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在路上 (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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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其他兄弟的谈话中，我发现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从父母那里得到过任何有关如何与异性相处的建议和意见。我想即便我们问过，他们也不见得知道如何告诉我们该怎么办。他们俩结婚时，几乎刚脱离青少年的幼稚和青涩，根本没有太多的约会经验。我在自我教育中了解到自己的缺点后（生命的中自我意识来得有点迟），我希望我的女儿能做得更好！所有的父母都应该教他们的孩子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常识，我希望在女儿成长的过程中，为她们提供我的见解和建议。我会尽我所能告诉她们自己一路艰辛、自我习得的经验与教训。

就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开打前几天，我注意到埃及空军成功地击落了以色列战机（这令我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以色列空军要远远强于埃及空军），于是我想方设法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埃及空军装备了从苏联进口的先进智能电子武器装备。了解到这一实情后，我立刻跳上了飞机，逐一走访国内各大国防军工企业。当时正面临破产的洛克希德公司（因其过度扩张并在与波音的角逐中败北）以其先进的核心研发部门著称（即位于加利福尼亚、如雷贯耳的“臭鼬工厂”），这里的工程师们为五角大楼研发出最尖端的秘密武器。

我去阿尔霍德-布雷奇罗德合伙人公司工作时，露易丝和我离婚了。（离开哥伦比亚大学校园时，露易丝和她的很多学生都对现实生活有所了解。直到她毕业，她的父母和她40岁的兄弟都没答应为她提供汽车贷款担保，她问我是否愿意提供担保，我同样也拒绝了。）4年半后，我再婚，并再次因为一心一意专注于工作，令这场婚姻注定短命。我并没有特别以此为傲，但我从来就不是“维系良好关系的料”。我57岁时娶了佩姬，直到那时我一直与不同的女性保持阶段性关系。包括我的前两次婚姻，让我在不同的男女关系中跳进跳出。佩姬很特别，因为她能忍受我。我家里有五兄弟（没有姐妹），我们当中只有我一个人离过婚。

在调研了洛克希德和其他国防军工企业（如诺斯洛普公司）之后，我飞到华盛顿先后拜会了五角大楼的官员及参议员们，发现即便是国会里的鸽派，如威斯康星州参议员威廉·普拉克希麦尔等，也倾向于五角大楼应加大在研发尖端电子战争上的军费开支。

我爱这里的每一分每一秒！它已深深融入了我的血液。我忘情地工作，有时甚至一周7天一天也不休息。我甚至希望股市最好别在周末休市——我太爱这份工作了。我依然记得有次在一周内跑了10个城市，拜访了10家公司。世界上真没太多事情值得这样花时间去做。可以理解的是，露易丝却非常恨我有这么多的工作。当我一天15小时都埋头在办公室时，她正卷入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区的学生示威活动中，在她们那里，华尔街臭名昭著。她不明白一个对工作如此疯狂、野心勃勃的男孩最想要的是在华尔街赚钱致富！

越战后，基于国防开支压力（美国对一些新型尖端电子对抗的研发力不从心），当时的国防军工类股票要死不活，每股仅有一两美元——我的研究表明，这些股票便宜得令人心碎，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于是量子基金开始大量买入这类国防军工股票。

华尔街最令人兴奋和迷人之处在于万事万物总是千变万化，你必须随时保持领先且永无止境。这就像一个四维拼图，联结着体积和时间。每天你来工作时成堆的信息迎面而来——有人死了，有人罢工，哪里发生了战争，天气有何变化等。世事变迁，不管发生了什么，投资如果没有做到尽心尽力，就会被无休止地验证。比如你设计了一辆汽车，就会有一个投资预期，即你生产了汽车拿去卖，市场是否接受？但至少这个项目有一个生命周期。对于投资而言，根本没有什么能阻止流动（指资金），这样就形成一个持续、不停的挑战……叫它游戏也好，战争也好，或者管它叫什么都行。

那时在纽约有个聚会，一群年轻的投资高手相约每月聚一次吃晚餐，推荐股票并分享他们在各地的投资经验。他们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聚会，我对其中的一些人有所耳闻，能和他们一起聊聊真是求之不得。席间，我开始解释为什么我们要在洛克希德差不多每股2美元时买入。尽管很嘈杂，我依然能听见有个坐在桌子尽头的家伙在那儿窃窃私语，认为我的想法非常荒谬，那种对此投资策略不以为然的轻慢态度溢于言表。这个家伙有自己的对冲基金，是当时为数不多幸存的一家（理论上讲，这令他看上去高人一等），出于这个原因，他对我投资策略的否定令我在第一次与这些投资精英聚餐时感到非常尴尬。

在我投身华尔街时，正是股票市场最为乏味的10年之初。1970年道指一泻千里，仿佛20世纪30年代股市崩盘重现一般。我先后在3家投资公司工作，做了几年分析师。此后我去了一家颇有口碑的德国老牌犹太人开的投资公司——阿尔霍德-布雷奇罗德合伙人公司（简称A.S.B公司，其创始人格·冯·布雷奇罗德曾是德意志帝国首任宰相俾斯麦的银行家）。1937年，随着纳粹右翼势力的膨胀，A.S.B公司将其运营部门迁往纽约。就是在那里，在那个狭小的家庭作坊式的办公室里，我真正张开了自己的翅膀。

他叫布鲁斯·沃特福尔，和我年纪相仿，他的公司是摩根斯·沃特福尔（他死于2008年）。在聚会之后的几年，洛克希德股票飙升了100倍。我将永远铭记沃特福尔的反应，正是这次聚会，让我今后能继续坚定地说出自己的投资策略。

有一次和指挥官闲聊时我告诉他，服役结束后我要去华尔街工作。那是1968年，股市正一路狂奔直冲云霄，到处都有人谈论自己在股市里赚了多少钱。指挥官也不例外，他让我帮他打理他的投资账户，我同意了。我想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幸运的是，我没让他的账户亏钱。实际上，还让他赚了一点。1968年8月，当我服完兵役后，我把指挥官的本金和利润全交还给他。我不知道此后他做了些什么，不过1968年正值牛市见顶，伴随华尔街的崩溃，出现了一个漫长的熊市，我恰好在股市见顶时离开汉密尔顿堡。