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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格尔夫妇走进房子时,他们充满了敬畏。在铺满了鹅卵石的庭院后面,高耸着一座巨大的乔治王朝风格的别墅。这所房产先前的主人是露华浓(Revlon)的创始人查尔斯・雷夫森。再往前走,穿过一个布置整齐的花园,里面点缀着希腊的雕塑,西格尔夫妇来到一个运动场,一边是一个大型室内游泳池,另一边是一个下沉式的室内壁球场。旁边有一个网球场,网球场还带有透明的圆顶,在冬天,充气后就可以成为室内球场。
因此,米尔肯实际上成了高收益债券的“市场”。他的记忆力超强,债券是谁拥有的、谁发行的、出价多少、到期收益率多少以及谁想购买,他都了如指掌。逐渐地,他的客户对他的研究和敏锐的市场意识变得十分信任,甚至到了言听计从的程度——他怎么指导,他们就怎么投资。他们对市场的公开价格毫不在乎,也不在意米尔肯赚取价差,只要他们能赚钱就行。除米尔肯和他的少数几位同事以外,没有人了解这种市场的价格结构(包括不断提高和买卖利差)。
西格尔夫妇一直开车来到几根大柱子和警卫室之间,然后停了下来。西格尔走到警卫面前,先自我介绍了一番,然后办理了进门手续。突然,他吃惊地发现警卫的腰间挎着一把深黑色的手枪。
米尔肯可以尽情发展,为所欲为,因为这个市场几乎完全无人监管。他的交易活动几乎完全属于所谓的“二次发行”。在这样的交易中,一个大型保险公司可以决定大笔抛售它从原始发行公司那里购买的债券,它可以卖给德崇公司,然后由该公司再卖给自己的债券购买人。这种发行不用在证券交易委员会登记,也没有公开的上市价格可供参考。垃圾债券市场就是早期的美国金融边缘市场,由强者主导弱者的大体公平。
按照布斯基指示的路线,西格尔夫妇从曼哈顿一直向北开,大约行驶了45分钟,途中经过贝德福德和克斯科山等几个高档社区。这一地区十分广阔,到处都是大庄园,山上森林密布,郁郁葱葱,甚至还有一些独立战争之前的房屋。许多大房子从公路上是看不到的。布斯基的庄园十分庞大,占地200英亩,别墅在庄园的最后面,客人从大门进来后,沿着像迷宫一样的车道蜿蜒前行,有时甚至会迷路。
一天,德崇公司位于曼哈顿下城办公室的一个销售人员加里・温尼克帮自己的一个客户从米尔肯那里购买了一些债券,而温尼克只挣到了1个点的1/8的利差。(1个点就是债券面值的1%。因此,如果利差是100万美元的话,1个点的1/8就是1,250美元。)后来,温尼克发现米尔肯的利差实际上是30个点,而他自己就独吞了利差的29.875个点。温尼克对此十分愤怒,他很震惊米尔肯如此贪婪。毕竟,他们都是同事,他竟然也这么苛刻。因此,温尼克去找米尔肯的上司坎特进行投诉,但是坎特置之不理。到1976年时,温尼克终于明白:米尔肯为公司赚了大钱,没有人敢管他。
在西格尔和简结婚之后不久,布斯基打电话邀请他们到自己位于韦斯特切斯特县的家中做客。这是布斯基第一次邀请西格尔夫妇到自己家中做客。同时被邀请的还有金融家西奥多・福斯特曼和他的女友,他把布斯基看作他合伙关系中的投资者。西格尔决定带上自己的一份置业计划,让布斯基夫妇给参谋一下。
对米尔肯来说,债券交易只是另一种交易,能够从交易对手那里挤出的收益越多越好。在随后的几年中,米尔肯的同事们在交易台上惊奇而又高兴地看到他从其他交易对手那里一点点地榨取利润。只有在交易中,这种超级本领才能被用来榨取利润,并立即获得满足。很少有人能够胜过米尔肯,因为他是只有在具备了超级本领之后才冒险下赌注的。如果有人能够胜过他,他就会找到这个人,将其收至麾下,为自己效劳。例如,沃伦・特雷普原来是添惠公司(Dean Witter)固定收益部门的交易主管,有一次在卖空房地产投资信托证券时,交易的另一方是米尔肯的一个手下。这些证券的价格猛跌,给米尔肯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特雷普则大获全胜。米尔肯命令手下人去添惠公司查找此人是谁,然后把他挖到了德崇公司。于是,特雷普就成了米尔肯的交易主管。
斯图尔特在巴尔的摩的一些朋友和亲戚警告她不要与犹太人结婚,即使像西格尔这样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也不行。但是,她固执任性,毫不退却,坚持与西格尔相爱。甚至她的一些男同事也不怀好意地推测,她在利用商业头脑来铺就自己的婚姻阶梯。1981年5月,她与西格尔悄悄地结了婚,然后开始计划在韦斯特波特购买一座更大的新房子。
随着米尔肯业务的增长,约瑟夫的业务也在不断增长,只是速度没有那么惊人。约瑟夫立即开始提升德崇公司投资银行业务人员的水平,他聘用了他原来在希尔森公司招募的几个人员,其中就有约翰・基西克、赫伯特・巴彻勒、弗雷德・麦卡锡、约翰・索特和戴维・凯,他让这些人负责一个刚成立的并购业务部。约瑟夫还雇来了一个名叫利昂・布莱克的哈佛商学院毕业生,这个圆脸的年轻人很傲慢,而且刚愎自用。布莱克的父亲是联合商标(United Brands)公司的负责人,当他在哈佛商学院读书时,他的父亲因为丑闻暴露而从办公室的窗户跳楼自杀了。
当公司金融部的主管亨利・凯勒获悉此事后,他向德农西奥汇报,提醒他去干涉此事,阻碍这种恋爱关系。然而,德农西奥无动于衷,根本没有去干涉。其实,公司里很多人都不知道,德农西奥的儿子戴维也在和公司内部职员谈恋爱。德农西奥对此事的容忍反映了时代的变化,也显示了西格尔的巨大影响力。德农西奥似乎还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西格尔单身的日子屈指可数了。
为了使德崇公司在吸引投资银行业务方面树立自己的优势,约瑟夫决定把目标定位于一些被大投资银行不屑一顾的新兴业务或者小公司上。德崇公司把研究范围扩大到了场外交易的股票,尽管这种研究工作并不能给公司带来立竿见影的收益,但这个团队竭尽全力开拓业务,到1977年时,金融部的奖金总额已经达到了100万美元。
基德尔・皮博迪公司长期以来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禁止办公室恋情。办公室恋情曾经破坏过一个投资银行家的职业生涯。但是1978年年底,斯图尔特和丈夫离了婚;不久之后,西格尔和斯图尔特就开始一起打网球了;到1979年8月,他们已经同居了。当同事们试图提醒他时,他置之不理,并且称,他对办公室政治没有丝毫兴趣,根本不在乎此事对他在公司的事业有何影响。
1977年的某一天,约瑟夫给米尔肯打电话解释说,公司的一个客户得州国际(Texas International)需要筹集资金,但是该公司的债务已经很高了,不能得到投资评级。因此,他们想让德崇公司帮助公开发行一种高收益的债券,负责承销并直接在市场上向公众出售。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原始债券,和德崇公司的主流业务“二次发行”不同。米尔肯说他可以试一试。
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第一批商学院的女毕业生纷纷到华尔街求职。简・戴・斯图尔特第一天到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上班,就在该公司的金融部办公室引起了轰动,赢得了很高的回头率。她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聪明漂亮、金发碧眼、身材苗条、风度翩翩、衣着时髦,不过已经结婚。
米尔肯轻松地就卖出了3,000万美元的债券,并收取了3%的高价承销费。当年,米尔肯一口气又帮助无法通过其他机构筹集到资金的公司发行了6支债券。大概在同一时间,他开始兜售投资高收益共同基金的想法,允许小投资者参与垃圾债券的多元化投资组合。米尔肯的低等级债券流动的梦想就要实现了。一场金融界革命已经蓄势待发,而且就在那些曾经对低等级债券不屑一顾的华尔街精英的鼻子底下。
1979年的一天,西格尔向布斯基透露,自己坠入了爱河。他的恋情有可能会成为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一个小丑闻。
同时,曾经被米尔肯“坑”过的温尼克已经根据坎特的要求调到公司高等级债券业务处工作,他也买卖米尔肯的一些高收益债券产品,并且迅速成为德崇公司在低等级债券领域之外业绩最好的销售人员。他工作非常努力,每天都工作很长时间。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他向米尔肯提到,自己和妻子周末要到韦斯特切斯特看房子。米尔肯神秘兮兮地说:“什么也别买。”不久之后,他让温尼克跟着他干——到遥远的加利福尼亚比弗利山附近的世纪城(Century City)工作。
套利人喜欢走极端,容易激动,世故老道,富于进攻性,而且几乎全都追求快速获利。他们在股市的开市和收市之间最为繁忙,在此期间,他们不停地对着电话高声叫喊,进行报价,往电脑上敲打股票代码,时不时地扫视一下屏幕上不断变化的数据,向每一位能够想到的潜在消息来源打电话刺探内幕消息。下班后,他们喜欢到酒吧狂饮一番,放松放松,比如哈利酒吧(Harry’s),就在距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不远的汉诺威广场;或者,如果他们当天的运气不错,大赚了一笔的话,就会到曼哈顿的高级餐厅奢侈一回。
当时,米尔肯两岁的儿子格雷戈里体弱多病,米尔肯的父亲还患有癌症。他之所以决定搬迁,想要一个健康的气候,想离家人和儿时的朋友近一些只是因素之一,但绝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米尔肯的成功已经与德崇公司的关系很小,而德崇公司的成功却同米尔肯密不可分,这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倒霉的伯纳姆已经成了公司徒有其名的总裁,除了日渐无利可图的零售经纪领域之外,他一窍不通。他最精明的一招就是促成公司的合并,认识到了米尔肯的潜力,并对米尔肯实施了长期的束缚。坎特的影响力甚至更小,他是一个过气的交易员,被新一代人开发出来的电脑运算和复杂战略搞得不知所措。
评估这些被大量购入的、谣传或者真实的目标公司股票的收益率,是西格尔的主要工作之一。套利人也是消息来源之一,从提供线索到其他方面的策略他们都有,他们还能提供即将发生收购的小道消息,以便吸引应对收购的客户。
米尔肯没有兴趣掺和他们的事。
但是,对任何从事并购业务的投资银行家来说,像布斯基这样的套利人的作用日益变得重要。历史上,套利人都是利用不同市场上的价差获利,如伦敦和纽约市场。这是一种稳健的、几乎毫无风险的交易,但是利润也很小。然而,到了后来,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最开始,他们大量购买已经公布的被收购对象的股票,把赌注压在交易成功上;后来,他们开始购买他们预测将会成为收购目标的公司的股票。如果预测准确的话,利润就会十分丰厚。
何不搬到其他地方呢?这样既可以利用德崇公司作为保护伞,还能有效地实现由自己完全控制的自主操作。因此,米尔肯向温尼克和其他人透露,他已经打算利用加利福尼亚这块基地,把垃圾债券业务扩展到几乎每一个赢利的领域——从承销、交易到收购、兼并。垃圾债券是一种新的筹资方式——资金可以用于投资银行传统业务的任何方面。只要他安排的奖金制度仍然保持原样,公司里没人敢有任何异议,公司利润的大部分都将在他的控制之下。他在纽约的员工要比公司其他部门的人挣的钱多很多,因此他们全都自愿跟他一起搬走。
布斯基对市场十分敏感,在并购策略和股票囤积战略方面知识渊博,这给西格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见过面,但是两人竟然成了好朋友。在华尔街这个特殊的世界里,亲密的朋友关系完全可以靠电话建立和培养。渐渐地,西格尔把布斯基看作一个可以商讨战略、交换观点和信息的人。他需要从套利人中获取这种信息,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没有套利人供他求教。该公司传统上一直避免从事套利业务,也没有这种部门。德农西奥和戈登都认为套利人声名狼藉,四处刺探内幕消息,只会引发公司内部的利益冲突。
米尔肯和他的家人在家乡恩西诺购买了一座房子。1978年,米尔肯在世纪城星光大道的几间小办公室里开始办公,共有15名德崇公司的员工,包括温尼克。
在西格尔买下康涅狄格州那座房子之后不久,有一天,他的秘书告诉他,一个叫伊万・布斯基的人给他打过电话。当时,西格尔在并购方面的声望正在迅速崛起,有许多套利人给他打电话,他知道布斯基就是其中一个。此外,他还获悉布斯基也是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一个交易客户。因此,他回了这个电话。
由于办公室太小了,米尔肯不得不和交易主管特雷普挤在一间办公室里。在交易日,米尔肯整天听着交易员和销售员的嘈杂声。
后来,当他搬到海边一座更豪华的别墅时,他把这座房子卖给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新闻节目主持人丹・拉瑟。
在米尔肯的控制下,每个人都遵照他的标准去做。每天早上4点半(纽约,即美国东部时间7点半)准时上班,一直工作到晚上8点(纽约11点)才下班。电话声此起彼伏。在米尔肯的桌子上放着两部电话,常常是正在接听一个电话时,另一个就响了起来,只好两个电话一块儿接。交易厅中嘈杂无比,不断有人大声提问和发表评论。在市场闭市后(加利福尼亚时间下午1点,纽约时间下午4点),米尔肯就开始参加会议,从一个会议室到另一个会议室,穿梭不断。会议室里挤满了客户,都希望直接见到他。
西格尔告诉德农西奥,他听从了他的建议,在康涅狄格州买了一座房子,不过不是在格林尼治,而是在韦斯特波特。西格尔开玩笑地说:“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半小时的车程,这已经近得不能再近了。”
米尔肯有时也提前到办公室。当他的员工们在早上4点半来上班时,常常在办公桌上发现他的留言,上面写好了他们当天的工作日程。
但是,西格尔还是去看了看那座房子。之后,他跳上那辆显眼的跑车,沿着95号州际公路一直开。半个小时之后,他来到了韦斯特波特。然后,他用付费电话给一位房产经纪人打电话。他考虑把火岛的别墅卖掉。经纪人带着他到城北小河边的一座旧房子看房,西格尔非常喜欢,就把它买了下来,并花费了几个周末来收拾整理。
1981年,米尔肯发现了一个和特雷普的销售技能不相上下的销售员,此人叫詹姆斯・达尔。从表面上看,他和米尔肯或者德崇公司的其他人基本没有共同之处。他是一个WASP,出生于迈阿密的一个中低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位工作努力的房产经纪人。他以优异的成绩从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毕业,并获得了奖学金,继续到该大学的商学院攻读MBA。达尔英俊潇洒,一头金发,眼睛碧绿,皮肤黝黑,颇有“海滩男孩”的气质,脸上常常露出迷人的微笑。
德农西奥接着说:“在格林尼治我家对面,有一座很不错的房子在出售。”格林尼治在康涅狄格州最高档的郊区,是WASP和白人最多的地方,也是乡间俱乐部和传统的保守派聚集的地方。那里居住的都是西格尔所认识的最为乏味、古板、刻薄的人。此外,他也不能设想住在德农西奥的眼皮底下,尽受他的监督。
米尔肯以前很少关注过这些特点,但是他的同事们说他似乎被达尔身上具备而他缺乏的特点所吸引,就好像他雇用达尔就是专门为了表明,他能吸引那些至少看起来像美国梦化身的人。米尔肯与达尔进行了一连串的谈话,先是在洛杉矶,然后在纽约广场饭店的早餐上。米尔肯问起了达尔的家庭情况,他的妻子,他打算要几个孩子,以及他业余时间都干什么,他的家庭背景,他父亲的工作,等等。但是他从来没有问达尔在哪里上的学,或者他的学业如何。
不久之后,德农西奥把西格尔叫进他的办公室。他说:“马蒂,你还是个单身汉。”德农西奥说完停顿了一下,西格尔被弄得一头雾水,不知所措。他继续说:“你买了一辆阿尔法・罗密欧敞篷跑车,还在火岛买了一座别墅。这可有点太过了啊。”他是什么意思?西格尔心想,他的意思可能是自己的生活方式对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客户来说有点太张扬了吧,或者也许是与公司其他的董事相比来说的吧。但是德农西奥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思,因此,西格尔也不敢肯定。
很显然,米尔肯已经认定达尔具备他所需要的基本条件:真正渴望赚钱、强烈的家庭价值观。当时,达尔正处于失业之中,他之前在花旗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和第一宾州银行(First Penn Bank)一家附属贸易机构工作过,后来又去了西部贸易公司(Trading Company of West)。之后,他回到了佛罗里达,一个朋友把他引荐给了米尔肯。尽管达尔的一些雇主交易记录不好,但是达尔自己的工作却很出色,在第一宾州银行的附属机构,他赚到了45万美元。米尔肯给他的薪水是每月2万美元,并许诺以后提拔他为二把手。
1977年,西格尔成为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董事,是该公司有史以来,除老板阿尔伯特・戈登之外最年轻的一位董事。
米尔肯对达尔的要求和其他员工一样,要求他要有绝对的忠诚和奉献精神,不能离开办公室去吃饭,每天由公司供应早饭、午饭,常常也供应晚饭。为了防止分神,米尔肯雇用了几名妇女帮助员工打理生活,如洗衣服、跑邮局和照看宠物等。达尔刚刚加盟之后不久,还处于调整适应状态,在一个周五闭市后,他打算离开办公室。
德农西奥对西格尔的成功感到十分激动,尽管西格尔经常到处出差,并且他也很少见到他。德农西奥效仿戈登对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实行家长式管理,通常都是单独设置薪水和奖金。1976年,西格尔挣到了十多万美元,这在当时可是一大笔钱,特别是对一个年仅28岁的年轻人来说,这真是不少啊。
米尔肯严厉地问道:“你去哪里?”
1977年,西格尔发明了一种高超但是却很有争议的策略来应对恶意收购,而且这种方法还赢得了几十家公司的经理们对他的垂青——这就是“金色降落伞法”(Golden parachute)。它实际上是一种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高薪雇用合同,规定公司在被兼并时,收购方要向管理人员支付一笔不菲的遣散费。在实际应用中,它能给公司的管理人员带来巨大的收益。
达尔回答说:“我累了,想回家去看研究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