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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博西迪提出了具体的补救措施：基德尔・皮博迪的高级管理人员，包括德农西奥、洛奇和克兰兹都会被解除职务，如果必要，还可以解雇。基德尔・皮博迪将彻底取消套利业务。博西迪得出结论，投资银行不应该从事套利业务，即使将套利部门隔离开来，也无法确保机密信息不被误用。此外，基德尔・皮博迪还应该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达成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
第二天西格尔见到了佩德威兹，向他详细讲述了和比尔之间的通话情况，并提到比尔多次说给他寄了一封信，要求和他见面。佩德威兹问道：“你查看康涅狄格家中的邮箱了吗？”
通用电气坦率和大胆的提议给检察官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朱利安尼告诉博西迪，通用电气的做法和其他牵涉到这起丑闻的公司的做法不同，真是“一股清新的空气”——很显然，这个其他的公司就是指德崇公司。自从逮捕事件之后，博西迪和纳夫塔里斯第一次看到了一丝希望，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可能不会被起诉。
西格尔在电话中说：“我是马丁，有人敲诈我。”他把那个神秘电话的情况大致给利普顿讲了讲。利普顿督促西格尔第二天去见见拉里・佩德威兹。佩德威兹原来是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刑事处的负责人，曾经为沃切尔律师事务所处理过伊兰・赖克的事件。
正当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一案发生有利转变时，政府又取得了另一项胜利。杰弗里斯公司是洛杉矶一家大型经纪公司，是场外市场交易的先驱者。1987年4月，杰弗里斯公司的董事长博伊德・杰弗里斯接受了两项罪名，并同意合作。杰弗里斯替布斯基“寄存”过股票，政府已经掌握了布斯基给杰弗里斯支付300万美元的证据。这笔钱的原始发票上写着“投资咨询服务和公司金融服务”，实际上，这是寄存股票的对账单，也确认了布斯基利用虚假发票的事，这和支付给德崇公司530万美元的情况类似。
简一出去，西格尔就立即给马丁・利普顿打电话。从私人和业务两个方面来说，他感到利普顿都是他最可靠的律师。利普顿的秘书说她的上司正在休斯敦出差，不过，她告诉了西格尔一个电话，说打这个电话可以找到他。
更令人震惊的是，杰弗里斯还披露了一件和布斯基毫无关系的事。杰弗里斯承认，在一个同谋的要求下，他在运通公司二次发行消防员基金（Fireman’s Fund）的股票时操纵股价。这个阴谋也牵涉到了虚开发票的事。当时，那个同谋因为大量购买股票而推高股价时，损失惨重，为了弥补杰弗里斯的损失，他用这种方式偿还了杰弗里斯。同其他被牵连的人不同，杰弗里斯是对华尔街上最为惯常的行为认罪。正如杰弗里斯的律师们对政府所说的，“博伊德是在帮助客户。他是在客户互相帮助的商业氛围中长大的，现在，规则正在发生变化”。
他回答说：“肯定是胃病又犯了，有时突然就发作了。”
那个让杰弗里斯操纵消防员基金股价的同谋不是别人，正是桑迪・路易斯，他就是在艺人餐厅将穆赫伦介绍给布斯基的那个套利人。后来，路易斯和布斯基吵翻了。路易斯迫切渴望复仇，整个夏天，他几乎一直追着加里・林奇，督促他继续调查布斯基。现在，他的愿望实现了，布斯基被摧毁了，但是笑到最后的却仍然是布斯基。路易斯一直摆出姿态，似乎是华尔街上道德高尚人士的典范，现在，他却愤怒地否认自己有罪。但是，几乎没有人会相信他。他越来越因为伪善而遭到人们的嘲笑。很快，他在华尔街的职业生涯就结束了。
过了一会儿，简进来了，她看到丈夫弯着腰在卫生间里呕吐，非常担心。当西格尔直起身来，竭力振作精神时，她焦虑地问道：“你没事吧？”
但是，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这些胜利上获得的幸福感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在弗里曼、威格顿和泰伯尔一案的调查上，政府似乎在苦苦地挣扎。在回到佛罗里达州之后，西格尔看到了根据他的供述而签发的逮捕证，一下子就变得心烦意乱。政府在指控中，专门选择了联合石油公司和斯托勒公司通信公司两起交易，这是两起最为复杂的交易。关于这两起交易，杜南仅仅审讯过西格尔一次，当时是帕斯卡尔做的记录。当西格尔读到杜南签署的宣誓书时，他非常震惊。这份宣誓书的要点是准确的，但是正如高盛公司发现的，有些细节是不正确的。
西格尔挂断了电话，他摇摇晃晃地离开桌子，紧握着拳头。他一直都害怕这件事情会发生，他大喊道：“终于来了！”突然，他感到一阵恶心，赶紧冲到就近的卫生间。
在杜南的宣誓书中，关于联合石油公司股票回购计划的所有联系都发生在四月份的电话中，这是西格尔在塔尔萨的机场给弗里曼打的电话。实际上，这只是一部分。宣誓书上错误地把好多天和好几周的通话给压缩了。西格尔知道实际的交易记录不会支持这种说法的，并且确实如此。政府还披露弗里曼保存了所做交易的全部文件，西格尔对此也非常震惊。他曾经告诉政府的律师，是布斯基保存的交易记录，而不是弗里曼。拉科夫知道好的辩护律师会利用政府的这些错误，对此案提出质疑，使政府尴尬万分。西格尔明白，毫无疑问他会因为说谎而遭到不公正的指责和起诉。拉科夫原来希望政府在逮捕弗里曼、威格顿和泰伯尔之前会向他和西格尔征求意见，但是检察官们太在意保密的问题，他们没有这样做。现在，一切都太晚了。
“我想，你不敢。”比尔讽刺地说。
拉科夫给卡伯里打了个电话，让斯特劳斯在一旁听着。他想明确地表示，西格尔不应该对这些错误负责。卡伯里承认了政府的错误，并说政府会找机会改正错误的。让拉科夫感到宽慰的是，卡伯里没有企图责备西格尔。他似乎对这些问题没有过分担忧。
“是的，正是。”西格尔说，然后他感觉已经说得太多了，“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否则我会报警的。”
弗里曼、威格顿和泰伯尔在4月9日被起诉，大概就是在他们被捕之后7个星期。政府没有详细说明，只是简要更改了自己的错误，声称联合石油公司的交易发生在1985年5月15日和17日，而不是4月，斯托勒公司的交易发生在4月，而不是12月。但是，政府保留了针对这两项交易的起诉，对每名被告人提起四项重罪。
西格尔再次坚持说他不知道对方在谈什么，然后，比尔明显地表露出了一阵焦虑。他问：“你是那个原来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工作，现在跳槽到了德崇公司的马丁・西格尔吗？”
值得注意的是，基德尔・皮博迪并没有被起诉，这表明通用电气的官员和朱利安尼之间达成的协议发生了功效。为了遵守它支持政府的誓言，基德尔・皮博迪迅速停了威格顿的职，停发工资，也不再支付他的律师费。基德尔・皮博迪的大部分人都不知道，通用电气甚至还采取了更进一步的措施。通用电气的律师同威格顿的律师斯坦利・阿金见了面，并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威格顿只有确实无罪时，他才可以同政府的指控对抗；如果确实有罪，他就应该认罪，并和政府合作。此外，通用电气说，如果威格顿和政府对抗，并且被判有罪的话，它就会起诉威格顿，让他交回该公司购买基德尔・皮博迪股票时支付的300万美元，并且不再支付仍然欠他的300万美元。
“哦，算了吧，别想骗我了。”比尔说着，然后，他的声音变成了威胁性的，“我知道的。”
同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盛公司仍然顽固地支持弗里曼，但是它又发表了一份声明，态度比上次的要温和许多。在声明中，该公司是这样评价弗里曼的：“我们了解他，并信任他。根据我们所了解的一切，我们继续相信他是无辜的，没有违法行为。”
“可是我不认识你啊。”西格尔说。
通用电气公司的措施是正当的。公司的员工被起诉后，应该停职，这完全符合公司的政策。而且，通用电气的高管对威格顿或者泰伯尔确实都不太了解，停职也反映了他们的意见，也就是政府关于西格尔在接收内幕消息上的推测可能是正确的。然而，公司不再支持威格顿的做法让许多员工愤怒异常，尤其是那些对公司的自治权被通用电气这样的工业巨头夺走一事仍然愤慨的人。这些情况对镇定自若的威格顿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对失去公司的支持，他感到非常痛苦，但是仍然坚持己见，认为自己是无辜的。
比尔继续说道：“我给你寄了一封信，在信中我告诉你我想跟你见面。”
同一个月之后发生的骚动相比，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出现的这些情况要温和多了。5月12日，负责该案的两位检察官卡图希罗（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和约翰・麦坎尼一同出现在了负责该案的法官路易斯・L.斯坦顿面前，他们说需要更多的时间准备此案的审判工作。麦坎尼表示，“事后来看”，政府可能应该等等再进行这些引人注目的逮捕行动，他也承认：“如果行动太快的话，我们可能会出错。”
西格尔闭上眼睛，只见布斯基的影子在飘来飘去。他竭力镇定自己，平静地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这确实令人震惊，就相当于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承认政府判断有误，不仅本案，而且包括其他正在进行的调查活动，如米尔肯的案子。通常，被告会要求推迟审理，但是现在，被告的辩护律师们意识到，加快审理工作对他们的当事人有利，因此他们反对推迟。在政府提出推迟建议的第二天，斯坦顿法官支持被告方，援引《第六修正案》要求加快此案的审理工作，否决了这一提议。朱利安尼的发言人对《华尔街日报》说：“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失败。”但是，很显然，被告和他们的支持者有理由欢呼雀跃。
“我是指你和那个俄罗斯人的关系。”
现在，举证的责任落在了政府的身上。是应该继续下去还是选择撤诉呢？很多人都认为撤诉是无法想象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内部发生了争论，卡图希罗和麦坎尼没有参与做出逮捕的决定，他们坚持认为政府有义务将审判进行下去。尤其是卡图希罗，他在该办公室工作多年，深受朱利安尼前任们的熏陶，深谙这里的传统。这种传统几乎不匆忙逮人，但是一旦被告被逮捕，卡图希罗就严肃坚持他们的权力，迅速消除笼罩在他们声誉上的乌云。
西格尔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直接挂断电话。他接着回答：“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信。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接着又是一阵沉默，然后他说出了一句惊人的话。
卡图希罗和麦坎尼都相信，他们可以顺利地办理这个案子，并且有很大机会取得成功。他们相信西格尔将是一个非常称职、极其可信的证人。他们从基德尔・皮博迪和高盛搜集到了大量的交易记录，有充分的证据来支持西格尔的供述。但是，他们缺乏一个很好的确证人。如果只有一个主要证人就对被告提起诉讼的话，任何检察官对此案的前景都不会很乐观，更不要说这个证人还是刚刚承认有罪的人。
“你知道我寄的那封信吗？”
刑事处的负责人霍华德・威尔逊反对他们的观点，他认为政府现在不应该再鲁莽行事，以免错上加错。他可能还有其他的考虑：威尔逊的部分职责就是保护他的上司朱利安尼，以及他的政治前途。朱利安尼取得了一系列广为人知的成功，包括审理了纽约布朗克斯区民主党的领导人斯坦利・弗里德曼贪污腐败案，这个案子是他亲自办理的，并赢得了许多好评。在此期间，正是同布斯基达成协议的时候，因为这个协议和制裁华尔街，他又进一步获得了赞誉。朱利安尼正处在事业如日中天、官运亨通之时，很有可能轻松问鼎纽约市市长或者州长的宝座。媒体对他的报道几乎全都是正面的。但是，现在该怎么办呢？怎么做才更有利呢？是撤销此案等到以后再起诉（届时朱利安尼可能已经离开了这里），还是今年夏天就冒着尴尬失败的风险而继续进行，从而使朱利安尼遭到指责呢？
“没有。”
现在该卡伯里发表意见了。是他建议逮捕的，他对此案有信心。他不是政治家。作为一位资深的检察官，他不愿意否决对此案尽心尽力的同事们的意见。他同意了卡图希罗和麦坎尼的意见，建议将此案继续下去。
“你收到我的信了吗？”比尔问道。
对朱利安尼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如果他否决了卡伯里的意见，将会对卡伯里造成毁灭性的影响。但是，朱利安尼在逮捕行动上曾经支持过卡伯里，结果却非常糟糕。朱利安尼最后接受了威尔逊的建议，命令助理检察官们准备一份寻求撤销此案的动议。
“我不知道。”西格尔急躁地回答。这是一个骚扰电话吗？接着又是一阵沉默。
到第二天中午时分，谣言就散布出来了，说政府要采取非常措施撤销此案。拉科夫给西格尔打电话，告诉了他这件事，西格尔满怀疑虑地问：“会那样吗？”
“你知道的。”对方用一种旁敲侧击的语气说，“比尔。”
拉科夫说：“那是不可能的！”这是根据他多年来在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工作的经验得出的认识。他仍然相信，政府没有确证人是不会随便采取抓捕行动的。他认为政府只会将此案继续下去，即使比检察官们希望的来得更快也会如此。至少，当他在那里工作时，就是这样处理的。
“哪个比尔？”西格尔问道。
但是，这种“不可能的”事情还是在当天就发生了。5月13日，卡图希罗和麦坎尼出现在斯坦顿法官面前。由于此案迅速成为内幕交易案中第一大引发争议的案子，吸引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法庭里挤满了记者、其他潜在被告的律师和好奇的旁听者。卡图希罗显然很痛苦，但是精神要比前一天好多了。他对法官说，政府面临着继续在周三进行审判还是撤诉的选择，最后“做出撤诉的决定”。为了淡化这种尴尬决定的影响，他补充说，现在的起诉“仅是冰山的一角”，并且发誓说政府会寻求新的起诉，把内幕交易的指控从两起交易扩展到九种不同的交易。
“我是比尔。”然后是一阵沉默。星期一，多丽丝告诉西格尔有个叫比尔的人打过电话，但是没有留电话号码。昨天，他又打过来了。而这两天西格尔都像往常一样在8点左右回到家。对这两个电话他没有多想，突然之间他也不知道这个比尔是谁。
三名被告都没有出庭，但是他们的律师们却无法掩饰内心的喜悦，他们甚至抓住机会猛烈抨击政府。威格顿的律师讥讽说，政府采用这种花招“很显然是要逃避对此案的快速审理”。泰伯尔的律师说，这“表明政府在此案的证据不足，逮捕的决定是错误的”。同时，媒体上也铺天盖地地发表了各种报道，声称被告被捕后遭到虐待，并被剥夺了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在多数悬而未决的案子上，辩护律师都会费尽心机避免冲撞检察官，因为检察官在起诉程序上有很大的决定权。但是在这起案子上，辩护律师们却同检察官展开了公开的战斗，而且每战必胜。
“是的。”西格尔回答。
该案异乎寻常的变化对重振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士气没有丝毫的作用。威格顿的支持者们却受到激励，开始为威格顿的复职大声疾呼。在政府撤诉之后的第二天，通用电气公司履行了它对检察官的承诺，将德农西奥、洛奇和克兰兹免职，任命通用电气的一名董事、前伊利诺伊工具厂（Illinois Tool Works）的董事长西拉斯・卡斯卡特为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新董事长，这在该公司激起了更大的愤怒。
“你是马丁・西格尔吗？”
一位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高管说：“几天前我还在想，我们这里需要的是一个听话的老好人。”他的话语中透露出讽刺。博西迪在为通用电气辩护时说，该公司的调查发现，基德尔・皮博迪在财务、行政、管理和信息系统等的控制上存在“重大的缺陷”。
他微笑着看着窗外，孩子们在游乐场上尽情地玩耍。突然，电话铃响了，打破了屋内的宁静。西格尔心不在焉地拿起话筒，而不是等着保姆多丽丝去接。一个男人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沉思。
为了安慰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忠诚员工，马克斯・查普曼被任命为首席运营官，他一度和西格尔是德农西奥继任者的竞争人选。但是他被授予了执行副总裁的头衔，直接向卡斯卡特负责。查普曼对《华尔街日报》说：“他们要我负责为公司赚钱，而新来的卡斯卡特已经61岁了。”他挖苦卡斯卡特的年迈。毫无疑问，通用电气现在行使了对基德尔・皮博迪的控制权，而在它最开始购买该公司时，并没有认真行使过。它安排忠于通用电气的人员负责高级财务和行政管理工作，并且调派通用电气的一批信贷人员负责公司垃圾债券和杠杆收购领域的工作。通用电气在基德尔・皮博迪有6亿美元的投资，它要竭尽全力保护这笔投资。几个星期后，当证券交易委员会宣布它正在和该公司协商罚款2,530万美元的事情时，通用电气的战略变得明显了。同时，朱利安尼公开宣布，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将不会再被提起诉讼。
也许医生的话是对的，上个周末，西格尔偕妻子和朋友们到比斯坎岛郊游。他们乘坐一艘双体船在海上游玩，海面风很大，阳光灿烂，西格尔玩得非常高兴。
对这个结果，通用电气公司没有伤感。博西迪已经达到了他最主要的目标，使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免遭起诉。这比赫顿公司的命运要好多了。通用电气虽然有一种损失感，但是更多的是困惑：像基德尔・皮博迪这样历史悠久、声誉卓著的投资银行怎么会落到这样失控的境遇？现在，该公司可以自由地恢复业务了，从二月份逮捕事件以来笼罩在它上空的被起诉的阴云已经消散。
自从丹尼斯・莱文被捕以后，西格尔几个月来一直都焦虑不安，现在他感觉好多了。莱文被捕的那天，他正在机场的电话亭里，当时他就惊恐不已，第二天，他还去看了医生。他感觉不太舒服，认为自己太紧张了。实际上，他想让医生问他为什么感觉这么糟糕、这么焦虑，他想倾诉一下。然而，医生只是对他快速检查了一番，把他的抱怨晾在了一边。医生说：“你只是太累了，很快就会好的。”
但是，还有什么呢？对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许多人来说，它已经体无完肤、面目全非，变成了通用电气信贷公司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附属物。威格顿遭停职，以及通用电气公司对待他的方式，已经击碎了人们对公司的归属感。没有人还认为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是一个“家庭”了。许多人很快离开了这里，其中就有哈尔・里奇。最后，甚至连约翰・戈登也走了。在一个他们不认可的组织里，他们感到无助和孤独。然而，在沉思冥想时，他们意识到他们所熟悉和热爱的那个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早就消亡了。
1986年10月29日晚上6点30分，马丁・西格尔回到家。他走进卧室，把西装扔到床上。此时，正是晚饭时间，能够在这个时候回家吃饭可真是让人欣慰。他走到书桌前，凝望着窗外。书桌紧靠着一个大窗户，从这里可以俯瞰格雷西广场公园的全景。
20世纪80年代是个孕育造钱“明星”的时代，迈克尔・米尔肯、伊万・布斯基和马丁・西格尔这些举国闻名的人物纷纷登上历史舞台，但是，像他们这样的投资银行家最终也摆脱不了灭亡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