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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7日星期三，穆赫伦的情绪又低沉下来。他尖叫着向牙医说他牙疼得厉害，医生只好给他开了可待因（Codeine）。然而穆赫伦还不知道，他的最大厄运即将来临。
黑尔回答说：“我不能容忍他们正在做的各种违法行为。”
贝尔德在接任卡伯里的职务之后，就把穆赫伦的案子分派给了罗伯特・盖奇。盖奇是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一位经验丰富的检察官，去年才加入反欺诈处，就是为了加强该处的力量。穆赫伦一案同弗里曼或者米尔肯的案子不同，这是布斯基的认罪协议衍生出来的最为一目了然的案子，相对而言也是比较容易审理的。在这个案子上，政府有两个主要的合作证人——布斯基和达维多夫。在一月份，布斯基在陪审团面前做了不利于穆赫伦的陈述，讲述了他和穆赫伦之间的交易，包括股票寄存、操纵股价和透露股票的内幕消息。例如，布斯基作证说他曾经告诉穆赫伦说“推高”海湾西方石油公司的股价，而穆赫伦回答说：“我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贝尔德问道：“为什么？”他本能地抓住机会利用黑尔突然出现的坦诚。但是，紧接着的回答让他震惊不已，在他作为检察官的职业生涯中，他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
布斯基在陪审团面前的大部分供述都和穆赫伦被调查的各种犯罪活动的因素非常接近。在1月13日，盖奇追问布斯基的动机，问他为什么要和穆赫伦从事这些非法活动。布斯基的回答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华尔街全盛时期所特有的心态，当时，犯罪活动似乎已经内化到了人际关系的组织结构中。
1987年11月，黑尔前来作证。他是一个身材高挑的年轻人，棱角分明，深金色头发，似乎没有感到紧张。贝尔德亲自讯问，正如他所预料的，黑尔含糊其词，不愿回答，讯问似乎毫无结果。接着，贝尔德转到了一个似乎无关紧要的问题上，问黑尔为什么离开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黑尔只是稍微犹豫了一下，然后就坦白地回答说：“不是我要离开的，我是被解雇的。”
布斯基对这个问题似乎有一点儿吃惊，他回答时说话的速度也比以往慢了许多。布斯基说起了他和穆赫伦，他说：“我们之间的友谊已经有许多许多年了，互相支持，互相帮衬，一起致富，需要时互相救助，并且两家人的关系也很不错，我们都对慈善事业很感兴趣。”他停顿了一下，思考片刻，然后简单地做了个总结：“我们是朋友。”在布斯基的世界里，金钱和帮助——尤其是消息的交换——就是友谊的实质。他同西格尔和米尔肯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同穆赫伦的关系尤其如此。
检察官向黑尔发了传票，但是，这种方法却失败了。黑尔说他不会自愿和政府合作的。他还聘请了一位律师。检察官希望和他的律师达成某种协议，并且暗示他们想得到一份价值估计，尤其是如果黑尔能够揭发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有违法行为的员工。很快检察官收到了回话，黑尔的律师说，黑尔拒绝提供价值估计。检察官们只好采用最后的办法——让黑尔在大陪审团面前接受讯问，迫使他在取得豁免的前提下作证。这是有风险的，但是，他们知道可能之后黑尔会面临起诉，但是他们感到别无选择。
2月17日下午晚些时候，当穆赫伦仍然在忍受牙疼的折磨时，他的刑事律师奥伯迈尔直接到他那豪华的办公室里来了。当天下午早些时候，盖奇给奥伯迈尔打电话，告诉了他一个不祥的消息：他打算要求大陪审团起诉穆赫伦，罪名是寄存交易和操纵股市。盖奇说，政府现在已经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这项起诉。除了布斯基的证词之外，政府还有书面的佐证，包括虚开的对穆赫伦极其不利的发票。盖奇强调说，如果穆赫伦希望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就必须在诉讼被公开之前认罪，现在就是最佳时机。但是盖奇还明确表示，穆赫伦至少要接受一项罪名，豁免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弗里曼一案调查工作的压力下，卡图希罗将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员工的交易记录收集起来，然后花费大量时间仔细审查。这项工作虽然单调乏味，但是却有所回报。他发现一个名叫威廉・黑尔的员工的交易记录有些可疑，涉嫌内幕交易。当检察官们寻找黑尔时，他们得知他已经不在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工作了，他被解雇了。黑尔也是达特茅斯学院的毕业生。
奥伯迈尔得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为了穆赫伦自己的利益，他必须说服穆赫伦认真考虑认罪的问题。政府所指控的事实基本上没有什么争议，交易记录印证了所有股票的交易。穆赫伦可以证明他自己的心态——他相信他为布斯基声称“寄存”的股票承担了风险，而且他对布斯基操纵海湾西方石油公司股价所获得的利益一无所知——但是，大陪审团必须相信穆赫伦，还必须超过对布斯基和达维多夫的信任，而且旁证也非常重要。
贝尔德认为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可能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可以进一步调查的目标。也许，该公司的负责人是弗里曼的同谋，他们本身就可以被提起诉讼，或者他们可以与政府达成认罪协议，也可以通过提供弗里曼有罪的证据和证词而祈求豁免。然而，贝尔德需要更多的信息，他不想打草惊蛇，让该公司意识到已经成为政府的调查目标，因此贝尔德采用了传统的调查方法：寻找一名对公司不满的雇员，一般很可能是前雇员。很快，他就找到了一个这样的人。
奥伯迈尔向穆赫伦讲了他和盖奇之间通话的主要内容，简要分析了政府在该案上的优势和薄弱之处，然后他提出了同政府合作的可能性，这正是穆赫伦长期以来一直顽固拒绝的。奥伯迈尔问道：“为什么不了结此事呢？”他竭力让语气轻松一些，就好像这并不是世界的末日，“去认罪吧。如果你不去的话，他们就会毁掉你的生活。”穆赫伦满怀疑虑地听着。
卡图希罗认为西格尔想到的这个情况很有价值，因为它显示弗里曼除了西格尔以外，还有内幕消息源。但是西格尔想不起来那个人的名字了，因此他怀疑弗里曼是否向他讲过这个人的名字。然而，卡图希罗通过调查，迅速解开了这个谜团。科尼斯顿公司通过一个名叫奥克利・萨顿（Oakley-Sutton）的公司囤积斯托勒公司的股票，而这家公司的人员和经营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是同一群人。该公司的负责人詹姆斯・里甘和弗里曼在达特茅斯学院上学期间是室友。当然，这就是那个透露消息的人。在弗里曼被捕和西格尔认罪之后大概两个星期，里甘和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受到了传讯。交易记录显示了斯托勒公司股票的预期交易情况，而且电话记录也显示，在交易期间，里甘和弗里曼经常通电话。
穆赫伦生气地大喊道：“我什么事也没做。”他一直坚持说他所做的一切只是帮了布斯基几个忙。
卡图希罗想起来，西格尔在供述中说，他记得在斯托勒公司一案中曾经和弗里曼谈过话。弗里曼向西格尔保证说他知道科尼斯顿合伙公司正在囤积股票，并且准备“认真地”推动一起重大交易。西格尔问弗里曼是怎么知道的，弗里曼回答说：“我同给科尼斯顿公司买股票的人关系很密切。”
奥伯迈尔建议道：“收起你的这套理论吧！”这句话把穆赫伦给逼急了。
在穆拉迪恩的文件被找到之后不久，米尔肯和弗里曼的案子又出现了一个重大突破。在贝尔德任职之后，他就同卡图希罗和麦坎尼坐下来讨论弗里曼的案子。考虑到该案引发了糟糕的负面报道，朱利安尼明确表示此案要优先处理。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因为在撤销起诉时，他们说这只是冰山的一角，并发誓要找到更多的证据来确证。但是，到哪里找额外的证据来确证呢？
穆赫伦差一点儿就要咆哮起来：“我不去认罪，我才不管他们怎么对我。”向政府压力低头的想法激起了穆赫伦对当局的根深蒂固的憎恨，而且他的反应也因为躁狂状态而更加激烈。
现在，穆拉迪恩就不用再重新补做这份文件了。政府不仅仅有了原始文件的副本——这份证据更有价值——而且里面的数字也确证了穆拉迪恩根据记忆讲述的证词。
奥伯迈尔继续说道：“坐牢也不是太糟糕的。”很显然，他没有注意穆赫伦不断积聚的愤怒，“你可以辞职不干了。”
穆拉迪恩一看到这些资料，就大喊道：“就是它，这就是我在佛罗里达州做的东西。”很显然布斯基早就忘了，他在把原始文件还给穆拉迪恩之前，命令秘书复印了一份德崇公司的持股记录。
穆赫伦忍耐不住了。他一跃而起，大声尖叫，咆哮着。他告诉奥伯迈尔要辞退他，并且对他破口大骂。最后，他说：“奥托，我怎么会需要你这种浑蛋律师？”穆赫伦怒不可遏地从办公室走了出去。
12月，贝尔德和他的同事们偶然发现了一些可以指控米尔肯的重要证据。在辛辛苦苦审查关于布斯基交易的所有文件时，调查人员从布斯基的一份个人文件中发现了一个文件夹，上面标记为“DBL计划”。这个文件夹显然是由布斯基的秘书保管的，看起来很像穆拉迪恩制作后又遵照布斯基的命令销毁的对账表。卡罗尔立即把穆拉迪恩叫来辨认。
在奥伯迈尔离开之后不久，焦躁不安的穆赫伦给肯尼斯・比亚尔金打了个电话，这是他原来的律师，就是肯尼思建议他聘请的刑事律师，现在他仍然参与这个案子。比亚尔金竭力劝说穆赫伦平静下来，这却让穆赫伦更生气了。穆赫伦大喊道：“你们这群律师全都他妈的一个德行！”并且说他也要炒掉比亚尔金。说完，穆赫伦就摔掉了电话。比亚尔金和奥伯迈尔对穆赫伦的行为和脾气毫无办法，当晚，他们想找穆赫伦的心理医生谈一谈。但是，这位医生正在加勒比海度假，无法联系上。
贝尔德立即发现内幕交易案的调查同他处理过的黑手党案件之间具有相似性。和有组织犯罪分子一样，华尔街上的嫌疑人也珍视沉默和忠诚，完全抛弃了讲述真相和根除腐败的职责。例如，如果高盛公司的一名合伙人犯了罪，他宁愿自己去坐牢也不愿把公司的其他合伙人牵涉进来。此外，在有组织犯罪活动的调查中，有许多相互关联的案子，但是因为缺乏足够的人手，无法追踪所有的线索。贝尔德画了一个图表，把嫌疑人的名字写下来，并用方框圈了起来。接着，他根据关联性把这些方框连在一起。当他完成时，已经画了将近20个方框，大概形成了一个圆。不是所有的线索都能查到什么。米尔肯位于最上方，德崇公司位于靠近中心的地方。
当天夜里，穆赫伦一夜未睡，一直坐在那里看电视上的电影。他感到自己正处在生死攸关之时：他的生活正在被摧毁，他是一个受害者。
然而，当他着手工作时，他才发现胜利的可能性似乎微乎其微。由卡罗尔和法德拉负责的对德崇公司的调查工作似乎停滞不前，对弗里曼的调查也毫无进展。华尔街是团结起来和政府对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