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绿色围裙大军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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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和舒尔茨交谈时，他告诉我现在的重中之重是要让12.5万“合伙人”保持信心，的确没有理由去怀疑他此言的诚意。如果星巴克不为兼职员工提供医疗保险和股票期权，也不会有人对此说三道四，但它也依然将其作为原则问题照办。<sup><a id="note46" href="#note46n">[46]</a></sup>舒尔茨一直将员工的福利当作大事来抓。以20世纪90年代初期为例，舒尔茨发现芝加哥店经理吉姆·克里根染上艾滋病，这是位自天天咖啡店时期就一直为公司效力的老员工。在很短的时间内，他的身体迅速崩溃，很快就无法继续工作。舒尔茨闻讯非常难过，据星巴克的早期员工道恩·皮诺回忆：“当时星巴克并无健全的体系应对此类问题，霍华德也没有义务采取任何行动，但他把人力资源部门折腾了个底儿掉，想方设法尽力去为吉姆提供帮助。”克里根不到一年就因病故去，但星巴克支付了其所有的医疗费用，这一政策一直沿用至今，适用于所有身患绝症的员工。
600年前，咖啡的诞生地（即今埃塞俄比亚）还在由一个部落王国卡法统治。据传，卡法有座托法科城堡，承担着一项独特的使命——专门为国王调制咖啡。这也成就了托法科历史上的首个咖啡师。（人们可以设想这样的场景，他们身穿保罗衫、卡其裤，询问主人是否要为咖啡配上杏仁脆饼。）在卡法王国逐步走向衰落后，咖啡制备作为永久性职业在意大利再度兴起。某种程度而言，这也是一种必然，因为在20世纪中叶，意式咖啡机的操作复杂程度堪比太空飞船，令人望而却步。讲究细节、身着燕尾服的咖啡师（意大利式的“调酒师”）将人文精神带入咖啡之中，使其成为一份值得全情投入几十年的工作。即便在今天，意大利咖啡师的平均年龄在38岁左右，和星巴克典型的大学生年纪的咖啡师形成鲜明对比。
经历了又一次的悲剧事件后，舒尔茨重申他永远都不会置员工的生死于不顾。1997年7月，在华盛顿特区的一家星巴克店中，三名店员正准备关门打烊，一个名叫卡尔·库珀的年轻人走了进来，他掏出手枪，命令店员拿出保险柜钥匙，保险柜中装有1万多美元现金。当店长拒绝交出钥匙并准备起身逃跑时，库珀开枪射击，顷刻间三名店员死于非命，他把三具尸体藏匿在后屋，两手空空地逃离了现场。第二天一早，其他员工发现了这三具尸体。当枪击案发生之际，舒尔茨正在度假，听闻此事后他立即租用直升机赶往华盛顿看望遇害者的家人。他随即宣布以后该店的所有利润都会捐给一个致力于防止暴力的非营利性机构。
咖啡师大赛
从舒尔茨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他对员工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视，他似乎将工会组织在星巴克的存在视作对他个人的侮辱，仿佛工会在四处宣称他是压迫员工的恶势力，必须予以反抗抵制。舒尔茨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施仁政于民”会让工会组织无用武之地，他表示要真正替员工着想，而不是针锋相对，言辞刻薄。在他的著作中也有体现类似观点的若干片段。1987年，在舒尔茨买下星巴克时，咖啡店和烘焙工厂中存在两个代表员工的工会组织，在他看来，这说明人们还不信任管理层。舒尔茨立志要扭转局面，使得工会形同虚设。他在书中写道：“我相信在我的领导下，员工会逐渐意识到我会真正替他们着想。如果他们相信我和我的决心，他们就不需要什么工会组织。”舒尔茨此言不虚，他所体现出的关爱令员工深受感触，于是大家自愿投票，将工会取消。
这次星巴克咖啡师的维权热潮引发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在几乎人人都是大材小用的岗位上，大家还能指望雇主做出怎样的公正反应？毕竟，当格罗斯和越来越多的同盟战友在奋力将工会向前推进时，他们的工作却越来越不需要技术含量。这些操作意式咖啡机的绿色围裙大军原本掌握着得来不易的专业知识，现在他们的工作却只剩下满脸微笑，经手钱款，然后按下超级自动咖啡机的按钮即可。当工作场所每年会有80％的员工（其中很多人并不把这份工作太当回事）离职时，成立工会组织似乎也很难说得过去。那么，如今作为星巴克的咖啡师还意味着什么？他们是有一技之长的手艺人，还是警察呢？我们还能指望公司对他们多么慷慨呢？
因此当丹尼尔·格罗斯在曼哈顿中心7356号的星巴克店重提建立工会时，舒尔茨即刻表示出不满。2004年5月，格罗斯宣布自己得到了店中半数以上员工的支持，要求举行一次投票，决定是否加入IWW的新零售员工工会，这不禁令星巴克高层大吃一惊。几天后，舒尔茨录制了一段语音邮件发送给全公司员工，其中他称发展工会“非常令人失望和烦心”，鼓励员工将对工作的不满向管理层反映。发布这样的消息并不违犯劳动法，但是按照格罗斯的说法，这些是反工会运动的“邪恶”的“无情”开端。
但尽管其倾向于令人不快地夸大其词（或许正因如此），格罗斯和他那些支持工会的同事将星巴克小时工的愤愤不平变成了热门话题，媒体上的相关报道多达几十篇，互联网论坛中的相关讨论更是连绵不绝。在这个咖啡师维权行动中，激进的星巴克工会组织甚至还想方设法得到了一个非常不可能的同盟的支持——美国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NLRB）。格罗斯声称星巴克在“恶意反对工会活动”，威胁IWW的支持者，并试图收买那些持观望态度的员工，美国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还当真支持他的部分主张。2006年3月，美国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指责星巴克违犯了劳动法，非法阻挠工会，星巴克尽管在协议中称自己并无过错，但还是做出了赔偿，这是它的一次重大挫败。公司员工的不满还在不断增加，近期，星巴克在加州的诉讼案中又赔偿了1 800万美元，这次是有1 000多名现任和前任分店经理起诉公司非法扣留加班费。（其他州也有类似诉讼在等待有个说法。）公司和部分员工之间这种针锋相对已经发展到一定地步，以至于星巴克在新西兰首次爆发了员工罢工行动，200多名愤怒的员工从奥克兰的9家星巴克分店中走向街头大声抗议。
格罗斯用如此带有感情色彩的语言描述局势也没什么稀奇，他坦言自己在星巴克工作就是为了缴纳房租，并挑起事端。诸如博德斯书店这些“糟糕的工作”经历让格罗斯对美国企业失望透顶。他说：“在此之后，我开始意识到我需要找到应对跨国公司剥削手段的有效措施。”他所说的“有效措施”就是参加了IWW，这倒是不同寻常，因为这家机构几乎都已名存实亡了。IWW是由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组建，在20世纪初期声名显赫，但是其极端的目标限制了它的发展。现在，IWW还在为推翻雇佣阶层而努力，取消工资制度，进而消灭资本主义本身，这使得在其短暂的光辉历程中，这一机构都令雇主和普通民众感到担惊受怕。
若将格罗斯视为极端分子，那就太低估他的能力了。在过去4年间，他一直在鼓励同事们参加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这是个相当有故事的工会组织，他们的主张非常左翼，有时甚至会发展成为社会极端主义。比如，在格罗斯向我解释他的信仰时，他说每个工人都应有机会参加工会组织，接着又补充道，“但警察和狱警除外”，仿佛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会同意这一观点。为什么不包括警察和狱警呢？他答道：“因为这些家伙出卖了他们的阶级利益，这个国家的安全机器是为老板效力的，每当局势不利于资本的时候，他们很快就会出面干预。”的确，格罗斯这位口齿清楚、温文尔雅的27岁年轻人，一谈起星巴克就会情绪激昂，义愤填膺。他在新组建的IWW星巴克工人联合会的一份新闻稿中这样表示：“就凭在星巴克工作所获得的微薄的工资、肆虐的重复性压力危险，与其说这里是个体面的工作场所，不如说是个血汗工厂更贴切。”其实，咖啡师并未被关进星巴克，强迫连续工作16小时不得休息，或者禁用洗手间或进食，这种对比并不十分恰当。
尽管IWW有着底层民众极端主义的倾向，因为大家对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深感不满，但格罗斯还是在星巴克同事当中得到诸多关注。格罗斯告诉我，他们的抱怨主要在于三方面：“首先是工资待遇太低。星巴克员工每小时只能挣到6~8美元，这远不够生活所需。其次是工作时间缺乏保障。董事长舒尔茨大肆盘剥管理层以外的每个人的工作时间，因此每个人的工作时间都不固定，大家都是兼职员工。我这一周可能是工作32小时，下一周可能就只有12小时。如果不了解会有多少资金进账的话，则很难对必要开支做出预算。”最后，还有劳动安全的问题。格罗斯称星巴克咖啡店通常人手不足，使每个咖啡师不得以都要拼命工作，导致重复性劳损和腕管综合征。他表示：“这里谈不上是什么别致的欧洲咖啡店或是温馨的夫妻经营咖啡店，而是麦当劳式的快餐店，每天顾客多得都会排到店外。大家只能以极快的速度工作，这会为员工带来伤害。在吧台工作时，经理会来到你身后不停地下令：‘加快速度！再快些！别讲条件！’”有些人会提到公司慷慨的福利待遇来反驳这些指责，但格罗斯指出员工必须平均每周工作20小时以上且超过6个月后才能有资格享受这些福利，而很多咖啡师都在抱怨，达到这一周期尾声时，他们的工作小时数会莫名其妙地消失不见，使其没有资格享受医疗福利待遇。<sup><a id="note47" href="#note47n">[47]</a></s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