这些消息，但是西格尔撒谎了，说他不知道。
尽管科尔伯格有不同意见，但是这起交易仍然继续进行着。弗里曼很快就为自己、孩子和高盛公司囤积了大量比阿特丽斯的股票。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他都像往常一样和西格尔保持着频繁的联系，每天都通话，但是西格尔不愿意再透露内幕消息了。有时，弗里曼似乎不用再从西格尔那里获取内幕消息了，他的身份使得他可以和克拉维斯本人直接通电话。例如，在万圣节前，约翰・穆赫伦听说KKR收购比阿特丽斯的交易遇到问题后，将自己手中的股票抛售了1/4。在此之后，弗里曼给克拉维斯打电话，问他股价为何下跌。克拉维斯告诉弗里曼：“一切都很好啊。”然后他又说，“我们不会退出的。”这是一次很有价值的交流。几分钟后，弗里曼又买进了比阿特丽斯的6万股股票和几百份看涨期权。
其他的套利人都既惊奇又忌妒。华尔街上还谣传，说布斯基有内幕消息。按照常理，没有人能够一直未卜先知，尤其是在像布朗・福尔曼公司收购雷诺克斯公司这样变幻莫测的交易中。然而，西格尔在这起交易中给布斯基泄露的消息没有发挥作用。甚至直到最后一刻，雷诺克斯公司仍然想反击，因此西格尔认为“毒丸”计划确实会成功。他建议布斯基不要购买该公司的股票。当雷诺克斯公司的董事会突然投降时，西格尔确信布斯基在这起交易上另有内幕消息源。
比阿特丽斯的董事会最终接受了KKR在1985年11月提出的最终报价，每股50美元。此后不久，KKR从帮助自己安排融资工作的投资银行德崇公司获悉，他们无法按照50美元的价格进行融资。价格必须降低或者重新调整融资计划。这个消息对市场会产生明显的影响，因此这个消息是非常机密的，甚至连西格尔都没有告诉。纽约的名流人士、套利人理查德・奈也是套利人圈子的核心成员，他显示了不可思议的未卜先知的能力，在第二天就抛售了30万股比阿特丽斯公司的股票。当天晚些时候，弗里曼和奈在电话中谈及此事，随后弗里曼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克拉维斯。
这起交易对套利人来说也是一次挑战，因为雷诺克斯公司奋起反抗收购。该公司的股票在经历了最初的猛涨之后，开始一路猛跌。形势错综复杂，甚至进入了诉讼程序，使得结果更加变幻莫测。许多套利人都惊慌失措，卖掉了手中的股票，但是布斯基却继续吃进。到了雷诺克斯公司决定投降，接受布朗・福尔曼酿酒公司更高收购价的最后一刻，布斯基还购买了雷诺克斯公司的6.2万股股票。最后，他的股份达到了9%，卖出后共赚到了400万美元。
第二天上午，也就是1986年1月8日，股市一开盘，弗里曼就把手中的期权全部抛售出去。不久之后，纽约证券交易所一位知名的人士——也是“俱乐部”的成员——莫里斯・“巴尼”・拉斯克给弗里曼打电话说，KKR的收购活动遇到了麻烦。弗里曼转而又给西格尔打电话确认这个消息，但是西格尔无法确认，因为他还没听说过这个消息，是从弗里曼这里第一次知道。
不过，西格尔为布斯基提供的消息也有失误的时候，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布朗・福尔曼酿酒公司（Brown-Forman Distillers Corporation）收购雷诺克斯公司（Lenox）一案。雷诺克斯是一家生产精细瓷器的公司。在这起收购中，雷诺克斯公司聘请西格尔组织应对。在应对时，西格尔采用了20世纪80年代最为有效的反兼并策略之一——“毒丸法”。这种方法主要是由从事并购业务的律师马丁・利普顿始创的，但是西格尔对它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这种方法在美国企业界应用十分广泛。这种方法的原理是，如果发生了恶意收购，被收购方就会授予股东极大的权力，来增加恶意收购的代价。例如，雷诺克斯公司就通过发行“毒丸”来拯救自己，如果布朗・福尔曼酿酒公司发动恶意收购，它就授予股东购买布朗・福尔曼酿酒公司股票的权力。
西格尔非常吃惊，这些日子华尔街毫无秘密可言。他是克拉维斯的投资银行家和顾问，但是甚至连他都不知道融资工作出了问题。这只是证实了他的一种怀疑，即泄密者并非他一个人，这在华尔街上已经蔓延成灾了。西格尔给KKR公司打电话，详细询问了情况。
西格尔总是根据他所认为的客户的利益来确定他所泄露的消息。他掌握的秘密消息甚至比透露给布斯基的还要多许多。布斯基不断让他透露更多的消息，甚至提出要往西格尔的一个欧洲账户中存钱。西格尔回答说：“伊万，我对这不感兴趣。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我没有想过要逃到国外去。”布斯基不断尝试，还提出为西格尔投资房地产，甚至还要为西格尔的父亲安排工作。
不一会儿，西格尔就给弗里曼回电话。他说：“你小子的鼻子够灵的啊。”说着，他也为自己的用词感到好笑。这些消息正是弗里曼所需要确认的。当天下午，弗里曼就抛售了比阿特丽斯公司的10万股股票和3,000份期权（这表示可以再购买30万股的权利），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由家族控制的公司的股票常常被低估，因为人们都认为它们不可能被收购。因此，势力强大的家族出现分裂的消息都是套利人渴求的东西。西格尔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了布斯基，布斯基立即买下了格蒂的股票，然后又卖掉，一举获利22万美元。后来，布斯基在这起交易上获利更多，因为宾州石油公司和德士古公司先后出价收购格蒂石油公司。有人估计，布斯基在格蒂公司交易案的收益高达500万美元。
KKR的收购条款不久就被修改，同西格尔所确认的完全一致。尽管这些条款对股东不是那么有利，现金部分从43美元降低到了40美元，但是比阿特丽斯公司几乎毫无选择，只能接受。比阿特丽斯的股票也随之下降。不管怎样，即使没有西格尔的帮忙，弗里曼也能从比阿特丽斯的股票上赚到丰厚的利润，但是西格尔的确认使他避免了损失，并且让他的利润达到了最高。
很快，西格尔就找到了另外一个机会为布斯基和他自己的客户服务。9月，行为古怪的戈登・格蒂给西格尔打电话，他是J.保罗・格蒂遗产的继承人。他说，他对格蒂石油公司的运作方式非常不满。西格尔认为他可能有两个意思：要么是他自己想收购这家公司，可能同其他人合作；要么是他想把自己的股份卖给可能收购该公司的人。
因为西格尔在比阿特丽斯收购案中的角色，基德尔・皮博迪的套利部门没有参与这起交易。然而，1985年对威格顿和泰伯尔来说，仍然是一个收益颇丰的年份。该部门的总收益，在扣除了高额的管理费和开支之后，仍然高达700万美元。由于他们又取得了和第一年同样的好业绩，公司里对他们的怀疑也无影无踪了。尽管人们对威格顿和泰伯尔的技能评价仍然很低，但是这一年的大量交易使得人们感觉，似乎任何人都可以在并购被宣布后投资套利而赚钱。事实上，他们可能真是这样。
西格尔也不想让他在电话中谈论这些东西。后来，西格尔在查看相关的收购数据时才吃惊地发现，布斯基竟然购买了80万股。布斯基在这起交易中的总收益高达480万美元。西格尔认为，这笔钱有他的份儿，以后再向他要。
但是，西格尔知道基德尔・皮博迪套利实力的实情。就像吸毒一样，一次套利的成功总是会激发对下一次套利“行动”的渴望和焦虑，也产生了对内幕消息这一“秘密武器”的需要。对万无一失的激动正在逐渐消失，甚至在压力逐渐增加时也是如此。西格尔知道他已经又拯救了公司一年——但是时间已经到了1986年，在新的压力下，他能够重新开始吗？他对未来日益感到恐惧。
最后，戴蒙德・沙姆洛克公司通过出售一只股票筹集到了收购资金，这起交易在5月完成了。在此之前，布斯基已经囤积了纳托马斯公司的大量股票，不过，他从来没有向西格尔透露具体的数量和价格。
1985年年初，西格尔在产房外面等待着双胞胎诞生的时候，随手拿起一份《纽约时报》，看到了一条德崇公司的证券发行公告，当时，该公司刚刚完成滨海公司对美国天然气资源公司的收购。西格尔心中暗想：“如果他们能够筹集到这笔资金，就能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现在，他看到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他看到产生这种力量的发动机就在他的面前，尤其是德崇，它几乎可以在一夜之间筹集数十亿美元，这种惊人的实力是基德尔・皮博迪永远也无法相媲美的。毫无疑问，在类似斯托勒公司和比阿特丽斯公司的收购案中，德崇公司能够获得惊人的利润。在这些交易中，西格尔作为克拉维斯的顾问出谋划策、献计献策、搜集信息，使得收购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过这只为他赚到了为数不多的顾问费。例如，在斯托勒一案中，基德尔・皮博迪赚到了700万美元，而德崇则赚到了5,000万美元。其他的竞争对手，如高盛和摩根士丹利，都在增强自己的资金基础和巨大影响力，而基德尔・皮博迪却仍然在守着无利可图的经纪业务苦苦挣扎。西格尔感到他好像是一个人在支撑整个公司，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支撑多久。
因此，不久之后，布斯基就开始买进。事情进展得很顺利。直到3月，戴蒙德・沙姆洛克公司决定放弃收购计划，因为它在筹集收购资金方面遇到了困难。布斯基惊慌失措，但是西格尔向他打保票，劝他继续持有。
1985年年底，大概在核算奖金的时候，他直接去见德农西奥，不过这次不是讨论自己的奖金问题。对于1985年的奖金，德农西奥已经根据西格尔对公司的贡献计算出来了，包括套利收益，给他的奖金是210万美元，几乎是以前的两倍。然而，西格尔并没有高兴，相反，他却很绝望。刊登在《机构投资者》上的一篇负面报道增加了他的担忧，基德尔・皮博迪作为一个机构，已经濒临危机的边缘。他向德农西奥乞求道：“拉尔夫，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不能一个人支撑整个公司啊。我每天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一个人不可能为公司创造所有的利润和收益。”西格尔告诉德农西奥，他认为基德尔・皮博迪要想生存下去，必须同其他公司合并。德农西奥看起来既震惊又沮丧：同其他公司合并，基德尔・皮博迪就要失去自己的独立性；并且，他也没有权力决定公司的命运。西格尔感到非常失望，他没有能够使德农西奥面对现实。
两人离开了水街，朝着东河走去，那里是南街码头南部曼哈顿的一大片荒凉的地方。他们悄悄地谈着，还不时四处张望一下，看看是否有人跟踪。西格尔把戴蒙德・沙姆洛克公司的计划一字不漏地说了出来，督促布斯基开始慢慢购买纳托马斯公司的股票，同时提醒他这起交易也可能会黄了。
西格尔第一次萌生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想法：离开基德尔・皮博迪，到一个更强大、更健康、更有前途的公司。他必须脱离套利业务，他知道他参与这种业务是错误的。但是，他很清楚，只要威格顿和泰伯尔还在套利部门，他就难以从中解脱出来。
西格尔认为纳托马斯公司非常符合布斯基的需求，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如果布斯基现在开始购买该公司的股票，就可能比交易早好几个月，提前的时间很长，就不大可能被认为是内幕交易而受到监管；甚至西格尔现在还不能确定交易一定发生。当然，如果布斯基从现在开始买进，他也不是唯一一个可以获利的人。西格尔想让纳托马斯公司的股票出现购买的压力，因此，他要先说服纳托马斯公司，称戴蒙德・沙姆洛克公司可能要对该公司进行友好收购，让它接受收购。要想做成这件事，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纳托马斯公司相信，它已经被人盯上了，很有可能成为被恶意收购的目标。
西格尔同意和拉扎德兄弟公司的主管、温文儒雅的米歇尔・戴维・韦尔见面，他感觉有点儿鬼鬼祟祟的。他们相约在曼哈顿上东地区的凯雷酒店（Carlyle Hotle）吃早餐。西格尔坐在舒适的椅子上，韦尔滔滔不绝地谈起了拉扎德兄弟公司的特色，声称这正是西格尔这样的明星投资银行家大显身手的地方，并提到了费利克斯・罗哈廷是如何在这里飞黄腾达的。
不久，布斯基就从位于水街55号的办公室里出来，急匆匆地朝着西格尔走去。他们一起沿大街走着，西格尔解释说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已经被戴蒙德・沙姆洛克公司聘用，这是一家大型的化工和自然资源公司，该公司打算收购另外一家石油公司。尽管一切都还没有确定，但是戴蒙德・沙姆洛克公司已经向西格尔展示了一串可能的收购对象，其中最有可能成为收购目标的就是一家相对比较小的石油产品公司——纳托马斯公司（Natomas Co.）。
突然，西格尔想起了几年前的一天，当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投行银行家，被指派同罗哈廷共同处理一项交易。那一天，他也首次产生了一个想法：他要成为另一个罗哈廷。可是后来，他却从事了秘密的犯罪活动，背离了自己的梦想。
西格尔在电话里对布斯基说：“我们去喝咖啡吧。”这是他们约定的新暗号，表示他想见面。西格尔现在坚持面谈，因为他担心布斯基的电话被人窃听。布斯基曾经向西格尔谈过他在中央情报局的事情，而且最近他给西格尔送钱的方式，都让西格尔认为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他离开基德尔・皮博迪公司，走到几个街区外的水街，然后踱来踱去，等着布斯基的到来。他在想着如果遇到熟人该怎么办。这是1983年1月，天气寒冷，不是适合在大街上溜达的时候。
但是现在，这种想法又回到了他的心中。他要离开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开创一种新生活，一种没有布斯基、弗里曼、威格顿或者德农西奥的生活，一种远离泥潭的生活。依靠他在并购界的声誉和名望，他可以随心所欲，无往不胜。当20世纪80年代，当华尔街的历史正在书写的时候，西格尔也想成为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