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自由的热土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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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该法案是因为害怕资本外逃，这看上去似乎很合理。我听说在伦敦，太多美国公民想要放弃美国国籍，因此人们不得不排队等上6个月才能办理相关手续。而在日内瓦，美国人要等上14个月才能轮上。50年前甚至30年前放弃美国国籍的人可以忽略不计。也许最著名的例子是亿万富豪约翰·邓普顿，这位共同基金的先驱和慈善家于1964年宣布放弃其美国公民身份，以避免在出售其国际投资基金“邓普顿增长”时支付超过1亿美元的税。他定居在巴哈马群岛，并加入了英国国籍。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陷入困境，比如，当出现贸易逆差，其债务不断攀升，进而，货币不断贬值时，每个人都能看到国家的经济状况不好。历史上，政客们无一例外地找到一种让情况变得更为糟糕的办法，即实行外汇管制。政客们跑到媒体那里说：“听着，所有虔诚的美国人、德国人和俄罗斯人，不管你是哪儿的人，我们的金融市场短时间内会有问题，这都是那些压低美元的邪恶投机者干的——我们的货币没问题，我们是个经济稳健的强大国家，如果没有这些投机者则诸事顺意。”

根据新法律，外资金融机构若不和美国国税局警察签署协议，保证向其提供投资于美国境外账户的美国客户账户的信息，将面临扣除总收益的30%作为预扣税的惩罚性措施。这些金融机构并不认为它们是美国财政部的分支机构，没人付钱给它们做这些额外的工作，以便对其客户进行必要的识别，并向美国国税局提供报告——比如，对某些客户的存款征税。在发现这种禁止性合规产生了不必要的成本后，这些金融机构干脆不再对美国公民开放业务。即使只有一个小错误，都会导致诉讼和被罚款的风险增大，因此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是干脆禁止美国人开设账户。欧洲银行如德意志银行、瑞士信贷、汇丰等都自2011年起注销了所有美国经纪人的账户。

正是政客们对经济管理不善导致了困境，他们指责三类人群造成这一令人遗憾的局面，将人们的注意力从问题的真正原因上转移。指责完投机者后，就该是银行家和外国人了。不管怎样，即便是在好年景时，也没人喜欢银行家。艰难岁月时，更少有人喜欢他们。人们认为他们就是富人，财富增长反而变成了坏事。将外国人作为谴责目标相对安全，因为外国人不能参与选举。他们在国家事务上没有发言权，而且记住，他们的食物很难闻。政客们甚至会谴责记者：“如果记者不写经济疲软的报道，我们的经济根本就不会疲软。因此，我们要制定这一临时举措。”他们说，为阻止货币贬值带来的灾难，我们要让它变得不可能，或者至少让那些带着钱离开国家的人感到很困难——这将不会影响到身为大多数的你们，因为你们不外出旅游，更不会在海外花现金（参见第9章有关伯南克的妄想）。

长期以来，政府一直要求美国人报告其所有的外国银行账户，就像我交税时做的那样。我持有两家外国银行账户已经很多年了（只要账户在，我就要经常按照法律要求报税），他们已经给我打电话说，对不起，我们很爱你，但我们不会再对美国人开设银行账户了，而且我们正准备把已有的美国客户给清理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信息披露的要求一直是我的责任，现在却以更为繁重的形式强加在他们身上。

此后，他们实施严厉的外汇管制。他们总是“临时”，但他们总是将“临时”继续，年年如此。像其他任何政府一样，一旦他们上任，其周围就会形成官僚体系。现在选民选出的人，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维护外汇管制，确保自己活得长点。对国家而言他们总是灾难。资本的自由流动被阻止，钱被困在国内，国家的竞争力也已雄风不再。假如你是美国的拖拉机生产商，政府强行实施外汇管制，你会因此受益，因为那些想把钱汇出美国去买德国拖拉机的美国人只好在国内买拖拉机。你和其他国内制造商将免受市场竞争，除了一团乱麻别无所获。你们产品的品质下降，价格却越来越高，国家经济每况愈下。

本书出版时，有关法律已经生效，让美国人在国外开设银行账户变得不太可能。假设你是福特公司的高管，你被派到福特德国分公司，需要在当地开设一个银行账户用来支付账单和支取欧元。那么根据2003年1月1日开始生效的《海外账户纳税法案》（FATCA），可能会令你成为外国银行的客户变得更为麻烦。

1939年英国实施外汇管制，随后的40年，该国经济持续恶化。正如早前我提到的那样，直到玛格丽特·撒切尔在1979年重新掌控了局面，经济（借助北海石油开发）开始有所改观。外汇管制最近已抑制了中国这样的国家的经济增长，低效的资本分配是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钱总得去某个地方，不能充分地流入及流出，其中一个持续流入的地方就是资产。这就是中国的房地产泡沫，这将引发未来几年的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