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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所有这些活动的补偿都是金钱。尽管他们的收入还没有达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高水平，但是这已经是华尔街大多数同行收入的5倍了。例如，达尔在抵达洛杉矶第二年，收入就超过了100万美元。1982年，米尔肯自己的收入惊人，高达4,500万美元，但是在当时，除他以外，没有人知晓。
1970年7月4日，西格尔同贾尼丝・瓦尔结婚。贾尼丝是罗切斯特大学音乐系的学生，他们是在两年前相识的。在西格尔加入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之后，他们就搬到了纽约，在曼哈顿东72街租了一套一居室的简陋公寓，租金每月212美元。
然而，大家都遵守米尔肯的告诫，外人几乎都不知道他们的收入有多高。特雷普买了一辆白色的劳斯莱斯敞篷跑车，但是米尔肯不让他开着上班。米尔肯自己生活也相对比较朴素。他的妻子每年都穿着同样简朴的黑色丝绒礼服参加圣诞晚会，他自己开的车是一辆有点破旧的黄色奔驰车，在开了8万英里时，卖给了达尔。当米尔肯和德崇公司的一位重要客户，著名的企业家阿曼德・哈默（Armand Hammer）到他的办公室参观时，米尔肯用塑料杯为他冲咖啡，而办公室的墙上也只是挂了几幅装裱好的奥运会海报。
他的毕业论文写的是如何解决父亲鞋店经营困境的问题。他的解决方案是：鞋店应该转型，专卖高档精品，服务于那些富有、时尚的女性，以避免市场日益加剧的竞争。西格尔的父亲原则上同意了这一方案，但是他的叔叔是专门负责商店采购的，突然得了心脏病。尽管他的父亲没有零售时尚产品的眼光或者天赋，但是西格尔的论文还是得了个“A+”。
米尔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在好莱坞社交圈，米尔肯故意表现出一副普普通通的样子，不给别人留下印象，甚至在生意和业务圈子里也是如此。他阅读的东西几乎全都是研究报告、招股说明书和其他的金融文件。在同事们看来，他是一个完全不谙世事的人，对艺术、文学、政治几乎一窍不通，甚至对时事问题，如果不是和他直接相关的，也一概不知。
20世纪60年代后期席卷美国校园的骚动对西格尔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在1970年美国入侵柬埔寨和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在肯特州立大学枪杀学生事件发生之后，西格尔也被卷入了反战运动之中。他在哈佛参加了一次反战静坐示威活动，并且还抽了几次大麻。然而，当学生们想办法取消当年的期末考试时，他感觉十分生气。不管怎么说，他设法参加了考试，在家中完成答卷，然后把试卷邮寄给老师。
温尼克、达尔和其他一些交易员都读过罗伯特・鲁德鲁姆（Robert Ludlum）于1979年出版的惊险小说《恐怖黑手》（The Matarese Circle）。他们惊奇地发现米尔肯和书中的一个主人公十分相像。这本书是鲁德鲁姆的代表作，描写了一个跨国公司征服世界的故事，内容怪异，情节曲折，引人入胜。构思这一阴谋的是一个聪明能干、野心勃勃的金融家，他一心想着征服世界。他的名字叫盖德龙（Guiderone），但是在书中他从头到尾都被称为“牧羊人”，因为他出生于一个科西嘉的牧羊人家庭。他的追随者全都十分忠诚，甚至愿意为了实现他征服世界的梦想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西格尔在学校不太擅长体育，而且他上学也比较早，因此在身体发育方面明显落后于班上其他同学。然而，进入中学以后，他的学习成绩却十分突出。当时，他的理想是当一名宇航员。中学还没有毕业，他就升入了伦斯勒理工学院（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成为家里第一个大学生。他的学习成绩依然十分优秀，甚至在兼职工作期间也是如此。1968年，他开始攻读化学工程专业的硕士学位。他明白，如果在公司的实验室做一名默默无闻、辛苦工作的工程师的话，他永远也不可能发家致富，因此，他申请了哈佛商学院，并且被录取，于1969年9月进入该校学习。
书中的一个人物说：“我听说过他，他是一位现代的卡内基或者洛克菲勒，不是吗？”
同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历代领导人相比，马丁・西格尔的出身十分普通。他的父亲和叔叔在波士顿开了三家鞋店，依靠美国供应商供货，主要客户为中下层消费者。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许多连锁店从全国性的广告和低价的外国商品之中大为受益，导致他们家的鞋店受到极大的打击，生意十分惨淡。西格尔非常痛苦，他从来没有见过像父亲这样辛苦工作却收益甚微的人。他从小在波士顿的郊区内蒂克（Natick）长大，当时，几乎见不到父亲，因为他一周七天全都在忙碌，甚至晚上也常常待在市里加班。和班上同学的父亲不同，西格尔的父亲从来没有陪他一起打过球。
另一人回答说：“更厉害，更厉害。没有人能够同盖德龙相抗衡。他是巨人，一位工业和金融帝国真正的仁慈君王……我想你们可以称他为‘美国梦的真实写照’。”
在戈登的谨慎领导下，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发展即使称不上惊人，也可以说是十分成功的。为了避免再次出现资本危机，戈登坚持要求公司的管理人员把他们的收益再投入公司中。因此，在1969年交易量和利润急剧下滑，华尔街深受打击之时，该公司因为有充足的资金，得以躲过一劫。公司的副总裁拉尔夫・德农西奥（Ralph DeNunzio）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副主席，帮助安排了像古德博迪公司（Goodbody & Co.）和杜邦公司（du Pont）这样的老牌公司的合并事宜。1971年，也就是西格尔从哈佛商学院毕业的那一年，德农西奥升为纽交所的主席。
米尔肯在比弗利山的门徒们也开始称他为“牧羊人”，这个绰号竟然流传开来。温尼克把鲁德鲁姆的这本小说送给了米尔肯，想看看米尔肯会有什么反应，是否会看出自己和书中的主人公有相似之处。但是据他观察，米尔肯从来都没有读这本书。
20世纪60年代，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时，所有权几乎没有改变，戈登只不过成了该公司最大的股东。在向公司的管理人员分配股权方面，他十分吝啬。
对比弗利山的许多员工来说，当米尔肯的弟弟洛厄尔于1979年加入这里的德崇分部，他们的办公室生活更加恶化了。洛厄尔曾经是一位律师，是洛杉矶的艾尔・马尼拉律师事务所（Irell and Manella）的合伙人，专门研究税法。米尔肯同他的弟弟既有激烈的竞争关系（米尔肯似乎总是想在网球场上打败他），又有保护关系。据同事们讲，洛厄尔到这里来，是为了帮助米尔肯监管所有的合伙人投资活动，并帮助他处理税务事宜。但是，在办公室的其他人看来，米尔肯在这项工作上只相信自己的直系亲属。
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发展历史上，它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一个被牢牢控制的合伙公司，戈登个人拥有公司的大部分所有权和利润。
洛厄尔与他哥哥一样是个不甘平庸的人，但他对人从来都是冷冰冰的，这还不如米尔肯，米尔肯有时对人还表现出一点热情。在那些随心所欲、无拘无束的交易员看来，他既冷若冰霜，又让人讨厌恶心。洛厄尔基本不与其他人交流，他在办公室里单独加了一扇门与外面隔开，这样就可以不用从交易室经过。以德崇公司的标准来看，他的办公室极其奢华，完全超标了，里面用专门定做的木条装饰，并摆放着昂贵的艺术品。除了米尔肯以外，如果其他人走进洛厄尔的办公室里，他会立即夸张地把桌子上的资料合上捂住。有几个交易员故意嘲笑他，也模仿他的动作，无论何时，只要洛厄尔一走近他们的办公桌，他们就把桌上的东西也合上。他们还经常嘲讽洛厄尔，最典型的就是当洛厄尔转过身时，他们也双手叉住胯部，模仿洛厄尔紧张时的一种习惯性动作。
通过把银行业与证券承销、融资和股票、债券和其他证券的发行分开，证券法为现代投资银行业的发展搭建了舞台。在戈登的领导下，基德尔・皮博迪公司集中精力开展证券承销业务，并率先在美国各大城市开设分支机构。正如戈登所说的，这是“推销你的成功之路”。
洛厄尔从不放过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他帮助把德崇公司西海岸的办事处从世纪城搬到了比弗利山一座由他和米尔肯共同拥有的房子里。这是一项精明的投资，公司租用他们的房子，他们除了可以收租金外，在税收上还能获益。而且这里的地理位置又很不错，有升值的空间。街的另一头就是著名的比弗利山威尔希尔酒店，还有许多时尚精品店，如阿玛尼和毕扬。
听证会引发了公众的极大震动，群情激奋。国会通过了两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法案——《1933年银行法》（即《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和《1934年证券法》，并且成立了一个新的联邦机构——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以确保法案的执行。国会认为新证券法的执行十分重要，因此还制定了相关的刑事法规。
现在，这里成了德崇公司的办事处，虽然周围繁荣奢华，魅力迷人，但是就米尔肯而言，办公室里的风格却和这些毫无关系。米尔肯在办公室里摆放了一张巨大的“X”形交易桌，他坐在中间，手下人分坐在四边，桌子上配备着最先进的通信工具。办公室的装修却很简单，只有地址——比弗利山威尔希尔大道9560号——显示出了它的独特身份。
市场崩溃和大萧条的震动在国会中掀起了改革之风，从1932年开始，参议院一连举行多次听证会，由特别法律顾问费迪南德・佩科拉负责推动。在听证会上，佩科拉严词诘问华尔街一些主要的投资银行，使美国公众了解了内幕交易、操纵股价和通过所谓的投资信托公司而牟取暴利是怎么回事。多数被揭露的问题都涉及信息被少数受益人获得，而多数投资人都毫不知情。这些信息不仅仅直接影响到股票的价格，如兼并价格或者收购报价，而且对业内人士还有更加微妙的益处，例如判断报价和询价之间的实际价差，或者了解买入大量股票的买主的身份和背后的动机。
洛厄尔到这里后，给大约12名员工每人发了一个密封好的白色信封，里面是他们的贷款明细，包括米尔肯给他们的住房贷款数额、累计利息以及当期偿还的要求。从那时起，洛厄尔就被看成了米尔肯的财务主管，办公室里的其他人也开始恶意传播洛厄尔的小道消息，包括他和妻子的私生活。
戈登十分喜爱运动，精力充沛，温文尔雅，不屈不挠。他将公司的总部从波士顿搬到了华尔街，并开始开拓新的客户。同许多竞争对手相比，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那就是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声誉，在经历了市场的大崩溃之后，该公司仍然备受赞誉。
1981年的一个下午，米尔肯正在交易桌前工作时，突然昏倒在地。特雷普、达尔、温尼克和身边的其他人都惊恐万分，害怕他们的老板突发心脏病。他们立即把洛厄尔叫了过来。洛厄尔从他的办公室里出来，看了看失去知觉、昏倒在地的米尔肯，然后转身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一句话没说就把门关上了。大家全都目瞪口呆，面面相觑。过了一会儿，米尔肯自己醒了过来，这次神秘事件没有对他造成长期的影响。
现代的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由阿尔伯特・H.戈登掌控，他是波士顿一位富有皮革商的儿子，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1929年，当该公司在市场崩溃中濒临破产之时，年轻的戈登——当时是高盛公司的债券销售员——将自己的10万美元注入公司。1931年，他又同两个合伙人一起将公司买下。
虽然办公室的生活非常紧张，但与在米尔肯的带领下所挣得的钱相比，却显得微不足道，不值一提。米尔肯明确表示，要让每一位员工每年挣到的钱逐渐增多。大体上来说，米尔肯的手下人发现米尔肯身上确实有让他们喜欢的东西。
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贵族血统”，也是吸引西格尔的因素之一。它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投资银行之一，1865年成立于波士顿，当时正是内战结束前夕。公司成立初期，该公司为修建铁路的狂潮融资，主要客户是艾奇逊・托皮卡・圣塔菲铁路公司（Atchison Topeka & Santa Fe）。其客户还包括两大业界巨人：美国钢铁公司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奇怪的是，无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能够赚多少钱，他们都很清楚地发现，仅仅金钱已经无法吸引米尔肯了，在他看来，金钱的作用很有限。有一天，米尔肯在同温尼克闲聊时说，他的梦想之一就是让他的净资产增加到现在的10倍，比如从30亿美元增加到300亿美元。说完，他转头望着从世纪城一直到洛杉矶西部，再到太平洋沿岸的广阔区域，然后问道：“你认为把从这儿到海边的建筑全都买下来要多少钱呢？”
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给他的年薪只有16,000美元，但是西格尔看到了这里的独特机会。该公司的员工年龄都比较大，并且有许多优质的蓝筹股客户。西格尔心想自己在这里可以迅速爬到公司的顶层。
米尔肯可能认识到，只要继续控制高利润的二次发行和垃圾债券的新股发行，这些目标就能够实现。在洛杉矶，他开发了一个垃圾债券客户网，远远超过了他早期在纽约的客户数。其中，同他关系最为亲近的是哥伦比亚储蓄与信贷银行（Columbia Savings and Loan）的负责人托马斯・斯皮格尔。
西格尔在寻找一种丰富多彩和激动人心的生活，只有投资银行能够提供这种机会，因为它要对发行的每只新股做出迅速的市场裁决，或者宣布一场大收购活动。他把目标锁定在三家公司：高盛、希尔森・海登斯通（Shearson Hayden Stone）和基德尔・皮博迪。高盛公司人力资源部的工作人员给他打电话，问他如果该公司打算雇用他，他是否会接受，西格尔没有明确答复。希尔森・海登斯通公司给他的年薪最高——24,000美元。
斯皮格尔非常崇拜米尔肯，与米尔肯一样，他也是个工作狂。在同米尔肯结识之后不久，斯皮格尔就在办公室的墙上贴满了他同米尔肯以及洛丽的照片，有在饭店吃饭时照的，有在聚会上照的。
尽管1971年的变革之风十分强劲，但是华尔街仍然分裂为两大派：“犹太人”和“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 WASP）。早些时候，当一些大公司和银行公开歧视犹太人时，华尔街却已经十分看重价值和进取精神。像高盛公司、雷曼兄弟公司和库恩・洛布公司（历史上就是由德国犹太人贵族的后裔创建的）等已经加入了最著名的WASP派，这些公司还包括摩根士丹利（J.P.摩根金融帝国的一个分支）、第一波士顿银行、狄龙・里德公司（Dillon Read）和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Brown Brothers Harriman）等。多少有点奇怪的美林公司，一度曾经被认为是“天主教”公司。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仍然坚守着WASP的阵营，西格尔是其金融部门中雇用的第一位犹太人。
查尔斯・基廷是林肯储蓄与信贷（Lincoln Savings and Loan）的负责人，他是米尔肯的另一关键联系人。基廷和米尔肯经常谈论家庭问题，两人都很重视家庭关系，认为这是生活中唯一真实的东西。
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总资产大约只有3,000万美元，勉强跻身于全美国20家大投资公司之列。在等级森严的华尔街，它只能算是第二等级，或者叫“主要”等级。排在它前面的是那些“特级”精英公司，如所罗门兄弟、第一波士顿银行、摩根士丹利、美林以及高盛。
但是，同米尔肯关系最为亲近的可能是人寿保险公司（Life Insurance Co.）的执行总裁弗雷德・卡尔。卡尔十分聪明，是最早赞同米尔肯的垃圾债券理论的人之一，很早就成了米尔肯的热情支持者。让办公室其他人吃惊的是，米尔肯在每周五下午都会检查卡尔和德崇公司的投资组合，然后，他问都不问卡尔，就直接在这两个账户之间进行交易。相比之下，他同美国金融公司（Financial Corporation of America）的负责人查理・克纳普之间的关系十分糟糕，他也毫不掩饰地说他是一个“蠢货”。
1971年，美国深陷越战的泥潭之中，反战的呼声高涨，很少有优秀学生就读商学院，更不要说到华尔街去了。西格尔是哈佛商学院中，他那一班的优秀毕业生之一，几乎可以选择任何一家大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他申请的22家公司，全都对他很感兴趣。
米尔肯不满意只能通过大型的储蓄信贷银行和保险公司获取惊人的购买力，尤其是现在联邦政府解除了管制，使得储蓄和信贷业务方面出现了许多新机会。垃圾债券本身利润丰厚，但是它可以发挥更大的力量。米尔肯清楚地看到美国的金融环境即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他从卡尔・林德纳和索尔・斯坦伯格等客户那里听到了这些消息。赚大钱的机会就在于争取公司的控制权，并进行兼并收购，而且似乎还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变体：杠杆收购（或称融资并购），它可以把一个公有的公司进行私有化。在米尔肯看来，这种方式似乎更有利可图——控制了公司就会获得权力。
他没有时间胡思乱想。和新婚妻子甚至连行李都没有打开，他就全身心地投入在一个日夜运作的项目上，目的是从联邦国民抵押协会（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获取一些新的承销业务。西格尔在该项目上的搭档几乎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他只是大概记得他叫西奥多・罗斯福四世或者五世，具体是哪个他都没有搞明白。
米尔肯在悄悄地培育自己的金融网络，并致力于把它变成一个巨大的印钞机，很明显，他重新进入收购领域是早晚的事。米尔肯常常告诉特雷普，没有他不能做的交易，没有哪个公司可以强大到不害怕他的实力。他用坚定的语气告诉特雷普：“我们要拿通用汽车公司、福特公司和IBM公司开刀，让它们胆战心惊、坐卧不安。”
1971年8月，刚刚从哈佛商学院毕业的马丁・西格尔来到了基德尔・皮博迪位于曼哈顿的总部报到。在学校期间，他是班里年龄最小的一个。那天早上，23岁的西格尔在大厅里走来走去，浏览着墙上悬挂的照片，有亨利・基德尔、弗朗西斯・皮博迪、阿尔伯特・R.戈登以及其他人。地上铺着的具有东方风情的地毯，已经略显破旧。他竭力要把这个名门望族和权力金钱结合而成的奇怪而又陌生的世界印在脑海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